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问·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积三十年之功,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的权威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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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积三十年之功,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的权威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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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克武 著,大学问出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47089

出版时间2022-03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9元

货号29367336

上书时间202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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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序:开眼看世界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而在于他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他从 1890年代中期开始所翻译的书刊,以及他的文章,促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的一位先驱。

他以信达雅的文字所翻译的《天演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带来一个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并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开眼看世界”。他以爱国精神所提出的启蒙目标,所谓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首度标举出“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严复所传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语)。诚如曹聚仁的观察,“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代表性。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鲁迅认为:“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所说的“‘做’过赫胥黎《天演论》”一语是饶有深意的,此书的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斟酌,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结果。除了《天演论》,他又翻译了其他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今日,严复译著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无疑是对严复的充分肯定。*也十分肯定严复,他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序中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的思想,提倡科学教育实践和创造知识渊博的精神财富”,“他的不少论述不仅成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有力的理论依据和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辛亥革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甚至至今还可以借鉴。”2001年,*在任职福建省省长时,主编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并为之作序以宣扬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同时肯定他的历史地位与卓越贡献。 2021年3月底,他到福建考察调研,特地到福州三坊七巷的严复故居参观。

以往中外学界对严复启蒙之角色的诠释多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一书的影响,强调严复对西方富强观念之引介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动力。严复特别注意到西方环绕着“福士德 -普罗米修斯”的动力精神,为停滞、落后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拙著一方面同意近代中国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受到西方之冲击、启发,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儒释道的精神力量,如天人关系之体认、经世济民之情怀,以及理想与现实之差距所产生的“困境感”(这是笔者的老师墨子刻先生在《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中的观点)等也不容忽略。从严复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到,传统因素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受传统视野影响的思想倾向,使他一方面积极地接纳西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批判性的观点,企图会通中西而建立独具特色的启蒙蓝图。

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他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笔者强调将严复启蒙思想与他对西学的译介结合在一起。他的翻译策略是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因此严复的启蒙工作可以被定位为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下从事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释,而在此过程中严复充分反映出翻译西学、接引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维。“笔醒山河”一语源自 2017年福州所拍摄的一部严复纪录片《笔醒山河——千年大变局中的严复》,该片描述了“学贯中西、放眼世界同时又历经磨难、饱受争议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生”。我觉得主标题的四个字能彰显严复的历史角色。

本书秉持相同的意旨,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学术著作那样加上注释。不过有时为了让读者感受到严复的文字魅力,在适当的地方仍引述他的原话,以增加临场感,同时我可以保证书中内容是字字皆有来历。全书不分章节,而用三个部分、二十多个主题来描绘严复的一生。此一工作挑战性很大,因为严复的文字典雅深奥、思想深邃,带有玄思冥想的哲学趣味,其内容不是一般读者所容易充分掌握的。他的作品在当时虽轰动一时,然白话文运动之后,一般读者熟悉的文字是胡适、陈独秀所提倡的“白话文”,而不是严复所用的“桐城派古文”,这使得当代读者与严复的著作有一道鸿沟。这一本书就是尝试做一个沟通的工作,将严复的生平与思想,带给当代的读者。

这二十多个主题环绕着两条彼此交织的轴线。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人际关系与社会影响。我从他的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政治、宗教与文化抉择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这一时代之动荡。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文中尤其透过对严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特点,及其对时代的冲击。我认为严复虽以翻译而闻名于世,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介绍西方思想的翻译家(中国传统所谓“舌人”),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严复在中学、西学皆为我国流人物。”他以典雅的文字,通过翻译、评点与著作建构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启蒙方案,希望能为后代开启太平之世。他很有自信地表示:“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可见其气魄。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严复的思想仍然受到人们持续的关注,并带给人们许多启示。

