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愁（琦君经典散文）

十岁时，家庭教师教我背《千家诗》，背得我直打哈欠。他屡次问我长大了要当个什么，我总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诗人。”他又生气地说：“岂止是诗人，还要会写古文，写字，像碑帖那样好的字，这叫作‘文学家’。”

“文学家”这个名字使我畏惧，那要吃多少苦？太难了，我宁可做厨子，做裁缝师傅。烧菜和缝衣比背古文、背诗有趣多了。

父亲从北平回来，拿起我的作文簿，边看边摇头，显然不满意我的“文章”。我在一旁垂手而立，呼吸迫促而低微，手心冒着汗。老师坐在对面，定着眼神咧着嘴，脸上的笑纹都像是用毛笔勾出来似的，一动也不会动。大拇指使劲儿拨着十八罗汉的小圈念佛珠，啪嗒啪嗒地响。我心里忽浮起一阵获得报复的快感，暗地里想：“你平日管教我那么凶。今天你在爸爸面前，怎么一双眼睛瞪得像死鱼。”父亲沉着声音问他：“她写给我的信，都是你替她改过的吗？”他点点头说：“略微改几个字，她写信比作文好，写给她哥哥的信更好。”提起哥哥，父亲把眉头一皱，我顿时想起那篇为哥哥写的祭文，满纸的“呜呼吾兄”“悲乎”“痛哉”，老师在后面批了“峡猿蜀宇，凄断人肠”八个字。我自己也认为写得不错，因为我每次用读祭文的音调读起来时，鼻子就酸酸的想哭。老师不让我把祭文给爸爸看，怕引起他伤感，如今他又偏偏提哥哥。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要用功读书，爸爸只你一个孩子了。”他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我也忍不住抽咽起来，他又摸摸我的头对老师说：“你还是先教他做记事抒情的文章吧，议论文慢点作。”

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此后凡是我喜欢的题目，作起来就特别流畅。“文学家”三个字又时常在我心中跳动。像曹大家、庄姜、李清照那样的女文学家，多体面，多令人仰慕。可是无论如何，背书与学字总是苦事儿，我宁愿偷看小说。

我家书橱里的旧小说虽多，但橱门是锁着的，隔着一层玻璃，可望而不可即。跟我一同读书的小叔叔，诡计多端地弄来一把钥匙，打开橱门，我就取之不尽地偷看起来。读了《玉梨魂》与《断鸿零雁记》，还躺在被窝里，边想边流泪。在上海念大学的堂叔又寄来几本《瓯江青年》与旧的《东方杂志》。对我说这里面的文章才是新式白话文，才有新思想，叫我别死啃古文，别用文言作文，文言文写不出心里想说的话。我有点半信半疑，读《瓯江青年》倒是越读越有味，《东方杂志》却是好多看不懂。堂叔的信和杂志，不小心被老师发现了，他大为震怒地说：“你，走路都还不会就想飞！”信被撕得粉碎，丢进了字纸篓。我在心里发誓：“我就偏偏要写白话文，我要求爸爸送我去女学堂，我不要跟你念古文。”

老师没有十分接受父亲的劝告，他仍时常要我写议论文：《楚项羽论》《衣食住三者并重说》《说钓》，我咬着笔管，搜索枯肠，总是以“人生在世”“岂不悲哉”交了卷。我暗地里却写了好几篇白话文，寄给堂叔看。他给我圈，给我改，赞我文情并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白绣球》。内容是哭哥哥的。这株绣球树是哥哥与我分离前，一同看阿荣伯种的。绣球长大了每年开花，哥哥却远在北平不能回来。今年绣球开得特别茂盛，哥哥却去世了，白绣球花仿佛是有意给哥哥穿素的。我写了许多回忆，许多想哥哥的话，越写越悲伤，泪水都一滴滴地落在纸张上。母亲看我边写边哭，还当我累了，叫我休息一下。我藏起文章不给她看到，只寄给堂叔看。他来信说我写得太感动人，他都流泪了。叫我把这篇文章给父亲看，我却仍不敢。一则怕父亲伤心，二则怕他看了白话文会生气。这篇“杰作”，就一直被保存在书箧里，带到杭州。

