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的“国语”：近代日本对语言的认识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并不是先确立了“日本语”，再在其基础上构造出（日本）“国语”的。事实恰恰相反。

作者结合日本“语言的近代”的概念，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国语”理念的历史。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说“国语”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史基础，日本语的“近代”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但“国语”理念不能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考察，还要立足于“语言”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谱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作者试图证明：被归结到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方面的“语言思想史”，其自身往往也是具有独立轮廓和固有构造的。

李妍淑，韩国顺天市生。延世大学文学学士，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曾任大东文化大学讲师、准教授，现为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特任教授、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言语思想史。本书曾荣获1997年三得利年度学艺奖。另有著作：《异邦的记忆——故乡，国家，自由》（晶文社）、《作为幻影的“词语”——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形态》（明石书店）。

王晴，北京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退，现在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任青山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以及东亚殖民地语言与文学。

前　言　语言与“想象的共同体”

序　章　“国语”以前的日本语——森有礼与马场辰猪的日本语论

一　森有礼的日本语论

二　马场辰猪对森有礼的批判

三　马场辰猪的语言空白

部　明治初期的“国语问题”

章　国字问题的方向

一　“书写”与语言表象

二　前岛密的汉字废止论

三　西学学者的假名文字论与罗马字论

四　明治初十年的国字改良运动

五　明治三十年代的国字问题

第二章　言文一致与“国语”

一　语言的危机与言文一致

二　从国字改良到言文一致——前岛密、西周、神田孝平

三　物集高见与张伯伦的“言文一致”

四　东京话与言文一致

五　通用文与言文一致

六　帝国意识与言文一致

第三章　“国语”的创成

一　“国语”的受孕

二　明治初期“国语”概念的变迁

三　大槻文彦与“国语”的成长

四　“国语”理念的创成

第二部　上田万年的语言思想

第四章　早期的上田万年

一　从“国文”到“国语”

二　青年语法学派与全德国语言协会

第五章　“国语与国家”

一　“国语”的政治洗礼

二　“母亲”与“故乡”

三　为了“国语”

第六章　从“国语学”到“国语政策”

一　国语学的构想

二　标准语与言文一致

三　国语政策与国语学

四　被教育的“国语”

五　从“国语”到“帝国语”

六　后来的上田万年

第三部　国语学与语言学

第七章　被遗忘的国语学者保科孝一

一　从上田万年到保科孝一

二　“国语”与殖民地

第八章　围绕国语学史展开的讨论

一　国语学与语言学

二　保科孝一的《国语学小史》

三　国语学的体系化

四　山田孝雄的《国语学史要》

五　时枝诚记的《国语学史》

第九章　国语的传统与革新

一　语言学与“国语改革”

二　围绕假名使用改定展开的讨论

三　山田孝雄与《国语的传统》

四　时枝诚记与语言过程说

第四部　保科孝一与语言政策

第十章　标准语的思想

一　“标准语”与“共通语”

二　“方言”与“标准语”

三　从“标准语”到“政治性的国语问题”

第十一章　朝鲜与德领波兰

一　朝鲜与波兰的“同构性”

二　国语教育与同化政策

三　《 德领时代波兰的国语政策》

四　“学校罢课”与“三一运动”

第十二章　什么是“同化”？

一　殖民政策与同化政策

二　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语抹杀政策”

三　什么是“同化”？——“教化”与“同化”

第十三章　伪满洲国与“国家语”

一　所谓“多民族国家”伪满洲国

二　“政治的国语问题”与多民族国家

三　奥匈帝国的“国家语”论争

四　“国家语”的构想

第十四章　“共荣圈语”与日本语的“国际化”

一　伪满洲国的“假名国字论”

二　《大东亚共荣圈与国语政策》

三　《向世界蔓延的日本语》

四　次国语对策协议会

五　第二次国语对策协议会

六　国语改革与日本语的普及

七　“国粹派”的反击

八　“共荣圈语”之梦

结　语

后　记

岩波现代文库版后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并不是先确立了“日本语”，再在其基础上构造出（日本）“国语”的。事实恰恰相反。

作者结合日本“语言的近代”的概念，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国语”理念的历史。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说“国语”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史基础，日本语的“近代”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但“国语”理念不能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考察，还要立足于“语言”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谱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作者试图证明：被归结到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方面的“语言思想史”，其自身往往也是具有独立轮廓和固有构造的。

李妍淑，韩国顺天市生。延世大学文学学士，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曾任大东文化大学讲师、准教授，现为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特任教授、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言语思想史。本书曾荣获1997年三得利年度学艺奖。另有著作：《异邦的记忆——故乡，国家，自由》（晶文社）、《作为幻影的“词语”——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形态》（明石书店）。

