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历史系列丛书——残阳夕照：清代历史掠影

清朝是中国历后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也是在清朝，中国被拖进了近代化的全球性漩涡之中，开始了屈辱与抗争并存的近代历程。此时的中国，如同一个耄耋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蹒跚地步入其后的一段行程。这是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改朝换代的战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疆域、戮心为上的“盛世”、思想文化的钳制、贪官污吏的丑态、西方列强的侵略、农民战争的烽火、开明士人的自救、异域文化的东渐、维新改良的尝试、推翻帝制的革命……凡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清朝是中国历后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也是在清朝，中国被拖进了近代化的全球性漩涡之中，开始了屈辱与抗争并存的近代历程。此时的中国，如同一个耄耋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蹒跚地步入其后的一段行程。这是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改朝换代的战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疆域、戮心为上的“盛世”、思想文化的钳制、贪官污吏的丑态、西方列强的侵略、农民战争的烽火、开明士人的自救、异域文化的东渐、维新改良的尝试、推翻帝制的革命……凡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徐洪兴，生于1954年，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经学史、宋明理学等。曾出版《朋党与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等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001引 子
003清朝的兴起——从“七大恨”誓师到入主紫禁城
023驱逐外寇——郑成功收复台湾
030雄才大略——有为的康熙帝
039经略与管理——清朝前期对边疆的政策和措施
049思想的钳制——“文字狱”和《四库全书》

059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得与失
069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转折
079“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清朝中期的官员贪污
091八旗兵——从常胜军到寄生虫
101愚民的工具——八股文与科举制
112夜郎自大——“闭关”政策的恶果

126洪亮吉的忧虑——人口问题与社会矛盾
136穷则思变——嘉道间的经世派
147睁眼看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
160洋务运动——“求强”“求富”的尝试
176“商战”“议院”“中体西用”——早期改良派
194“新学”——明清“西学东渐”记

220救亡图存——戊戌变法与启蒙运动
248他山之石——严复与《天演论》
268新世纪——艰难的历程

清朝是中国历后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也是在清朝，中国被拖进了近代化的全球性漩涡之中，开始了屈辱与抗争并存的近代历程。此时的中国，如同一个耄耋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蹒跚地步入其后的一段行程。这是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改朝换代的战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疆域、戮心为上的“盛世”、思想文化的钳制、贪官污吏的丑态、西方列强的侵略、农民战争的烽火、开明士人的自救、异域文化的东渐、维新改良的尝试、推翻帝制的革命……凡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徐洪兴，生于1954年，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经学史、宋明理学等。曾出版《朋党与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等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戊戌维新与思想启蒙（节选）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作为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动，可以说只是一场肤浅的、短命的政治变革活动。但作为一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它却具有非常深刻和深远的意义。在戊戌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次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使古老的中国从社会风尚到思想观念，也就是整个思想文化结构，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以它为标志，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以后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与这次思想的转折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戊戌维新变法所带来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自强保种乃是全中国人民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更重要的是，戊戌维新志士的鲜血，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斗争，爱国主义热潮因此而大大高涨起来。

2.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国只有变法维新，不仅顽固派的“不变论”是亡国之言，就是洋务派的枝节皮毛之变同样也无济于事，中国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才有独立富强的希望。同时，更有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戊戌维新志士的鲜血中得出中国非革命不可的结论，他们开始超越改良主义，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洪流中去。

3.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被新起的社会思潮冲破了一个大大的缺口，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著作的问世，使许多以前被视为神圣而不容置疑的观念开始遭到怀疑、否定乃至抛弃，中国封建文化从此开始真正动摇了。

4.西学开始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1895年以后，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一大批学堂、学会、报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尽管数量还不能算多，但比起以往的几十年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当时传播的西学，不仅是西方的自然科学，更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从此，“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民权思想、进化论等新的学说理论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广泛传播开来。

5.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也随之出现深刻变化。一些维新派思想家们开始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学等所谓的“国学”进行再探讨，试图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按梁启超的话说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尽管有新旧拼凑之嫌，显得杂乱、粗糙，但却是一种新的尝试。此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初步提出了“道德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

从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华民族军事、经济、政治侵略的逐步升级，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向前推进，中国人开始有目的、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说过：“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的历史，看成是一部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思想启蒙史。而这场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从潜流变为洪流，恰恰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的90年代。何以如此说呢？不妨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

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是当时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入物。但是，林则徐和魏源的行动，仅仅表现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西方文化的实质内容。这其中的原因，既是由于他们急功近利的“制夷”目的和“经世致用”的实用取向，也是由于他们基本上恪守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本位立场。以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西方学来了基督教，但洪秀全的“上帝”是经过彻底改造过了的、为自己服务的“上帝”。透过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主义，我们看到太平天国“中国化”的“上帝”是一种完全封建化了的“上帝”。至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其中确实具有不少西方资本主义的气息，但它却没有也不可能与太平天国的实践真正结合起来，倒是太平天国的死对头洋务派充当了洪仁玕《资政新篇》的“遗嘱执行人”。但洋务派的先天弱点使他们无法具有洪秀全的那种反传统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洋务”上面，当然，由“洋务”所引出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变动，是他们所难以预料、也不愿意看到的。早期改良派的认识虽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开始比较实质性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对西方文化的内核和关键是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部分人如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虽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一点，但他们的影响基本上局限在港、澳、沪一隅，那是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了的地区。更主要的是，这两部分人都是孤立地在起作用，而没能引起可使社会真正发生变动的社会思潮。所以，总的说来，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仅仅是一股潜流，它在慢慢地运行着，在积聚力量、在等待时机，但却还没有找到喷发之口。

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喷发的突破口终于出现了。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给30年来曲曲折折的洋务运动做出了否定性的总结；接踵而来的更为严峻的政治危机，逼使清醒的中国人不能不得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结论；此外，长期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造就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维新变法社会舆论的积极制造者和宣传者。所以，近代思想启蒙由潜流变为洪流所需要的诸种条件，在这一时期已经成熟了，于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便在19世纪90年代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当然，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有自己的旗手与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