严复的一生虽名声显赫,却并非平安顺遂,而是充满了困顿,即上文所谓“历经磨难、饱受争议”,或许他所经历的痛苦使他更了解生命的挑战,使他在“两害相权”之中体悟“励业益知”的意义(严复遗嘱)。笔者在描述他生命的不同阶段时也特别注意他所遭遇到的各种挫折,包括婚姻、家庭、仕宦之途、知识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深处的各种挑战,以及外界的不同批评。其中我觉得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严复在清末民初时被众人奉为启蒙先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却被认为在思想上逐渐转向保守;他因支持袁世凯、张勋、康有为,反对胡适与陈独秀等,以及支持学衡派的立场,而备受批评。至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因思想的“激进化”,进入“主义时代”,主导时代的思潮分别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坚持英美式自由民主体制与中西结合的严复反而左支右绌,落寞以终。经过一百多年革命的狂潮,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再度得到迟来的喝彩,人们认识到“从闽江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他的思想理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他的科学教育救国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福建省严复研究会会长郑重为北大严复铜像揭幕时的致词)。严复所经历的这一段起伏曲折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领域中,我从清代经世思想研究入手,接着再延伸到梁启超、严复、胡适与顾孟余等人的思想。从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严复的著作,而且借着开会、访学之余,走访了严复一生所去过的几个重要的地方,如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和天文台等,中国的福州(阳岐、郎官巷)、天津(大狮子胡同、北洋水师学堂旧址)、北京、上海等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曾先后以严复为主题出版了两本中文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本英文书(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自由的意义:严复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也编辑过他的作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群己权界论》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特别受益于孙应祥教授的

《严复年谱》与严复后人严孝潜先生的《严复的一生》 ,敬表谢意。成稿之后好友刘秋兰教授为我逐字细校,盛情感人。这一本小书是我多年严复研究成果的结晶,简明扼要地描述严复“走向世界”的挑战、成就与挫折,我希望读者会喜欢它。

黄克武 2021年 4月 6日于台北

 

选自黄克武《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导语摘要

      《笔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书中围绕两条轴线展开: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商品简介

 《笔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书中围绕两条轴线展开: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作者简介

      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等。



目录

部分  成长经历与人际网络


早年生活


留英岁月


异性情缘(一):原配王夫人


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异性情缘(二):纳江莺娘为妾、娶朱明丽为妻


严复的烟霞癖


严复与梁启超:津、沪维新派士人之间的交往


张謇与严复:清末民初改革派士人之异同


忘年之交吕碧城与何纫兰


严复与尚书祖庙


严复的阅读世界


第二部分  以翻译开启民智


甲午海战的冲击与“海权”观念之译介


信达雅的挑战


 “达”的问题:读者观点


 “信”的问题:严译忠实于原著吗?


《天演论》是怎么“做”出来的?


“天演之学”的理论体系


佛法与天演


天演惊雷


严译《群己权界论》


严复的自由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思想


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


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译斯宾塞之社会演化论


第三部分  政治与文化的抉择


严复政治思想的特点


改革抑或革命?——严复与孙中山


严复、袁世凯与《居仁日览》


严复论中西文化


严复对“国性”的思考


严复论教育:精英领导、德育优先


严复与灵学:科学、宗教与迷信之关系的再思考


严复对“五四”时期新旧学人之影响


严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分歧


严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 ——兼论严复与“学衡派”


严复的历史意义


历史与记忆:严氏一门三代的命运


严复简谱


主要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笔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书中围绕两条轴线展开: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主编推荐