王晴，北京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退，现在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任青山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以及东亚殖民地语言与文学。

前言 语言与“想象的共同体”

（注释从略）

对于人类来说，语言是理所当然的了。顺从自然行为的说话者在用母语说话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说哪种语言，而且也不会像语法研究者那样，首先思考母语的语法规则然后再去组织自己要说的话。对于这种说话者而言，当被告知是在说“××语”的时候，这种知识从本质上讲是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某个人如果被告知他是在讲××语，或者是在用“国语”说话，那么让说话者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那一瞬间，人类语言就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即，语言的异化的历史由此开始。

也就是说，尚未让反省意识介入其中的时候，并不是在使用被对象化了的“××语”，而只是在“说话”而已。但是，当我们试图寻找“说话”这件事情的根据时，或者对“说话”一事萌发了或多或少的目的意识时，“语言”就会成为先于“说话”这一自然行为而存在的实体，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这样来看，并不是“说话”创造了“语言”，而是在某处存在着的“语言”这一事物，才是“说话”这一行为被遮掩起来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可能毫不犹豫地为语言下如此的定义：“语言是传递的手段。”因为，在此之前，这一语言并不是从语言之外的状况中可以将意思直接剥离出来的“手段”。当然“语言是传递的手段”这一定义，并不能说完全错误，只不过就刻意遗忘语言的“历史的疏离性”（歴史的な疎外性）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说它是虚伪的。

从而，语言被设想为是与人类的说话行为相分离的实体存在，以及是可以从文本语境中任意抽象出来的、中立化的道具， 两者可以说是如硬币的正反面互为表里的。从这一点来看，语言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和“语言说到底就是交流的手段”的语言工具论，这两者也是同时代语言认识的双胞胎。它们与高度的意识形态性相结合，由此开始了“语言”的时代。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语言具有“创造想象的共同体，以此建构特定的连带感”的能力。这是因为“不管多小的国家的国民，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也没见过，甚至相互之间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便如此，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共食圣餐的想象”。在这里，语言正是存在于共同的圣餐所在之处，是沐浴圣灵的面包，有时候也是这圣餐的主宰者。

据安德森所言，这个“共同的圣餐”是以默认这一集体共有“同一种语言”为前提的。但是，一个社会集体意识到他们共有同一语言，接着就想要从中找出其巨大的价值，这是无论何时何地， 在什么情况下都无须质疑的自明的事实吗？安德森的“国家”并非存在于可见的制度层面上，而是“作为想象，内心中描绘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无论是语言这一事物的同一性，还是语言共同体的同一性，与“国家”的同一性一样，都是想象的产物。也就是说，同一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虽然没有彼此相遇，也没有过交谈，但深信不疑的是，大家共同地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经验上无法一一确认的语言共有意识，与政治共同体同样，显然也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当“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与使用着“同一语言”的语言共同体，这两者的想象发生层叠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通过想象受胎孕育的叫作“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婴孩便清晰地呈现出了它的原貌。

众所周知，“国语”这个制度作为支撑起近代国民国家的必要条件，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那时，法语才开始作为“国语”成了统合“国民（nation）”精神的象征。但是在当时的法国，通过维莱科特雷法令与法兰西学术院等创造出的法语，它是具有同一性的，这一意识已经变成了自明的公理。革命家们也将法语的传统当作既成之物接受下来。

首先确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同一性，以及“语言共同体”的同一性，然后将其注入国家意识或国家制度，从而产生“国语”。但并非所有的场合都是这样的。从这一“国语”的产生背景来看，法国与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并不是“日本语”先确立自己的地盘， 在此基础上再筑造“国语”这一建筑物的。恰恰相反，首先是“国语”这一光鲜亮丽的塔尖搭建起来之后，才急匆匆地制作出“日本语”的同一性这一基础，这一过程毋庸置疑。

“国语”是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诞生的概念， 如今这一事实被广泛地接受。相对而言“日本语”或许会被认为是语言学上承认的、中立的客观存在物。但是，认为“日本语”是不潜藏任何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特定的意识构造的产物。对于这样的“日本语”概念所蕴含的问题，龟井孝（1912—1995） 给出了恰当的论述：

但是如果在这里严肃地反问“日本语到底是什么”，这不是可以自明的概念。只要不进行任何抽象操作，语言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对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无论《万叶集》的语言与20 世纪日本的语言从实质上有多么不同，如果将它们都作为“同样的日本语的面貌”来引导我们去接受的话，这种情况至少不是在纯粹意义上的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而是某种固定观念的独断所致。这种独断是从某种思想中派生出来的，它假定了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式的存在（比如作为神话的存在）。