十二岁到了杭州，老师要出家修道，向父亲提出辞馆。我心里茫茫然的，有点恋恋不舍他的走，又有点庆幸自己以后可以“放生”了。我家住所的斜对面正是一所有名的“女学堂”。我在阳台上眼望着短衣黑裙的“学堂生”，在翠绿的草坪上拍手戏逐，好不羡慕。正巧父亲一位好友孙老伯自北平来我家，他是燕京大学的某系主任，我想他是洋学堂教授，一定喜欢白话文，就把那篇《白绣球》的杰作拿给他看。并要求他劝父亲许我去上女学堂。他看了连连点头，把我的心愿告诉了父亲。父亲摇摇头说：“不行，我要她跟马一浮老先生做弟子。”孙老伯说：“马一浮是研究佛学的，你要女儿当尼姑吗？”我在边上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父亲沉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眼泪汪汪地望着孙老伯，仿佛前途的命运就系在他的一句话上了。

第二天，父亲在饭桌上忽然对老师说：“你未出家以前，给小春补习一下算术与党义，让她试试看考中学。”我一听，兴奋得饭都咽不下。“爸爸，您真好。”我心里喊着。

两个月的填鸭，我居然考取了斜对面那个女学堂，从此我也是短衣黑裙的女学生。老师走后，我再不用关在家里啃古书了。

在学校里，为了表现自己的学问，白话文里故意夹些文言字眼，都被老师画去了，我气不过，就正式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古文”，老师反又大加圈点，批上“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八个大字。我得意得飘飘然，被视为班上的“国文大将”，壁报上时常出现我的“大作”，我想当“文学家”的欲望又油然而生。可是寄到《浙江青年》的稿子总被退回来，我又灰心了。

进了高中以后，老师鼓励我把一篇小狗的故事再寄去投稿，“包你会登”，他跷起大拇指说。果然，那篇文章登出来了，还寄了两元四角的稿费。闪亮的银圆呀，我居然拿稿费了，我用四角钱买了一支红心“自来铅笔”送老师，两块银圆放在口袋里叮叮当当地响，神气得要命。

我又写了一篇回忆童年时家乡涨大水的情景，寄去投稿，又被登出来了，稿费是三块，涨价啦。那篇文章我至今仍记得一些，我写的是：“河里涨大水，稻田都被淹没了，漆黑的夜里，妈妈带着我坐乌篷船在水上漂，不知要漂到哪里。船底滑过稻子尖，发出沙沙的声音，妈妈嘴里直念着阿弥陀佛，我却疲倦得想睡觉。蒙眬中，忽然想起哥哥寄给我的大英牌香烟画片不知是不是还在身边，赶紧伸手在袋里一摸，都在呢，拿出来闭着眼睛数一遍，一张不少，又放回贴身小口袋里，才安心睡着了。”老师说我句句能从印象上着笔，且描绘出儿时心态，所以好。由于他的鼓励与指点，我阅读与学习写作的兴趣更浓厚了。可是在中学六年，我的“国学”完全丢开了，这是使父亲非常失望的一点。高中毕业，他又旧事重提：要我拜马一浮先生为师。我，又急得哭了。

我的志愿是考北平燕京大学外文系，洋就索性洋到底。可是父亲的答复是“不许”。他一则不放心我远离，二则不许我丢开“国粹”学“蟹行文字”。我偷偷写信给燕京的孙老伯，第二次为我做说客，好容易说动了父亲，折中办法是念杭州之江，必定要念中国文学系。因为国文系有一位夏承焘先生，是父亲赏识的国学大师，他是浙东大词人之一，父亲这才放心了。

之江也是教会学校，一样地洋里洋气，寥寥可数的几个国文系学生，男生一定穿长褂子，女生一定是直头发。在秀丽的秦望山麓，雄伟的钱塘江畔，独来独往，被视为非怪物即老古董。夏老师呢，一个平顶头，一袭长衫，一口浓重的永嘉乡音，带着一群得意门生，在六和塔下的小竹屋里吃完了“片儿汤”，又一路步行到九溪十八涧。沏一壶龙井清茶，两碟子花生米与豆腐干，他就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

