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汉译名著本)

塔西佗的作品，流传下来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译本也有许多种。我们的译文，主要是根据两种英译本译出的：一种是哈吞（M.Hutton）的译本，刊于“楼布古典丛书”（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中，这是一个拉丁文与英文对照的版本；另一种是车迟（A.J.Church）和布洛居礼布（W.J.Brodribb）两人合译本，刊于“现代丛书”（The Modern Library）中。这两个版本各有优劣，它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对于他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做了一番考订工作，他的译文，主要是帮助读者阅读拉丁文用的，谈不上什么文学风格，但是比较忠实。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据原本之可靠，但他们的译文流畅、优美，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饰。我们在翻译本书时，以“楼布古典丛书”中哈吞所据的拉丁原本为蓝本：因此，凡是在这两种英译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们几乎完全依从哈吞译本；而在两个译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们则多采取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的译法。
　　译完初稿以后，我们根据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阅了一遍。不过，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艰深著称，而我们对拉丁文的修养有限，所以在校阅工作中，理解错误之处，当亦在所难免。为了审慎起见，我们另外又参照了两种译本：一种是“人人丛书”中穆菲（A.Murphy）的英译本，这个译本比较陈旧，与拉丁原文出入处颇多，错误较大。但译文很美，也有参考的价值；另一种是比尔努（J.L.Burnouf）的法译本，这是一个法文拉丁对照本，其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与哈吞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于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据的拉丁原本。这个法译本是很著名的一种译本，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专门名词除了部分已经通用的译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读音译出，与大家过去习惯的英文读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对本书译文提过意见和给予过帮助的人，译者都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衷诚的感谢。此外，译者希望读者给它提出宝贵的批评并指出它的纰缪。

《阿古利可拉传》约在公元98年左右问世。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阿古利可拉传》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不列颠的情况的，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历史文献。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98年写成的，是《阿古利可拉传》的姐妹篇。它详细叙述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多部作品均是研究古罗马历史及其周边世界不可或缺的著述。《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即是研究古代不列颠和日耳曼的极其重要的史料。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统治的人物，《阿古利可拉传》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不列颠的情况，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历史文献。《日耳曼尼亚志》详细叙述了古罗马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同样极具历史价值。

译者简介：

马雍，男，中国历史学家。笔名孟池，湖南衡阳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专于西域史研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著有《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翻译或与他人合译有《斯巴达卡斯》、《伏尔泰评传》、《古代社会》、《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

译者前言
塔西佗及其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
注释
附：罗马经略不列颠大事年表
日耳曼尼亚志
注释
译名引得

《阿古利可拉传》约在公元98年左右问世。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阿古利可拉传》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不列颠的情况的，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历史文献。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98年写成的，是《阿古利可拉传》的姐妹篇。它详细叙述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多部作品均是研究古罗马历史及其周边世界不可或缺的著述。《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即是研究古代不列颠和日耳曼的极其重要的史料。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统治的人物，《阿古利可拉传》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不列颠的情况，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历史文献。《日耳曼尼亚志》详细叙述了古罗马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同样极具历史价值。

译者简介：

马雍，男，中国历史学家。笔名孟池，湖南衡阳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专于西域史研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著有《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翻译或与他人合译有《斯巴达卡斯》、《伏尔泰评传》、《古代社会》、《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裁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彻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茵、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的威胁，终至颠覆了它。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普布留（或盖攸斯）（TacitusCorneliusPubliu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the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道。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诸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干旧贵诈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趋炎附势、谗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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