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苏联水利建设的得与失（精装）

这是一部伏尔加河水利史，甚至苏联水利史。

1930年2月12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开始对伏尔加河能源和灌溉问题进行研究，伏尔加河大规模改造由此起步。苏联历史恰恰在几个月前发生转折——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个五年计划上马，其后延续了一个甲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到1989年后一座水利枢纽（切博克萨雷）投产，伏尔加河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与苏联兴衰之路近乎耦合。在本书中，关于伏尔加河水利枢纽的筹备和建设经过、大规模搬迁、劳改营犯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对文化遗产的选择性抢救的描述，为更广泛地了解现代社会的水利建设和“斯大林模式”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斯大林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近现代史上集权主义的典型代表；相反，也有推崇者肯定苏联政府在国家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在本书描绘的伏尔加河水利建设中很容易找到两种迥异观点的证据，既有古拉格、自然和人文生态悲剧，又有发电、航运、科技等千秋之利。但无论如何，“苏联”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

这是一部伏尔加河水利史，甚至苏联水利史。

1930年2月12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开始对伏尔加河能源和灌溉问题进行研究，伏尔加河大规模改造由此起步。苏联历史恰恰在几个月前发生转折——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个五年计划上马，其后延续了一个甲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到1989年后一座水利枢纽（切博克萨雷）投产，伏尔加河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与苏联兴衰之路近乎耦合。在本书中，关于伏尔加河水利枢纽的筹备和建设经过、大规模搬迁、劳改营犯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对文化遗产的选择性抢救的描述，为更广泛地了解现代社会的水利建设和“斯大林模式”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斯大林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近现代史上集权主义的典型代表；相反，也有推崇者肯定苏联政府在国家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在本书描绘的伏尔加河水利建设中很容易找到两种迥异观点的证据，既有古拉格、自然和人文生态悲剧，又有发电、航运、科技等千秋之利。但无论如何，“苏联”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

作者 布尔金·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历史学博士，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国立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学系教授，现居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研究领域为俄国社会经济与生态史，以及伏尔加河流域文化和自然遗产。主要著作包括《伏尔加亚特兰蒂斯：大河悲剧》（2005）、《伏尔加河梯级水电站：俄罗斯的胜利与悲剧》（2011）、《苏联的文物保护（1917—1991）》（2013）、《辛比尔斯克－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沉没瑰宝》（2017）、《追随救世主：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基督教史（公元7—15世纪）》、《斯帕斯克（古比雪夫）：旧城往事与传说》（2018）、《渔人的命运：伏尔加河中游及卡马河下游渔业史》（2020）。

译者 华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领域为俄国科技及政治经济发展。在学术期刊、媒体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和评论，译有《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2019）等著作。

前 言 …… 1

章 伏尔加河流域国家水资源开发政策的沿革

1.1 水利建设的萌芽与发展：从彼得一世到斯大林（17 世纪末— 1930 年）

1.2 构想之战：从萨马拉“伏尔加工程”到“大伏尔加”（1930— 1938）

1.3 伏尔加河水利枢纽修建因素：优先工业与国防

第二章 伏尔加河上“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20 世纪30—80 年代斯大林征服江河计划的实施

2.1 勘测设计工作  

2.2 水利枢纽建设施工：在计划与日常管理之间

2.3 古拉格囚徒参与伏尔加水电站兴建

2.4 人文激变：淹没区居民疏散与其他措施

第三章 伏尔加河水利建设的成就与代价

3.1 水电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被顾及和被忽略的后果

3.2 伏尔加河梯级水利枢纽冲击下的历史文化遗产

3.3 伏尔加河流域的自然环境：退化还是灾难？

结 语

参考文献

缩略词

附 录

一、档案资料

二、 表格

三、示意图

注 释

译后记

这是一部伏尔加河水利史，甚至苏联水利史。

1930年2月12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开始对伏尔加河能源和灌溉问题进行研究，伏尔加河大规模改造由此起步。苏联历史恰恰在几个月前发生转折——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个五年计划上马，其后延续了一个甲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到1989年后一座水利枢纽（切博克萨雷）投产，伏尔加河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与苏联兴衰之路近乎耦合。在本书中，关于伏尔加河水利枢纽的筹备和建设经过、大规模搬迁、劳改营犯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对文化遗产的选择性抢救的描述，为更广泛地了解现代社会的水利建设和“斯大林模式”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斯大林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近现代史上集权主义的典型代表；相反，也有推崇者肯定苏联政府在国家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在本书描绘的伏尔加河水利建设中很容易找到两种迥异观点的证据，既有古拉格、自然和人文生态悲剧，又有发电、航运、科技等千秋之利。但无论如何，“苏联”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

