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命

为了《中国》

《中国》总制片人、总导演 李东珅

《中国》总导演 周艳

《中国》，以如此沉甸甸的两个字作片名，是一次令人激动也充满挑战的尝试。

所以，这是一部寄托了梦想的纪录片，也是一部充满冒险的纪录片——当我们试图用影像对中国历史进行梳理。

季从春秋到盛唐。

第二季从唐到辛亥革命。

第三季追溯上古三代。

要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创作者无论做多少努力，都是应该的，也都是不够的，

但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

壹 初心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没有断流，这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为什么？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力量之源是什么？

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应该怎么做？中国制度和中国思想的源流从何来？我们想到历史中去，探寻故事、聆听声音、汲取滋养。

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所写：“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本国历史能“略有所知“的朴素目的，以及对已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中国》一片的创作起点。

中国人历来重视读史明智，历史题材一直是纪录片创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的悠久和丰富，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以往多数历史类纪录片，更注重深入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挖掘其中的故事和细节。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无法满足《中国》这样一个选题的需要。

纪录片《中国》，是一部影像化的中国“通史”，是了解历史发展的简明“大纲”。

正是因为深知历史的浩瀚无边，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全面书写和穷尽讲述的野心。我们试图用一个更概括、也更清晰的粗线条，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知。

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从影视创作者的角度，尝试完成的对中国历史的一次读解—伴随着影像叙事带来的优势和限制，也贯穿着个性化、风格化的表达和呈现。那就是：从大脉络看大逻辑，以大写意绘大趋势。

贰 结构

用影像著史，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大结构。

《中国》季，跨越了从春秋到盛唐的千年时间。我们以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为主线，将 12 集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和主题，讲述了中国原生思想的诞生、国家制度的奠基、多民族与多文化的融合，直至全面鼎盛之世的到来。

分集结构取决于总体思路：中国在分、统、乱、治中，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此在某一个维度建立了深厚积淀。

《中国》第二季接续季，从盛唐开始继续讲述，共 10 集，跨宋、元、明、清多个时代，及至古代帝制结束。

这是又一个千年的中国故事，我们延续了季的叙事和影像风格，依然以思想和制度为主线，内容选取和主题表达上，更加关注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和文化积淀。

唐宋（1—2 集）：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期。

诗歌是大唐独特的语言，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双星闪耀。当安史之乱打破盛唐的繁华，儒者杜甫以诗写史，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文明程度极高的宋代，不仅有繁荣的商业和城市、开先河的社会福利政策，还创造了漂亮的书画、梦幻般的天青色，决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高度。

元代（3—4 集）：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形成期。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立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让“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传统再次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戏剧与小说也在宋、金、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的使命，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也从此更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明代（5—6 集）：政治文化成熟、市民社会发达的时期。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价值判断不同，他们选择了各自的为臣之道，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儒家体系下的“忠君”“爱民”；而借助商业化，明朝的出版业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图书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现代科学和技术也如季风般拂面而来。

清代（7—8 集）：与世界交流和碰撞的古代后一个全盛期。

14 岁亲政的玄烨，走出了一条远远超过前人的圣君之道。他尊儒教、研西学，从英勇无畏的少年天子，终成长为“君师合一”的千古一帝；乾隆晚年，随着英国使者马嘎尔尼一行访华，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和相互的不了解中完成了一次对视。几十年后，历史的大变局到来。

清末民初（9—10 集）：中华民族自救图强、寻找道路的时期。

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创痛，激发了众多有志之士。状元张謇选择实业救国，但他只能兴一业救一地，并没有取得成功；孙中山选择了革命，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但依然未能真正解决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道路问题。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地落在后来者的肩上。

叁 叙事

用影像著史，叙事必须先“舍”后“取”。确定了全片的总体思路和大结构，也就决定了这部纪录片我们放弃了对历史系统、连贯、全面的介绍，放弃了编年史的记录方式，放弃了纯主题化的讲述方式，放弃了深入挖掘和考据历史细节。

历史是复杂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它简明。

历史是深刻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它普及。

历史是由无数点滴构成的，我们要做的，是去除枝叶，留下主干。

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构成的，我们要做的，是越过局部，看到整体。

基本史实都在已有的认知框架内，我们做的工作，只是让它在我们的思路下连接。我们不讲宫斗、权谋，不渲染战争、权变，把社会、生活、经济都作为背景，去探寻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思想价值和制度价值。

遵循这一原则，在历史进程中，选择对后世深远影响，以及在当时开创性、转折性的重要节点，代表性、时代感、富戏剧性的人和故事，追溯今日中国和中国人如何一路走来。

为此，纪录片的叙事面临着几组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今天和昨天。

我们拍摄的是历史中国，心中想着的是当下中国。中国为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回望历史，应该看见的是什么？应该记住的是什么？

梳理漫漫来时路，不只是为了了解历史知识，更是为了走好今天和未来的路。

《中国》选择用今天的语言风格、认知体系、遣词造句，将历史娓娓道来。

第二，大脉络和讲故事。

梳理大脉络不等于记流水账，纪录片依然要讲故事。那么，在大脉络下，《中国》一片该怎样去选取故事和人物？

生年不满百。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但有一些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方向，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有的创生思想，有的创新制度，有的创造文化，他们将个人命运汇入了历史洪流。