他飘逸的风范和淡泊崇高的性格，可从这首词里看得出来。他对学生不仅以言教，以身教，更以日常生活教。随他散一次步，游一次名胜，访一次朋友，都可于默默中获得作文与做人方面无穷的启迪。他看去很随和，有时却很固执。一首词要你改上十几遍，一字不妥，定要你自己去寻求。他说做学问写文章都一样，“先难而后获”。别人改的不是你自己的灵感，你必须寻找那贴切的字眼。

《烟愁》为琦君的散文代表作，收录有《杨梅》《喜宴》《金盒子》《鲜牛奶的故事》《阿荣伯伯》《三划阿王》等三十五篇琦君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作者文风细腻温婉、质朴动人，书中这一系列回忆性的散文，表达了对山水的真挚热爱，对父母、师长、挚友的深沉情感，以及以温存之心体味人生悲喜的生活态度。

人生并不是为享受，却是要有更多的给予；并不是以妒恨剥夺他人的快乐，乃是要以温厚与同情换取与旁人同样的快乐。

——《鲜牛奶的故事》

人一到了中年，欢乐与哀愁就好像混合在一起，迷迷糊糊的有点分不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如今每每对着应该欢笑的场合，反而眼睛润湿起来呢？

——《红花灯》

我们不妨以幽默闲适的心情，度过平稳而现实的生活，不为将来做太多的打算，也不为过去而留恋懊丧。

——《倒账》

琦君（1917—2006）

原名潘希真，女，中国著名作家。从小在温州、杭州两地学习生活，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桂花雨》《青灯有味似儿时》《烟愁》《橘子红了》等。

三版小记 / 1

启蒙师 / 1

云居书屋 / 10

杨 梅 / 17

喜 宴 / 23

金盒子 / 31

酒 杯 / 37

鲜牛奶的故事 / 41

毛 衣 / 47

晒晒暖 / 56

烟 愁 / 60

瓯 柑 / 66

一生一代一双人 / 70

阿荣伯伯 / 74

三划阿王 / 84

月光饼 / 97

孩儿经 / 100

红花灯 / 105

风 筝 / 109

何时归看浙江潮 / 114

倒 账 / 118

失 眠 / 124

水灾与皮球 / 129

小金鱼与鸭子 / 133

休假记 / 137

橡皮日戳 / 144

永恒的期约 / 148

遥寄瞿师 / 154

老花眼镜 / 157

秋 扇 / 161

课子记 / 166

与友人书 / 173

不见是见，见亦无见 / 180

小瓶子 / 184

妈妈的菜 / 191

失犬记 / 195

后记

留予他年说梦痕 / 200

《烟愁》为琦君的散文代表作，收录有《杨梅》《喜宴》《金盒子》《鲜牛奶的故事》《阿荣伯伯》《三划阿王》等三十五篇琦君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作者文风细腻温婉、质朴动人，书中这一系列回忆性的散文，表达了对山水的真挚热爱，对父母、师长、挚友的深沉情感，以及以温存之心体味人生悲喜的生活态度。

人生并不是为享受，却是要有更多的给予；并不是以妒恨剥夺他人的快乐，乃是要以温厚与同情换取与旁人同样的快乐。

——《鲜牛奶的故事》

人一到了中年，欢乐与哀愁就好像混合在一起，迷迷糊糊的有点分不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如今每每对着应该欢笑的场合，反而眼睛润湿起来呢？

——《红花灯》

我们不妨以幽默闲适的心情，度过平稳而现实的生活，不为将来做太多的打算，也不为过去而留恋懊丧。

——《倒账》

琦君（1917—2006）

原名潘希真，女，中国著名作家。从小在温州、杭州两地学习生活，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桂花雨》《青灯有味似儿时》《烟愁》《橘子红了》等。

“不倒翁，翁不倒，眠汝汝即起，推汝汝不倒，我见阿翁须眉白，问翁年纪有多少。脚力好，精神好，谁人能说翁已老。”

我摇头晃脑，唱流水板似的，把这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十分得意。

“嗯，还算过得去。”老师抬起眼皮看看我，他在高兴的时候才这样看我一眼。于是他再问我：“还有常识呢？那课瓦特会背了吗？”