作者 布尔金·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历史学博士，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国立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学系教授，现居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研究领域为俄国社会经济与生态史，以及伏尔加河流域文化和自然遗产。主要著作包括《伏尔加亚特兰蒂斯：大河悲剧》（2005）、《伏尔加河梯级水电站：俄罗斯的胜利与悲剧》（2011）、《苏联的文物保护（1917—1991）》（2013）、《辛比尔斯克－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沉没瑰宝》（2017）、《追随救世主：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基督教史（公元7—15世纪）》、《斯帕斯克（古比雪夫）：旧城往事与传说》（2018）、《渔人的命运：伏尔加河中游及卡马河下游渔业史》（2020）。

译者 华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领域为俄国科技及政治经济发展。在学术期刊、媒体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和评论，译有《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2019）等著作。

细看1921 年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能够发现，这一计划为电力经济发展设定了如下发展方向：1）建设大型电站；2）使用当地燃料资源；3）水资源的广泛使用，以及一系列水电站的建设；4）建设高压输电线；5）在俄罗斯境内有计划地进行能源经济布局。 这与十月革命前如出一辙。

在对水利枢纽修建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过程中，国家委员会遵循了下述原则：1）挑选出自然条件为适宜和水利设施利用有经济价值的地方；2）建设多用途（包括水能、船闸、灌溉等）的水利设施；3）兼顾河水流量调整；4）偏向于使用高压设备以减少建设费用；5）在必须组合蒸汽装置与水压装置时，首先建造蒸汽装置，以满足工程建设机械化对热能的需求。

如表1 所示，在国家电气化计划初期，8 座总功率达到1048 兆瓦的水利枢纽得以建造。根据现代水电站发电功率的分类，只有第聂伯河水电站（占总功率56％）属于大型电站，其他皆为中型电站（44％）。而按地理位置划分，水电站多的地区是列宁格勒州——3 座，乌克兰、高加索、阿尔泰和土耳其斯坦各有1 座。在随后的日子里，高加索的捷列克水电站和伏尔加河中游的塞兹兰水电站也相继进入这一名单。

1920 年初，塞兹兰城的居民找到克日扎诺夫斯基（克氏在1921— 1923 年和1925—1930 年曾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土生土长的萨马拉人），请求克氏将塞兹兰水电站建设纳入国家电气化计划之内。后，该电站于1925 年动工，1929 年11 月7 日投入生产。小功率的塞兹兰水利枢纽（2 兆瓦）是伏尔加河上座，也是一座电气化计划下的水力能源工程。1999 年，俄罗斯国家能源监督管理局授予该水电站全俄一个水利工程安全宣言。  

国家电气化计划起草人在分析水电站盈利程度时指出：“……水电厂可以说是一个资本结构较高的企业，这即是为什么只有在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才能普及这类设备。” 因此，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设计者仅限于建造少量的水力发电站，且以中等功率为主。

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拟定项目的实施、水资源研究的组织和人员培训。 沃尔霍夫工程局、斯维里工程局、第聂伯工程局变成了水利建设的专修学校，因为“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步是培养出熟谙水资源利用的人才队伍，他们能将想法变成现实，并为未来创造运动惯性而非静止惯性”。

到1939 年，10 座规划的水利枢纽中有6 座得以建成。白河和丘索沃伊河水电站没有建成，替代两座斯维里河水电站的是一座斯维里河下游水电站。此外，吉泽利顿与巴克桑斯基的中等功率水电站取代了捷尔斯基水电站。从1918 年到1940 年代初，至少有11 座水利枢纽投入运行。按照电气化计划，装机容量的是大功率的第聂伯河水电站（1927— 1939 年，560 兆瓦），以及两座中等功率的水电站：沃尔霍夫水电站（1918—1926 年，58 兆瓦）和斯维里河下游水电站（1927—1939 年，99 兆瓦）。

我们通过如下数据评估电气化计划在整个苏维埃联盟中的作用和地位。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估算，如表2 所示，到1935 年末，所有地区电站的发电功率达到了48 亿千瓦，2.5 倍于电气化计划的拟定发电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0 座拟建电站中的绝大多数得以建成并正在运行”。1935 年的总出力（即功率）较1913 年增加6.3 倍，较1922 年增加5.5 倍。地区电站的出力较1913 年增加27 倍，较1922 年增加17 倍。倘若我们比较表2 和表3 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913 年和1935 年电站总发电量的差异（0.043 和0.023）。如表3 所示，1935 年水利枢纽的功率是1913 年的56 倍，达到俄罗斯电站总功率的12.9％（是1913 年的9.2 倍）。