《中国》一片，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映照出历史的流变；通过他们的命运感，让历史人格化，而不再是故纸堆里的记载，让今人能更具象地接近那些久远的过去。

第三，文本书写和影像叙事。

数千年来，历史都是以文字的方式记载的，我们习惯了阅读。当文字转变成影像时，话语体系变了，承载的信息量变了。文字的优势在于准确、简约、可抽象；影像的优势在于生动、具体、可感知。但是，把一段史书记载变成一段声画，遭遇的实际是两者的短板：影像的空间有限，如何在有限里涵盖应有的信息？影像有自己的逻辑，如何与文本逻辑协调进而互补？

这是每一次创作都会面临的考验，《中国》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尤其需要找到突破之法。

第四，信息、叙述、观点、情绪的平衡。

仅仅讲故事，是不够的。历史是故事，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更需要通过故事有所表达。

仅仅讲人物，也是不够的。历史有情绪，但历史不仅仅是悲欢离合，更需要通过人物有所感悟。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命题下，每一集都要完成基本信息交代、故事的戏剧化、恰当的评点、适度的情感，以及所有这些和历史时代大背景的连接—我们反复调试，努力去找到适合的、独属于《中国》一片的表现手法和表达逻辑。

为逐一解决上述难题，《中国》一片几经历史本、文学本、拍摄本、剪辑本、解说本的数度转换，在策划阶段、文案阶段、拍摄阶段、制作阶段，我们都竭尽全力，目的是让《中国》一片的叙事，程度地形成和保有自我风格。我们希望纪录片《中国》是特别的。

肆 呈现

用影像著史，成败取决于“视”“听”。呈现的过程，我们核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视性、艺术性和真实性、准确性之间，如何形成一致？

选择了通篇真实再现的手法后，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纪录片式再现。《河西走廊》和很多历史类纪录片采用的就是这一方式，但我们并不想重复。

二是剧情化再现。但我们绝不想把纪录片拍成一部三流电视剧，所以反复强调的就是“去剧情化”。

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我们都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更无法还原那些事、那些人，无法还原他们的语言，更无法还原他们的情绪和想法。

再逼真的模拟，都还是假的，甚至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决定放弃，放弃搭建宫殿楼宇，放弃表现细节，放弃特写，放弃对白。

用大量全景画面，重点去表现无论古今人们都共通的状态：吃饭，喝水，饮酒；读书，写字，思考；聚会，争论，出行；悲伤，喜悦，兴奋；徘徊，震惊，愤怒……

我们希望历史像一幅画卷那样，慢慢展开，令人怀想。

在摄影指导罗攀的视觉设计下，《中国》打通了纪录片与影视剧的试听语言壁垒，融汇戏剧舞台的假定性和象征性手法，建立起鲜明的、自成一系的美学风格。

用假定性来表现真实感：

一堵高墙，就是一座城池。

一扇大门，就是一座宫殿。

一面壁画，代表了敦煌盛况。

一座屏风，隐喻着一个盛唐。

用不合理来表达合理性：

秦王磨刀——秦王不可能亲自磨刀，但秦王确实在“磨刀”向六国。

始皇看海——宫内墙壁不可能出现大海，但始皇胸中应是波涛汹涌。

汉武帝和贾谊隔空对话——这不可能，但他们的思想交流的确穿越时空。

所有人物汇聚于大唐的盛宴——这不可能，但盛唐之魂正是包容天下。

用超现实来隐喻人物与时代精神：

杜甫与李白后的相见——洛阳一别后，实际上他们再没见过面，片中却在两人去世后安排了一次相会：两人并肩而立，仰望着长安城上空漫天的烟花。我们想以此来表达“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

宋徽宗腾空而起以及行走在天青色上——宋徽宗不会飞，更不可能行走在天青色上，但如果不把它当作现实空间而是艺术空间的话，一切都很好理解。他是神游在自己想象和创作出的艺术世界里。

关汉卿目睹朱熹与张栻对谈——关汉卿和他们不在一个时代，但这完全可以看成是一次精神上的相聚。某种程度上，关汉卿是向往那个尚未走远的时代的。

张居正和海瑞交错而过—历史上海瑞和张居正并没有交集，但他们的为臣之道和处世方式却犹如相向而行。

而《中国》在影像上胆的尝试，是全片五十格的拍摄。所有镜头放慢一倍的速度，在已有的假定性上又加了笼罩的一层。这让全片的视觉呈现实现了彻底的写意风格。

声音系统也在实践同样的美学追求。电影音乐的创作是以画面为基础的，而纪录片需要用音乐先行，引导画面节奏，升华出画面情绪，所以音乐的旋律感至关重要。

《中国》的音乐，既需要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需要一定的间离感、国际性。

我们希望用音乐作为主线，让一幕一幕的场景连成一部历史大戏。

《中国》的音乐创作不像电影，也不像纪录片，更像是一部音乐剧、舞剧的创作方式：时代不同，故事不同，但人的情感是古今共通的。由此全片拟定了五个音乐主题：忧伤，欢乐，悲伤，爱情，希望。这五个主题贯穿全片，用以表达共通的情感，此外又为每一集的人物和故事单独做了自己的音乐主题，更具体，也更具功能性。

