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和她们

序一 迷思与守望2019年，《人物》杂志的安小庆辗转联系到我，表示她想采访我，谈谈《半边天》，还想采访《半边天》中的一些重要嘉宾，比如刘小样。我回复说，节目早已改版，《半边天》已是10多年前的事，而刘小样，我与她失联快20年了。在安小庆的一再拜托下，我答应刘小样的地址我找找看。其实我没找，因为我知道找不到。这一类的采访要求我也碰到过不少，一般会知难而退，没有下文儿。 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又联系我，见她不打算放弃，我只好答应。虽然我找不到，但也许我可以去找当年和我一起拍摄采访刘小样的同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再联系我，我见她实在认真，只好告知：“同事手里也没有线索，但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这次我也认真了，我拜托了一位同事，请她把多年前涉及刘小样的日常节目和“三八”特别节目全部调出来，逐个镜头地搜，看看能否找到任何地理标识。然后，我无奈地告知安小庆，只搜到刘小样所在县的名称，其他一概没有，这个采访恐怕做不了了。再后来就是安小庆联系县妇联继续寻找线索。然后她从广东跑到陕西乡村找。然后她找到了刘小样并做了深入的采访。再然后就是我背上《半边天》时代的几十期节目光盘，与安小庆见面，在一个咖啡馆儿里，从中午谈到晚上，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时候，距离她次与我联系采访，已经过了大半年。她是采访过我的人里认真的，我当然回报她以应得的尊重。多年前我要采访一个叫Rose的英国女子，她长期生活在大凉山一带极偏僻贫困的深山里，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她被朱镕基总理称为“中英友好的玫瑰”。当我好不容易找到“玫瑰”时，“玫瑰”态度极其冷淡：“我的工作，你们拍不了；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到。”就开着她装了防滑链的越野车进山了。我和同事冲上临时从县城租来的一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追了上去。西南的万仞高山呀，一面绝壁一面怒涛，处处塌方处处泥潭。面包车陷在泥里开不动，我们就扛着机器连滚带爬地翻山。我一生一次被活活吓哭，就是在这里。从清晨到下午才爬到了她的工作点儿。看到一身泥的我们，“玫瑰”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接受我们的一切拍摄要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甚至连下山后该去哪里吃一个蛋炒饭就泡菜，再去哪里买一包炸土豆裹辣椒面儿，都嘱咐到了……临分手，“玫瑰”告诉我，想采访她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人能翻越大山，进到她的工作点，我们是的！以我们的装备，应该做不到。如果你想得到信任和尊重，你得先做到，你承担你付出你尽全力，其他交给命运和上帝。它们会给你答案。这个规则当然不限于我和安小庆，也包括所有女性。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还不习惯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力承担和付出，庄重而有尊严地承担和付出，须知信任和尊重是讨要不来的，吵闹也无济于事，只能自己去赢得。其实这个规则也不仅适用于女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主持女性节目、研究女性课题二三十年，对女性的处境包括不公平的处境，倒是越来越能理解。毕竟男性运转这个世界超过5000年，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至今不过100多年而已。以100年追赶5000年的步伐，女性走得不可谓不快，爆发出的能量不可谓不强，这个世界不算不给机会，男性的承受力、接纳度也可算差强人意……站在历史的高处看，100年不过眨眼之间，太短太短，连个启蒙都完不成，此时就向历史要个完美的结局，必然是求而不得、徒增烦恼。可当我的目光从历史的长河推近到一个个生命，几十年间接触到的那些女性，她们的痛苦、委屈、迷茫、抗争，又真切得让人心疼！毕竟历史的一瞬就是她们的一生，谁又愿意白来这个世界一遭？我们只能一边理解，一边不甘；一边接纳，一边改善。《人物》不是一本女性刊物，但它对女性话题的研究、女性话语的表达、女性处境的书写，都十分精准！仅就这本书而言，从顶层设计试验、性别问题纳入决策主流，到个体生命的性别困境与性别抗争，再到女性本体的内在探索和历史传承，都有严谨、深入又真切动人的表述，连公共厕所坑位比例、公交车手把杆儿高度这类细小而专业的性别问题，都有思索和涉猎，作为非性别专业出身的作者，她们真的是非常优秀！同时，作为非专业性质的写作，她们的关注点会随时溢出性别话题之外，带给我们更丰富的思考。比如宋小女的故事，那是个女性故事而不是个性别故事，其背后的复杂有趣，关乎人性，而不仅仅关乎女人性。人性是多么复杂呀！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喧嚣杂乱的时代。当我赞叹刘小样的敏感多思的时候，我同情的又是她的丈夫，所以我常对小样说：“要跟你这么个内心骚动不宁，总是不认命，不好好过日子的媳妇儿相伴一生，老王也不容易！”当我钦佩龙丹妮那如同被死亡本能追逐的蓬勃的生命力、无畏的偏执时，又在想，如果我是她的同事或下属，一定会被她折腾死吧？当我鼓励女性勇敢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利时，又在担心她不会是那个把各种琐事都上升为“歧视女性”，在网上发起性别战争的人吧？当我鼓励女性进行社会化尝试和理性训练时，也担心她们会不会因此折损丰富的情感能力，断了与孩子的生命联结？一部叫《时时刻刻》的电影曾令我心惊！它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焦虑迷茫的中产阶级女性向前推了一步，让她勇敢地走出令她备感压抑的家庭生活，为自己而活去了。再往前推一步，当年哭喊着、看着母亲弃自己而去的小男孩儿长成了一个敏感、极其渴望亲密关系、又不能接受任何亲密关系的成年人，才华、爱情、事业成功都不能拯救他……这个推演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女人让人心疼，男人又何尝不是呢？人是太多种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它可能同时是性别的、阶级的、心理的、哲学的、科学的、信仰的、历史的问题，如果仅仅论断与评判都如此之难，那么人性、生活又该有多么复杂？即使如此，我还是相信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对“平等”的尊重！注意，是“平等”，而不是“一样”，所以我比较喜欢说“平权”，而不说“女权”。比如“接纳”“改善”与“超越”，这既包括面向自我，也包括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以信息输出为职业的人，我依然企图在认知社会与人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甚至依然企图“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些企图常常令我非常沮丧！比如忽然之间，一些人以另一些人的外形为依据对其进行性别攻击，称之为“娘炮”，而完全不问那些人是否遵纪守法，是否心地善良，是否勇于担当……也不顾穿衣打扮是私人问题，长相模样是基因问题，就用一个“刻板印象”将一船人打下了水。