20 世纪初，在地方层面（没有中央支持），伏尔加河水资源经济开发计划启动，其中包括能源开发。1910 年，萨马拉工程师K.V. 博戈亚夫连斯基开始对在萨马拉湾处建设水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建设该水电站的目的是保障坐拥廉价能源之地区的工业发展。 随后，该工程项目获得了“伏尔加工程局”的名头。其水电站工程由电站、水坝、运河和水闸组成，总功率588.4 兆瓦，总造价1.3 亿卢布。

首先，博氏对伏尔加河的势能、修建水利枢纽的技术可行性及其经济效益进行了计算。在他看来，一系列先期勘测表明，“在萨马拉河湾上，受惠于极其有利的自然条件（日古利山脉和索科尔山脉的地质构造）， 我们拥有的建造水坝设施的地点。在全国范围内，这里基本上将成为强有力的能源中心，其影响将从萨马拉扩散至方圆100 俄里内的整个区域”。在提出问题和研制张工程图的过程中，博戈亚夫连斯基作为一名“伏尔加工程局不知疲倦的宣传者和狂热者”，从20 世纪30 年代初开始便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

1913 年，工程师G.M. 克日扎诺夫斯基加入研究。然而，萨马拉地方权贵对修建水利枢纽持负面态度，这在萨马拉和斯塔夫罗波尔主教于1913 年7 月9 日给日古利地主奥尔洛夫- 达维多夫伯爵的电报中可见一斑：“尊敬的伯爵大人！上帝泽被于您，请您接受大牧首的告知：萨马拉技术界的空想家们与无法无天的工程师克日扎诺夫斯基纠集起来，计划在您世代相传之土地上建设水坝和大型发电站。请您展现出上帝般之仁慈，在日古利这片土地上重建上帝之世界，将此种谋反之行为扼杀于摇篮之中。”

尽管如此，工程仍继续进行。1915 年11 月23 日，克日扎诺夫斯基在给好友伊利英的信中秘密地写道：“我已与在意大利等国拥有近20 座水电站的资本家群体取得联系，并让他们对我们伏尔加河的事业感到兴趣。” 然而，这一项目却遭到破产。

1919 年初，在萨马拉市自发组织起了日古利地区水利工程可行性研究委员会，它由5 位技术精英代表所组成：铁路工程师K.V. 博戈亚夫连斯基、矿业工程师A.V. 博戈亚夫连斯基、水运工程师A.F. 连尼科夫、电气工程师M.I. 加夫里洛夫和E.V. 卢基扬诺夫。 后者回顾说，一开始， 这一小组“……不仅在萨马拉，而且在莫斯科，被看作白色的乌鸦。好的情况下，也被拿来开玩笑。不仅被市民骂，还被工程师骂……”。然而，一些地方党政和经济领导支持这一倡议，并于1919 年4 月成立“伏尔加河萨马拉湾地区电气化委员会”，委员会由博戈亚夫连斯基领衔，由萨马拉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处组成，并获得了73000 卢布拨款。

1919—1923 年，委员会成员在萨马拉湾进行了土地和水文测量。按既定目标和计划所做的份工作总结于1919 年8 月25 日被送至中央电力科学委员会。从委员会活动伊始便已明确的是，大量勘测经费只能在中央政府机构的帮助下获得，因此，呈交材料中指出了将伏尔加河电气化视为全国性问题的必要性。

1919 年7 月8 日，由格拉夫季奥、克日扎诺夫斯基和K.S. 梅申科夫组成的中央电力科学委员会水路干线会议明确表示，“以水能利用为目标的、对伏尔加河萨马拉湾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随后不久，中央电力委员会和水利局（水利建设管理局——笔者注）得出了低地河流能源不适合利用之结论，因为水坝建设将使河滩地区被淹没。由于勘测设计工作的复杂性和不菲的成本，伏尔加河水资源开发并未进入国家电气化计划之列。

尽管困难重重，但该委员会没有停止勘测工作。1924 年，委员会对日古利水利枢纽方案进行可研，其中包括在伏尔加河上建设水坝和水力发电站，兴修斯塔夫罗波尔- 别列沃洛卡运河，在别列沃洛卡村修建水电站和水坝，并将总装机容量确定为735.5 兆瓦。 除钻探和地质测绘外的所有工作均是小组成员在工作之余自愿进行的。