在这里，虽然只论述了在时间的连续性下保证的语言的历时同一性，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如今，居住在“日本”这个政治的、社会的空间里的所有人若不相信大家使用的是“同样的日本语”，作为概念的“国语”也将无法成立。毋庸置疑，现实的语言中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地域性的、阶层的、文体的变异。但是，无论这种变异性多么分散，能够将其视作真正的“变异”来理解，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着共通的同一尺度。也就是说，对于“国语”的成立，为根本的是，无论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变异，是否坚信有超越这些变异的不可撼动的语言同一性存在。现实的语言变异是次要的，而基于想象的“国语”的同一性本身是更为本质的，这种语言意识是必要的。

当然，为了实现“国语”体制，不得不依靠“标准语政策”来尽可能地消灭语言的变异性。然而，从语言本身的性质来看，语言是无法完全实现均质性的。对于“国语”来说，一边面向的是现实中的语言政策，另一边如前所述必须伴随着想象的登场。

在近代日本，“国语”概念的成立过程同步于“日本语”同一性自身的确认。然而，需要揭示近代日本的国语意识的存在方式的时候，这一并行的过程经常会被忽视。因为在建造“国语”这座耀眼夺目的建筑物时，上述过程就像地基那样，虽然重要，但并不会引人注目。而且，所谓“日本语”的同一性是一种很难用手去触摸的柏拉图式纯粹精神上的语言意识。正因如此，如果没有非常敏锐的、毫无遗漏的视觉的话，很容易将其忽略。然而，将“日本语” 的同一性作为毋庸置疑的自明的前提来看待，又很难使“国语”的概念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威力显现出来。在日本，“国语”概念确立以前，对于那些完全无法相信存在着“同一种日本语”的人来说，通过研究去明晰他们的思维过程，这一工作十分必要。因此我在序章阐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日本的“语言的近代”，是从初的“日本语”这个语言统一体是否真实地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出发的。而“国语”可谓是为了全力击碎这样的疑虑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国语”并非是作为既成之物而存在的。“国语”这个理念在明治（1868—1912）初期完全不存在，它的理念与制度是在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在论述“国语”概念的起源时，人们经常会提到本居宣长（1730—1801）以来的“国学”传统。但是，我并不想在此采用这样的视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把“国语”当作日本的“近代”， 不如将其视作“语言的近代”中固有的表现。理由是，在“国学” 中，“日本精神”与“日本语”的结合确实是以鲜明的意识形态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但是，国学者们认为理想的语言是《古事记》等古典文献中的那些没有沾染“汉意”的“和语”。尽管如此，这些并不是“国语”，甚至连“日本语”也称不上。

毋庸置疑，“国语”是表现“日本精神”与“日本语”的结合的终极概念。日本在战前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并不是“日本语教育”，而是“国语教育”，它是所有“同化政策”的根本原则。这样一来，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思想依据”就包含了“国语思想”。因而在考察“国语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时候，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根源也会昭然若揭。另一方面，以“国语”概念为抓手，同时也可以做出如下论证：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并不是随着近代日本的存立而衍生的副产品，而是深深扎根于日本近代本身的、更为本质性的事物。

不仅如此，“国语”在日本放弃殖民地之后依旧存在着。“战败”并非“国语”理念的终结。即使现实中的殖民地不复存在，作为“思想依据”的“国语”思想却没有泯灭。在《国语与国家》一文中首次清晰地描绘出“国语”像的上田万年，以及继承了上田思想的国语学者保科孝一所设想的“国语”体制，与战前相比更接近于“战后”现在的日本的语言状况。这意味着，从“国语”的思想史来看，“战前”与“战后”之间并不存在性的断绝。

笔者在考察明治初期以模糊不清的面貌出现的“国语”之状况的基础上，为重视的是从上田万年到保科孝一的这一连贯性的谱系。当然，除两者之外还有很多担负着建设“国语”思想重任的人物，但“国语”理念不能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考察，还要立足于“语言”来理解，这个谱系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国语”首先是“语言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符合“语言”本身的分析方法就显得格外必要。笔者的野心在于，试图证明往往被归结到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方面的“语言思想史”，其自身是具有独立轮廓和固有构造的，这也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笔者试图与日本的“语言的近代”相结合，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国语”理念的历史。这样一来，“国语”不仅仅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史基础，日本语的“近代”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以下是本书的构成：

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