至于“娘炮”这个词到底是要侮辱男性还是要侮辱女性，我也没想明白，反正就觉得20多年的性别工作白做了……但当我在英国一个大学的楼道里，被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的女性拥抱，她哭着对我说“你的节目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知道了，一个河南农村多女家庭的女孩儿，从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却因看《半边天》被点亮了心里的灯，循着刘小样的精神脚步往前走，一直走到欧洲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时候；当我知道本书作者之一安小庆，原是深山里的彝族孩子，因看刘小样的节目、看《半边天》而苏醒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当我看到《平原上的娜拉》《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这种并不讨喜的文章，瞬间“10万 ”的时候；当我看到深圳女工读书会连续两周讨论刘小样的故事的时候……我的“企图”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喜欢书中杨本芬一家四代女人之间传承的一种精神，“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我把这句话作为好的祝福献给这世间的女人和男人。张越（资深媒体人、主持人）序二 她们和她们这当然是一部女性之书。女性写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勒了自我生命的轮廓。次，《人物》杂志把作者推到台前，请她们袒露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再让她们以客观的名义隐于背后。我们见过她们生命的火光，如何照亮了她们的采访和写作。她们以自己为武器，去撬开主人公生活的外壳，寻找女性精神底层的共振，去完成一个故事。我有时候会好奇，这种共振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在女性之间。就好像大家有共同的雷达，守在语言的矿山边上，等待被挖掘出的女性真实的声音。我们总是相信，“一个女性总能提供一些特别的东西”。在历史的河床里，她们沉默了太长的岁月。安小庆和刘小样的故事，简直像是一则寓言。大山里的彝族女孩，偶然看到了《半边天》的张越采访刘小样的节目。“平原上的她，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为何和群山包围中的我一模一样？”她接到了刘小样的讯息。她知道，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人。20年后，她找到了隐身在平原深处庭院里的刘小样，续写了她的故事——《平原上的娜拉》。毫无意外，这篇文章再次展现了一个女性生命体验的强大传播力。我常常会想起，安小庆说她在刘小样家的厨房——一个女性的方寸之地，被刘小样的表达震撼的情景。就好像当年，张越在一个瞬间，看到了刘小样波澜壮阔的内心，“雪花落在我和她身上”。当沉默变成了轰鸣，它自然有穿透的力量。我也会想起宋小女。在一个冤案的新闻常规操作之外，人物编辑部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那个为前夫奔走的女人。编辑金匝看到的是视频里宋小女提起爱情时明亮的眼神和无法掩饰的雀跃；而作者林松果则想知道，一个小女为什么同时爱着两个人。一个农妇的爱情是否值得如此书写？这在人物编辑部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一个女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经历了如此的苦难，保有这样的天真，她是独特而可贵的生命。我们希望写出来的是人性的幽微和明亮。作者林松果当时正处于一个情感的徘徊期，她说宋小女让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些微答案。有人说，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向京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我常常不觉得艺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得以面对这个问题。”人物编辑部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传达和理解真相。2013年，《人物》杂志有了《女性》这个栏目，一直到现在，《人物》仍然是拥有女性栏目的主流新闻杂志。从2013年到2021年，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我们的女性报道也从初关注、争取女性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故事，逐步蔓延开来。如果说女性报道也有深水区，那我们早就已经跋涉其中。我们能够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女性的觉醒。在《人物》后台，你能够感受到女性读者那种强烈的自我书写和叙述的愿望。当我们去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时候，总是会激起强烈的回应，如同镜像，读者在这些女性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她们会在留言区讲出自己的故事，以期找到同盟。我印象深的是一次关于性侵害的征集。在短短的24小时内，我们收到了1700份回答。她们如此坦诚地拨开了自己不愿面对的人生隐秘，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能够发声，才是忘却和接纳的开始。那一年，有很多勇敢的女性在风暴里站出来，直面这个世界曾经的恶意。当时个站出来举报教授陈小武的罗茜茜说过一句话：“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我们也是在那一年，也就是2018年年底，做了一个全部是女性的年度人物封面。勇气可贵。我们的女性报道从来不止是女性报道。她们是鲜活的人，她们的故事从来不止是在女性层面上值得报道。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她们陷入困境，她们遭遇复杂，她们奋力向上。如果说有一些不同，就是女性因为曾经的遮蔽，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真正地感知。她的痛苦、她的不甘、她的复杂、她的高贵，甚至是她的怯懦和无助，都能真正地被打捞上来，被真正地共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损失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像阿特伍德所说：“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 我们记录了如此多维度的女性故事，我们加宽了女性故事的河床，我们挤走一些陈词滥调，我们打破一些偏见和“从来如此”。未来的读者应该会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故事里旁逸斜出、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看到公共领域里那些一点点去推动女性向前一步的男性和女性。TA们会对世界有更多信心，也有更多共情。后，我想说一个和我自己相关的故事。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她叫黄长蓉。“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她怀孕六个月的女儿没有跑出来，她的妈妈也被砸死了。我去采访她的时候，是地震发生的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孩子。我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俩聊了很多。她告诉我，在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她如何摸着女儿因为怀孕肿胀的脚，想着快要出世的外孙。后来，她说起自己不想再生，老公怎么劝她都不同意。直到有一天，她老公说“再不生，家就要散了”。她一下明白过来，摘环，生子。那时候还未婚未育的我，试图去探讨这里面的复杂性。我刚想问一句“为什么”，她突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就像火在我心里烫了一下。那个混杂了不甘、无奈甚至了然的眼神，让我听懂了她内心的声音。我很平静地离开了她家。到写稿那一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号啕大哭。我都理解，但我还是心疼。这是我还在这个行业里的原因之一。她们教会了我太多。张寒（《人物》杂志主编）

