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初知道郭嵩焘，是差不多三十年前，我正在读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里，收录了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我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

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开办《湖湘讲堂》，请我讲一个湖南的历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此时我对郭嵩焘已经有较多了解，惊讶他的见识，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随电视台的编导去了郭嵩焘老家，与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他的老家湘阴汨罗，几乎找不到“遗迹”。我跟当地的朋友讲，五十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朋友不敢置信。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也喜欢左宗棠，多有能耐的一个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诉诸位，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通过郭嵩焘，我们会看到，近代中国，也许有着不止一种可能的方向与命运，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晚清社会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焘的见识去调整自我、面对西方，会怎么样呢？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历史的现场，正是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的一种能力，也是不应该逃避的责任和使命。

一、郭嵩焘生平大概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征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已经经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要求更多门户开放，要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僧王，而僧王却获得了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的胜利，举朝欢呼。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接下来，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他以身体为由的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1860年9月18日，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1874年，郭嵩焘五十七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朝廷有点绝望，对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接连发生，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二、郭嵩焘的性情

让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或许是因为郭嵩焘在洋务上已经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参奏他“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家乡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讥讽，差点烧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显赫”的朝臣身份，让人对他的言行格外关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焘力求平和而其实无法掩饰的批判性的自我观照，让《使西纪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响异常强烈，好朋友王闿运认为他的文字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所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这是当时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议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说“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无缘无故把“和”字当作罪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焘早已经听惯这种“爱国”言论。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譬如明末魏禧论岳飞“朱仙镇班师事”，他认为就“不足当有识之一笑”，为此不惜专门著文辩论。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焘说，此“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没想到，苦心的“争”和“言”，“证”成的却是“有二心于英国”的苦果。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就如同少年时被人评价的“猛兽鸷鸟”，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曾国藩说他“芬芳悱恻”，刘蓉说他“天资粹美，荧澈无瑕”，他显然不是那种权势欲强、功利心重、可以屈己从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气质清洁、灵台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因为所思深远，富有洞察力，眼界和价值理想非一时一地的

功利可以笼络，又因为敏感于忧患，忠诚于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时，难免生发议论，议论多批评，批评难免针对现实，于是容易让人以屈原、贾谊视之。一旦以屈、贾视之，在功利主义的官场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敌人。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做得像左宗棠那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那样集“功、德、言”于一身，做得像李鸿章那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似是而非。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刘锡鸿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无以复加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因此，郭嵩焘的骄傲，正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上的骄傲，有着此种“先知”般思想观念的人，除非出落成为纯粹的哲学家、宗教家，否则，很难容忍周围的蒙昧。其实，郭嵩焘对于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以至于“一事乖方，椎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范围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下，也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于郭嵩焘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决于对他的观念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如何评价他的关键。

本书以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串联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晚清军政重要人物；通过描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反映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作者：孟泽，湖南双峰人，十五岁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刊》《新诗界》编委。著有《中国历代狂士》《无我有我之境界》《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楔 子 ——————————— 001

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 005

水的隐喻 006

湘阴三郭 008

笑谈都与圣贤邻 018

第二章 鸣镝弯弓赴敌场 ———— 031

亲历鸦片战争 032

进士及第 038

抵拒太平军 042

江南之行 050

第三章 皇帝近臣 ——————— 057

翰林院编修 058

南书房行走 065

第四章 官场人情 ——————— 071

参赞僧王军务 072

查办山东厘税 087

乞归 099

第五章 国变当前 ——————— 103

庚申之变 104

 “知幾” 115

第六章 封疆大吏 ——————— 129

理财筹饷 130

巡抚广东 138

交恶左宗棠 173

第七章 赋闲长沙———————— 195

感逝伤离 196

天地气机 207

 “发现”王船山 217

第八章 谤毁遍天下———————— 223

奉诏入京  224

使英之命 230

众矢之的 233

进退失据 240

第九章 为国家任此艰苦—————— 251

天眷  252

洋务怪现状 256

第十章 西洋镜 ———————— 267

出使  268

奏请禁烟 274

国际舞台 278

西洋之“本” 282

第十一章 国士之知 —————— 303

激赏严复 304

惺惺相惜 310

第十二章 出洋“十宗罪” ——— 315

《使西纪程》 316

同室操戈 322

观念的冲突 341

第十三章 不忍不谈洋务 ———— 349

返湘  350

琉球之失 357

伊犁事件 360

中法战争 366

第十四章 伟大的失败者 ———— 383

斯人独醒  384

天才的自信 396

附录一 “汉奸”与“先知” —— 403

附录二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427

附录三 郭嵩焘大事记 ————— 437

初版后记——————————— 445

增订版后记—————————— 453

本书以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串联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晚清军政重要人物；通过描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反映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作者：孟泽，湖南双峰人，十五岁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刊》《新诗界》编委。著有《中国历代狂士》《无我有我之境界》《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正文试读：

楔子

光绪十五年（1889），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开始撰写回忆录性质的《玉池老人自叙》。写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他行将去世的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日，才于病中收笔。

初的用意，似乎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说，自己年逾七十，精力衰耗已极。疾病颠连，累月逾时，自度无长生久视之理。而诸子诸孙，幼弱不谙人事，恐一旦委沟壑，一切应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所以，趁自己年之未尽，预为之程式安排。届时，让他们可以有所循守。

郭嵩焘交代了自己死后入殓的装束，所含碎玉，所用朝珠、棺具，棺具内他认可的饰物，报丧的范围，以及应该遵行的祭奠礼仪。他说：吾素寡酬应，年来朋旧凋落，往来知好尤少，学行声名，无关时俗轻重，无庸讣告亲友，以滋唁问之烦。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徒使诸老辈奔走来临，相与叹息，以重吾心之咎。他要求“删除一切繁文”，以“情所宜尽，义所应为”为准，而“不必尽依世《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册，755页，岳麓书社2012年。后引或不再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日期。

俗通行之礼”。他告诫家人，不准延僧诵经，他深不喜释氏“福田利益之说”，禁用“争奇斗巧，烦费无谓”的纸扎，等等。

写着写着，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关于自己生平的回首和反思，谓“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后又经兵乱，出入军幕，蒙被国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国计民生，而尤以抱道自重为心，未尝敢稍自贬损”。又谓“吾自通籍后，连丁父母忧，又值粤匪之乱，遂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如此，种种事迹与心迹，“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他决定把“区区一生行谊”记录下来，以稍存崖略。

“未尝敢稍自贬损”，这是郭嵩焘置身于衰颓之世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许可；“无敢稍释于心”，这是郭嵩焘自觉对于天下家国的抱负和使命。他确实是在这样的自命和自许中度过自己并不平顺的一生的，为此，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智和热情。然而，所到之处，总不免荆棘丛生，“耿耿此心，自喻之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他自承：生平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