仅仅使用音乐的效果，更像一部散文诗，还缺少能为影像营造环境、氛围的声音。为此我们尝试了全电影化的声音制作模式。不同于写实的环境声，《中国》一片的拟音和音效以抽象、象征为诉求，它由画面元素出发，但更寓意着画面背后隐藏的情绪。

我们希望写意的美学风格贯彻《中国》全片。

伍 未尽

正如开篇所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今天所完成的纪录片，只可能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

博大丰厚的中国历史，是永远值得珍视的宝藏，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去追寻，去探求，去展现，去传播。

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好奇心。

中国从哪里来？如何走到今天？它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模样？

祖先在缔造国家的同时，如何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精神气质？

我们信仰的理想，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思想和观念，是怎么来的？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认知当下。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好奇心和同样强烈的敬畏心，走过了长达五年的学习、摸索和创作的过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试图用一部纪录片，去认识自己，更理解中国；去了解历史，更热爱中国。—这也是向所有观众介绍这部纪录片时，想说的一句话。

本片季集《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理想主义者孔子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理想，这远远超出了成败本身的意义。”

本片第二季集《惊变》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

创作《中国》，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用了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这个理想。

已然竭尽全力，依然诚惶诚恐。

《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命》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历史纸上纪录片，继《中国：从春秋到盛唐》之后，以纪录片《中国》第二季的内容为基础，配以数百幅精美插图，再现了中国历史的动人细节。全书共分为10集：从唐代天宝年间讲起，到五代乱局与元明清的大一统，直至近代辛亥革命为止，选取历朝历代的经典人物，从“人”的角度讲述千年历史演变，用细腻动人的笔触，勾勒出中华文明磅礴大气的发展脉络。

纪录片《中国》创作组包含了国内一流的导演、撰稿人、摄影指导和学术顾问。其中总制片人、总导演李东珅，曾导演过著名高分纪录片《河西走廊》，被评选为“中国影响力纪录片制作人”。总导演周艳曾执导《大国崛起》。总撰稿邓建永曾任央视《探索·发现》和《河西走廊》总撰稿。视觉总监、摄影指导罗攀，代表作《芳华》荣获第九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摄影奖。学术统筹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冯立君。此外还有王小甫、钱乘旦等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张龙、李华瑞等专家担任分集顾问。

序

为了《中国》

《中国》总制片人、总导演  李东珅

《中国》总导演  周 艳

一  惊变

二  梦境

三  大都

四  市井

五  臣子

六  季风

七  大帝

八  觐见

九  实业

十  革命

后记

《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命》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历史纸上纪录片，继《中国：从春秋到盛唐》之后，以纪录片《中国》第二季的内容为基础，配以数百幅精美插图，再现了中国历史的动人细节。全书共分为10集：从唐代天宝年间讲起，到五代乱局与元明清的大一统，直至近代辛亥革命为止，选取历朝历代的经典人物，从“人”的角度讲述千年历史演变，用细腻动人的笔触，勾勒出中华文明磅礴大气的发展脉络。

纪录片《中国》创作组包含了国内一流的导演、撰稿人、摄影指导和学术顾问。其中总制片人、总导演李东珅，曾导演过著名高分纪录片《河西走廊》，被评选为“中国影响力纪录片制作人”。总导演周艳曾执导《大国崛起》。总撰稿邓建永曾任央视《探索·发现》和《河西走廊》总撰稿。视觉总监、摄影指导罗攀，代表作《芳华》荣获第九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摄影奖。学术统筹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冯立君。此外还有王小甫、钱乘旦等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张龙、李华瑞等专家担任分集顾问。

这是一部从纸上文字升腾而成的纪录片，也可以说是一场图文并茂的视觉盛宴。千年诗意流淌而成的文字，融汇成对称饱满的构图，含蓄留白的意境，处处力求彰显纯正的中国古典美学，令人心潮起伏，欲罢不能，回省红尘往事，理解今日与未来。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陈尚君

《中国》一书平易近人，没有难懂的考据，没有繁杂的叙述，只有飞扬的诗意和精彩的故事，是一部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历史普及性著作。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笑一

以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命运跌宕来揭示主题，犹如以诗证史，极为高明，发人深思，诚所谓：天宝末年，盛世不再。诗仙诗圣，何苦哀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王小甫

纪录片为大众科普历史知识，越来越受观众所喜爱。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应肩负起正确引导大众，客观地认识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元史研究室主任 乌云高娃

明代的社会垂死与方生并存，腐朽与神奇共生，有机遇，有挑战。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它们异彩纷呈，多姿多彩。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勇

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剧中，《中国》把握住了那个时代有张力的历史画面，并以精彩的叙事方式传达给了大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 鱼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