我愣头愣脑的，不敢说会，也不敢说不会。

“背背看吧！”老师还没光火。

我就背了：“煮沸釜中水。”这句我是会的，“化气如……如……”全忘了。

“如烟腾。”老师提醒我。

“化气如烟腾，烟腾……”我支支吾吾地想不起下一句。

“导之入钢管。”老师又提一句。

“导之入钢管，牵引运车轮……轮……嗯……谁为发明者，瓦特即其人。”明明我知道当中漏了一大截。

老师的眼皮耷拉下来了，脸渐渐变青，“啪！”那只瘦骨嶙峋的拳头一下子捶下来，正捶在我的小拇指上。我骇一跳，缩回手，在书桌下偷偷揉着。

“像锯生铁似的，再念十遍，背不出来还要念。”老师命令我。

鼻子尖下面一字儿排开十粒生胡豆，念一遍，挪一粒到右手边，念两遍，挪两粒。像小和尚念《三官经》，若不是小拇指疼得热辣辣的，早就打瞌睡了。

已经九点了，还不放我去睡觉，我背过脸去打了个哈欠，顿时计上心来：

“老师，我心口疼，我想吐。”我抚着肚子喊，妈妈时常是这样子喊着心口疼的。

“胡说八道，这么点孩子什么心口痛，你一定是偷吃了生胡豆，肚子里气胀。喏，我给你吃几粒丸药就好了。”他拉开抽屉，里面乱七八糟的，有断了头的香，点剩的蜡烛，咬过几口的红豆糕，还有翘着两根触须的大蟑螂。老师在蟑螂屎堆里拣出几粒紫色小丸子，那是八字胡须的日本仁丹，又苦又辣，跟蟑螂屎和在一起，更难闻了。我连忙抿紧了嘴说：“好了好了，这会儿已经好了。”

“偷懒，给我念完十遍，明天一早就来背给我听。”

我很快地念完了，收好书，抓起生胡豆想走。

“啪！”又是一拳头捶在桌面上，“你懂规矩不懂？”

我吓傻了，待在那儿不敢动。

“拜佛，你忘啦，还有，向老师鞠躬。”

我连忙跪在佛堂前的蒲团上拜了三拜，站起来又对老师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说声：“老师，明天见。”

生胡豆捏在手心，眼中噙着泪水，可是我还是边走边把胡豆塞在嘴里嚼，有点子咸滋滋的酸味。阿荣伯说的，汗酸是补的。

我回到楼上，将小拇指伸给妈看（其实早已不痛了），倒在她怀里撒开地哭。

“妈，我不要这么凶的老师，给我换一个嘛。”

“老师哪能随便换的，他是你爸爸的学生，肚才很通，你爸爸说他会作诗。”

“什么肚才通不通，萝卜丝，细粉丝，我才不要哩！”

“不许胡说，对老师要恭敬，你爸爸特地请他来教你，要把你教成个才女。”

“我不要当才女，你不是说的吗？女子无才便是德。”

“傻丫头，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话，如今是文明世界了，女孩子也要把书念通了。像你妈这样，没念多少书，这些年连记账都要劳你小叔的驾，还得看他高兴。”

“记账有什么难的，肉一斤，豆芽菜一斤，我全会。”

“算了吧，真要你记，你就咬着笔杆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你四叔写的，老师还说他有好几个别字呢！”

“四叔背不出来，老师拿茶杯垫子砸他，眉毛骨那儿肿起一个大包，四叔说吃斋念佛的人会这么凶，四叔恨死他了。”

“不要恨老师，小春，老师教你、打你，都是为你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像你妈似的，这一辈子活受罪。”妈叹了一口长气。

我知道妈的大堆头牢骚快来了，就连忙蒙上被子睡觉，可是心里倒也立志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大学毕业生。在祠堂里分六只馒头（族里的规矩，初中毕业分得一对馒头，高中、大学依次递加一对），好替妈争口气。免得爸爸总说妈妈没大学问，才又讨个有学问的外路人，连哥哥一起带到北平去了。爸说男孩子更重要，要由她好好管教。我就不懂爸会把儿子派给一个不是生他的亲娘去管教，她会疼他吗？还有，哥哥会服她吗？叫我就不会，她要我往东，我就偏偏翘起鼻子往西，气死她。