《她们和她们》是《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既呈现独特细腻的个体生命经验，也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三位作者走近那些多姿多彩、经历各异的主人公，探寻她们的生活与心灵，描述她们的爱欲与梦想、迷惘与挣扎。女性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画出自身的生命图景。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

《她们和她们》是《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既呈现独特细腻的个体生命经验，也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三位作者走近那些多姿多彩、经历各异的主人公，探寻她们的生活与心灵，描述她们的爱欲与梦想、迷惘与挣扎。女性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画出自身的生命图景。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

安小庆，四川凉山人，彝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作有《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平原上的娜拉》《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韩国演艺圈：父权幽灵下的“绞肉机”》等。林松果，湖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长期关注女性及公共政策议题，代表作有《前妻》《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东京不见叶诗文》等。李斐然，山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喜欢科学、古典音乐，擅长国际及科学、科技报道，代表作有《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马布里：一个生存故事》《悬崖上的物理学家》《许渊冲：与平庸作战》等。

序一 迷思与守望序二 她们和她们一平原上的娜拉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龙丹妮：酒神带领众人狂欢一艘自己的涉渡之舟二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前妻外婆在厨房写作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三审判一个新手妈妈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旁观者的谜

《她们和她们》是《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既呈现独特细腻的个体生命经验，也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三位作者走近那些多姿多彩、经历各异的主人公，探寻她们的生活与心灵，描述她们的爱欲与梦想、迷惘与挣扎。女性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画出自身的生命图景。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

安小庆，四川凉山人，彝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作有《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平原上的娜拉》《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韩国演艺圈：父权幽灵下的“绞肉机”》等。林松果，湖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长期关注女性及公共政策议题，代表作有《前妻》《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东京不见叶诗文》等。李斐然，山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喜欢科学、古典音乐，擅长国际及科学、科技报道，代表作有《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马布里：一个生存故事》《悬崖上的物理学家》《许渊冲：与平庸作战》等。

平原上的娜拉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的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栏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中拨出，由《半边天》栏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栏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另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栏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呀，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呀，她就洗衣服呀，她就看孩子呀，她就做家务呀，她就干地里活儿呀，然后她就去逛逛呀，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21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著名也影响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20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信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栏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儿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刘小样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了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