      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等。



精彩内容
严复与梁启超:津、沪维新派士人之间的交往
严复与梁启超书信的往来其实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交往,体现了当时多种学术思潮的交锋。
——编者按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期间认识了比他小约 20岁的政坛新秀梁启超。两人相识是在甲午战后,大约1896年夏、秋之际。在此之前梁启超已读过严复在天津《直报》所发表的《原强》《辟韩》等文,两人却未曾谋面。1896年3月,因强学会被查禁,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开始与黄遵宪、马良、马建忠兄弟等人交往,7月梁任公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鼓吹革新变法的《时务报》。
严、梁订交的牵线者之一是黄遵宪。黄遵宪与严复相识大约是1895年7月,黄赴北京参加强学会之后的事。1896年夏末,黄遵宪赴天津,将他与梁任公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之事详细地告诉严复,也趁机寻求严复的支持。该年8月18日,严复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与梁启超,从信中“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的称谓,以及“前寄一函,想经伟照”的内容,可以推想此时两人初识,且已有书信上的联系。在此封信中严复表示愿以具体行动支持《时务报》。《时务报》馆后来收到了严复捐赠的100银元,在1896年9月出版的《时务报》第 7册,刊登“严又陵观察助银一百元”的消息。
严、梁订交的牵线人还有严复的好友马良、马建忠兄弟。1877年严复赴英留学之时,马建忠因李鸿章选派,以随员兼法文翻译身份同行,与严同船赴欧,马建忠后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国际法与外交,1880年3月返国。在欧期间,严复与马建忠因为郭嵩焘与李凤苞的关系,也曾偶尔见面。马良与马建忠均熟悉西方语文与洋务,并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严、梁初识之后双方继有书信往还。1896年9月2日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十分称赞严著《原强》一文,也告诉严复他正跟马建忠学拉丁文,并希望严复能挑选几篇稿子交《时务报》发表。严复则在回信中予以勉励,并表示《天演论》手稿已完成,寄请任公指正,而《原强》一文“自觉不成一物……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后来不知何故《时务报》没有刊登《原强》,仅于 23册转载了批判专制的《辟韩》一文,还引起了激烈的论辩。
1897年2月,严复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公,对他在《时务报》的言论,特别是《变法通义》的主张提出批评,这封信原件不存,我们只能从任公的回信中约略地了解其内涵。他认为任公不当的言论将会对社会大众产生重大的影响,“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而且“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这一封信在严、梁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严复对任公多为赞赏、鼓励,此后则转为多所批评。
梁启超收到来信之后,没有立刻回复,至三四月间才写了一封信给严复。从这一封信我们可以了解《时务报》时期任公的思想状态,以及严、梁思想上的交会。梁启超对严复在信中的批评深表感激,“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但对严复的批评,他提出了不少的辩驳。他也向康有为禀告此事,“严又陵有来书,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启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似乎显示任公企图向康表示严复的来信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实这时任公思想已经在康、严之间游移,从他的《说群序》明白可见: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观念,另一方面觉得康有为并没有将“群”的概念说得十分透彻,直到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与严复的《天演论》,才“犁然有当于其心”。任公因而想将康有为的想法与《仁学》和《天演论》之观点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有关于群的理论。任公后来思想的发展与他在康、谭与严之间的取舍有关。
《与严又陵先生书》中严复与任公思想之差异,代表了戊戌变法前夕两种对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标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为式的,奠基于孔子改制,并环绕着政治核心全面改组的激烈变革。诚如学者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变法通义》,其实际所企图的,并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在扩大以共同拥有基于孔子改制的解读方法为起始的康学的讲学之场所。要将康学的方法通过报刊,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读者的脑中以养成风气”。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扬的变法是以“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精神,从各方面抨击现况、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盘规划,也没有分清楚各项改革的缓急先后。在思想风格上,此时康、梁均倾向彻底改造的转化思想。
严复对此很不满意,他不但批评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认为任公以康学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学源于中国说”的特色,亦即“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为彼之所长,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议院考》,所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说法,即为一例。严复认为这样的方案无法认识到中国的病根与西方的优势,“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
这一封信对任公思想产生不小的影响,当时他虽然还是“康学”的支持者,仍处在康阵营之内,但已种下后来思想变化的种子。这封信拉开了梁启超与今文经学传统的距离,致使后来梁与康的分道扬镳,并破除了“中华中心”论,使任公更积极地引介西学。此后任公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产生变化,他不再像康有为那样,对西学的赞赏只以合于孔子的言论为限。具体而言,在历史观方面,任公开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义”“孔子改制”,而从历史进程的本身与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类进化的规律,这也划分出三世说与演化论的界线。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征兆是有关“保教”的问题。保教一说源于康有为,在受到严复(以及黄遵宪)的质疑之后,梁启超开始反对此一说法。1902年任公在《新民丛报》第 2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批评康有为之说,肯定思想自由的价值,即源于严复在信中所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难怪严复读到这一篇文章之后非常称许,认为“凡此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后来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之中,清楚地叙述他在26—30岁之间(1899—1903)逐渐质疑康有为学说的过程。
从整体的思潮趋向来观察,1897年严复与梁启超书信的往来其实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交往。上海的维新人士以梁启超的《时务报》为核心,天津则以严复为首,再加上王修植(菀生,天津北洋大学堂总办)、夏曾佑(穗卿,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等人,他们的言论机关是《国闻报》。严复晚年曾回忆办报的经过,“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杭辛斋)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可见四人彼此之间之情谊。
严复写给梁启超的信,寄出之前,也曾给王、夏等人过目。上文提及严复致梁启超的长信寄出之后,任公没有立刻回答,在这期间王修植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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