妈叫我恭敬老师，我是很恭敬他的，从那一次小拇指被捶了一拳以后，我总是好好地写字念书。作文和日记常常都打甲上，满是红圈圈。下课的时候，我一定记得跪在蒲团上叩三个头，再向老师毕恭毕敬地行鞠躬礼，然后倒退着跨出书房门。没走出两丈以外，连喷嚏都不敢打一个，因此我没有像四叔那样挨过揍。老师对我虽然也一样绷着脸，我却看得出来他心里还是疼我的。

因为他每天都把如来佛前面的一杯净水端给我喝，说我下巴太削，恐怕将来福分薄，要我多念经，多喝净水，保佑我长生、聪明。他就没把净水给四叔喝过，这也是四叔恨他的原因，他说吃斋的人不当偏心。其实四叔在乡村小学念书，只晚上跟他温习功课，不是老师的正式学生，老师的全副精神都在教导我，我是他独一无二的得意女弟子。

老师的三餐饭都在书房里吃，两菜一汤，都是素的，每次都先在佛前上供，然后才吃。有一次，阿荣伯给他端来一碗红豆汤，他念声阿弥陀佛，抿紧了嘴只喝汤，一粒豆子都不进口。我不明白咽下一粒豆子会出什么乱子，悄悄地问阿荣伯。阿荣伯说老师在十岁时就有一个和尚劝他出家，他爸妈舍不得，只替他在佛前许了心愿，从此吃长斋，一个月里有六天过午不食，只能喝米汤。

我看老师剃着光头，长长的寿眉，倒是有点罗汉相。我把这话告诉四叔，四叔说：“糟老头子，快当和尚去吧！”其实老师并不老，他才四十光景，只是一年到头穿一件蓝布大褂。再热的天，他都不脱，书房里因此总冒着一股子汗酸气味。

“妨碍公共卫生。”四叔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指着墙壁缝里插着的一个个小纸包说，“你看他，跳蚤都不捏死，就这么包起来塞在墙缝里。跳蚤不一样要饿死吗？真是自欺欺人。”

老师刚从门外走进来，四叔的话全被听见了。四叔已来不及溜。老师举起门背后的鸡毛掸子，一下子就抽在他手背上，手背上起一条红杠。

“跪下来。”他喝道。

四叔乖乖地跪下来，我吓得直打哆嗦。老师转向我，“你也坐着不许走，罚写大字三张。”

我摊开九宫格，心里气不过，不临九成宫的帖，只在纸上写“大小上下人手足刀尺……”一口气就涂完了三张，像八脚蛇在纸上爬。

老师走过来，一句不说，把三张字哗哗地全撕了，厉声说：“重写，临帖再写五张，要提大小腕。”

他把一个小小银珠盒放在我手腕背上，我的手只能平平地移动，稍一倾斜，银珠盒滑下来了。我还得握紧笔杆，提防老师从后面伸手一抽，笔被抽起来，就是字写得没力气，又须重写。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纸上，把写好的字全洇开了，都是四叔害的。

上夜课时，老师把我写的五张字拿出来，原来满纸都打了红圈圈，他以从未有过的温和口气对我说：“你要肯用心临帖，字是写得好的，你看这几个字，写得力透纸背。”

四叔斜眼望望我，瘪了一下嘴，显得很不服气的样子。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原是一面哭一面写的，居然还写得“力透纸背”。

“老师，您教我写对联好吗？”我得意起来了。

“还早呢！慢慢来。”

“我会背对联：天半朱霞，云中白鹤。河边青雀，陌上紫骝。”这是花厅前柱子上的一副对子，四叔教我认，我完全不懂意思。

老师非常高兴，说：“好，我就教你诗与古文。”

刚刚读完小学国文第四册，第五册开始就是古文。老师教我读《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给我听，我却要打瞌睡了。我说：“我也要像四叔似的读《黄柑竹篓记》（后来才知道是《黄冈竹楼记》）。”老师说：“慢慢来，古文多得很，教过的都得会背。”

我也学四叔那样，摇头晃脑背得琅琅响，我还背诗，首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太容易了。

渐渐地，我背了好多古文与诗。我已经学作文言的作文了。《说蚁》是我的得意杰作：“夫蚁者，营合群生活之昆虫也，性好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