为普及伏尔加河电气化理念，委员会通过会议和报告形式进行宣传活动。E.V. 卢基扬诺夫说：“……我们收集到了海量材料，有地质材料， 以及43 年里有关伏尔加河的全部水文资料。我们同苏联政府和党组织领导人格外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从1920 年起便已开始在各种会议上为‘伏尔加河电气化’公开发声。在当时，这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与帮助， 因为那时我们被看作不太正常的人。”

国家计委水利会议于1925—1927 年的会议纪要是个能够证明中央政府对伏尔加河经济使用问题展现出相当重视的材料。在1925 年9 月1 日的会议上，契尔尼洛夫做出“关于研究伏尔加河交通问题”的报告。会议成员在稍作补充后批准了其建议，要求区划会议将伏尔加河项目的支出纳入总体预算，并对1925—1926 年的电气化计划做出修订。在被采纳的规划中涵盖了如下问题：经济的沉淀物选择，不同规格的货船、合金、闸口、水力使用前景等。

《总体规划中的伏尔加河及其未来》一文的提纲中指出：“1. 伏尔加河流域过往的运输规模使其自然关注到伏尔加河交通发展的可能性。2. 伏尔加河已经表现出自己是一条强有力的、在散货运输方面无可匹敌的交通线。3. 因此，若排除应用计划经济原则的可能性，以及在与其他交通线无关的技术改良的条件下，伏尔加河上的航行发展独树一帜，其计划互不协调，企业家彼此竞争。近的这些应用正在开启伏尔加河交通质量进一步改良的大门。”

其主要任务在于船只的以旧换新、牵引机件的改良、疏浚、伏尔加河- 黑海航路的沟通，以及流送能力的提升等。有人建言，参考国外经验，鉴于伏尔加河大量水资源是重工业的引力中心，应在该流域发展新老工业中心。而在未来企业活动的布局时，则应将萨马拉湾处300 万马力（2238 兆瓦）电能纳入考虑。在认可了该项目之重要性后，苏联国家计委指出，水力发电设备的建设已超出了总规划的范畴。

伏尔加河水资源经济开发问题的重要性被认定，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伏尔加河下游近200 万顷干旱农田灌溉问题的推动，A.V. 恰普雷金教授在1927 年对此极力倡导。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马拉南部地区，旱灾定期而至，粮食歉收频繁，科学家们曾试图纾解这一问题，但大都无功而返。恰普雷金预见到伏尔加河之水难以汇至河面以上30—70 米高的农田，因而需要机械手段将河水升高。因此，有效的农田灌溉唯有在能源问题纾解以后方能实现。

1929 年1 月19 日，萨马拉委员会的地位得到提升，因为它改组为伏尔加工程局的科学研究部，隶属于中伏尔加河州执委会计划处，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博戈亚夫连斯基任职其中， 恰普雷金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州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划拨2 万卢布“以资科研工作的组织与生产”。方是时，科研部人员开始食君之禄。

萨马拉政府屡次向中央机构和权力机关提出支持伏尔加工程局并将其地位提升至联盟层面的问题，但中央一度并未予以重视。虽然如此， 1929 年，在边区执委会的邀请下，水利技术研究院工程水文处开始在拟建地点进行勘测。其首要目的是厘定随后研究的方向与规模，以及未来之选址。

伏尔加河电气化工作由恰普雷金领衔，并获得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与资金支持。从此，地方与中央的联合勘探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升。在未来水电站和水库的选址上，测绘、钻探等工作相继展开，水文数据也被收集和分析。1930 年，有关日古利水电站15 米和20 米水坝两方案的翔实数据被公布，水文条件的复杂性，搞清土壤渗流特性和容许压强等问题的必要性同时被确定。 与博戈亚夫连斯基的方案不同，恰普雷金在更改了一系列工程参数后提出，将伏尔加河水坝建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砂地沉积层上，而非日古利山脉的岩石层上。

一般来讲，伏尔加工程局当下之经济问题是边区执委会的主要工作内容（1929 年10 月20 日，中伏尔加州被改为中伏尔加边疆区——笔者注），执委会的事务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的，而党政机关——边区党委会对工作进度进行总体管控。

萨马拉政府围绕地区利益坚持不懈进行游说活动，并将之同中央利益挂钩。终，1930 年2 月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审核了中伏尔加边疆区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建议国家计委在2 年之内，从能源和水利灌溉的角度，仔细研究伏尔加河工程的问题”。

对于中伏尔加党政精英而言，联共（布）中央的决议是他们的巨大胜利，因为这使得他们在向前推进自我利益时能够依仗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因此，边区执委会主席团在1930 年11 月18 日的会议上宣布：“向苏联经济会议主席申请，将伏尔加河工程列入突击性建设工程名单。” 伏尔加河改造计划从此被开启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