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苏童、麦家、程永新盛赞，莫言亲笔题写书名，阎连科万字长文荐读）

后记
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
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戴着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黄昏时分走到一座小码头，站在那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
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鱼儿在水中飞翔的那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庄前的那座码头。我把那条河称为未名河，未名河的北岸，有一个少年在徘徊。
我无法想象我会在一座城市固守几个月，就像我在那座村庄周而复始。去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参会，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青少年时期，我亲近的乐器就是二胡，我早听到的好的音乐几乎都是二胡拉出来的。许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一拨行人走过后，我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气息让我觉得他是我乡亲中的一位。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她还说她那时扎着一根长辫子。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曲子终了，这个男人起身，和我反向而行。我过了十字路口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终于安静地坐下来，我在电脑上搜索断篇残章。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一些片段中，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
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在我笔下的那座村庄，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是乌托邦，也不是；是异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这样的是与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乡亲都在明白与糊涂中度过或即将度过他们的一生。如果我把这个村庄的故事和我们宏大的历史相关联，也可以勉强地说它有“整体性”。但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文本中，他们都是碎片化的存在。
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有可能把它戏剧化，但我终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整体性。这样一种安排情节和细节的方式，无疑给阅读带来了难处。我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我追问的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因此这些追问明显地传递了我当下的某种思想状态。
小说中的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不是我的自叙传。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我读自己的初稿时，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也许我从来没有完全辨识过自己，这已经不是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这二十年我是在和他断断续续的对话中返回或离开那座村庄的。历史的复杂性延续在他这样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中。我曾经设想，这个少年离开这个村庄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很多答案，这些答案都让我感慨万千。但我知道，他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和他们不同。他曾经坐在码头看船儿向东向西，曾经躺在田埂上看鸟儿自由飞翔。他比他们多了理想，也多了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有意在小说的卷四和前三卷之间留下了一丝缝隙。我要留下年轻一代即使不能远飞但心存飞翔的空间。
小说是世界之一种。我们在阅读、训练和写作中认识了小说，并选择了自己写作小说的方式。尽管关于什么是好小说也许有许多共识，但我们无法用一种小说定义另一种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小说之外才有另一种小说和出现另一种小说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小说定义和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于是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学者写作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
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这是大而化之的话。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神经衰弱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在完成《民谣》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隐喻是语言行为的结果。小说结构的问题一直困扰我，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否推进了小说文体的创新，但它们都内在于小说的“大结构”之中。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用不无偏颇的话说，这么多年来作为一种职业，我一直在认识小说，认识小说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写作者的困境之一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缺少宏大的结构力。我写过一些小说评论，但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抵达过小说的深处。我没有想过我会转身对自己的写作说三道四，这里说的话应该不是《民谣》的副歌。我和我熟悉的小说家一样，创作谈的境界常常高于创作本身，但他们已经写出了高境界的小说。我意识到了种种，但笔力不逮之处俯拾皆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创作谈其实不是对自己文本的补充性阐释，只是在完成文本后发现了黑洞，想用微弱的光去照亮它；或者，在我是意识到了文本的问题，试图用一些文本之外的议论表达自己虽然没有写好但还有几句高明的话。我无法说《民谣》如何，但它的“异质性”是确定无疑的。
《民谣》的写作可以说是敞开的。记得参与“华语传媒大奖”评审的那几年，我和永新兄经常通宵达旦讨论小说，是离开既有理论和规范的那种讨论。永新兄关于小说的理解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理解小说是需要想象力的。在和永新兄的多次畅谈中，我在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在今年闭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有些迟疑和犹豫。我常常把写好的章节、片段发小说家阎连科、批评家张学昕和我的同事季进、陈小民等，连科和学昕经常和我在电话中说出他们的具体意见。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评点我不会全盘接受，但我在意他们的看法。走走和朱婧熠首先读到了完成稿，她们的肯定才让我鼓着勇气弱弱地告诉永新兄和钟红明副主编我写了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讨论会”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莫言兄欣然为《民谣》题字，本书因此光泽许多。我向他们，也向所有关心我写作的朋友致敬！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革命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与革命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抵挡时代宏阔酷烈之大记忆。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杂篇
外篇
后记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革命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与革命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抵挡时代宏阔酷烈之大记忆。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

卷一
1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说不清楚这种油味给我的感觉，机油和食油在水中会幻化成两种图景。只有在寂静的夜晚，你会听到竹篙滑落的水声像水珠落在荷叶上。如果是清晨，你坐在码头上，你会看到水的流向，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河水特别清澈时，你可以看到临近岸边的水草也在水中微微向东倾斜，小鱼在水草之间游弋。水面的宁静不是鱼儿的涟漪打破的，是早有人到码头淘米的声响。淘箩在水中晃动，荡漾出夹带尘埃的米水。这时，有鱼儿过来了。你屏住呼吸，将淘箩轻轻沉入水下，鱼儿进来了，吮吸着乳白色的米水。不急，再过几秒，瞬间你将淘箩提出水面，三五条小鱼儿在米上跳跃。米水在河里散开时，如云如丝。如果这一天我起早淘米了，我会把淘箩再沉入水中，让小鱼儿回到河里。小鱼儿吮吸着米水，像蚕儿剪裁桑叶。奶奶说，大头，这叫放生。
五月，持续一个月的大雨冲垮了河水的单纯与自由。从麦田淌到河里的水染黄了河面，阴沟已经被大雨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条河，像阴沟了。现在临近黄昏，我坐在第三块石板上，河水已经退到码头的第六块石板，第五块石板见到太阳了。河水黄了，河面上开始漂着死鱼。昨天下午，怀仁老头儿撑着船，打捞浮起的死鱼。他说，鱼是死的，煮熟，人吃了，鱼儿就是活的。老头儿要我拿几条回去，我没有要，老头儿说：“你是个呆子。”从四月到五月，小雨之后是大雨，大雨之后是暴雨，麦子在水中七零八落。太阳火了。这几天开始退水了。浑浊的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阳光下，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凡是空地都铺满麦秸，不必用脚踩，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就会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
呼吸的不连贯让我觉得这世界存在两个空间，我一直处在饱和饿之间。你盯着路上的麦秸，眼睛会发花，霉气呛出了眼泪，时间久了，脑子像中毒一样迷乱。想来，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一样闻到了霉味，它们逐渐从我的天空中消失，它们一定飞到了没有霉味的远方。如果在空中，像鸟儿一样，我会怎样？爬树是升空的方式，但我不会爬树。我瘦小，可就是不会手足并用，通常是抱着树干，看同伴爬到了树尖。我崇拜杨晓勇，他以前能爬到的树顶上。我私下喊他勇子。勇子现在是大队干部，不爬树了。那时，看看在树上的几位同伴，我很尴尬，我的目光只好盯着空中的麻雀，盯在偶尔飞来的喜鹊和在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的羽毛上，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的动物。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外，与我们并无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我跟奶奶去镇上，镇上的天空没有那么多飞翔的鸟，那些家养的鸽子早就被训练得不会自由飞翔，也几乎看不到能够扑扑翅膀的公鸡母鸡。我跟外公去玄字号那片农田，麻雀、喜鹊、乌鸦还有燕子，总是在天空盘桓，或者栖息在树枝上，此起彼伏的鸟声就像无数个婶婶、姨娘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话。
这些鸟儿都飞走了，它们在新的栖息地欢叫飞翔。鸟儿是没有故乡的，天空都是它们的世界。我和它们不同。我看着船儿向东向西，或者靠近码头。在后来很长时间，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大水，让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挂着几根麦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我脖子上的几根麦穗，也在记忆中随风而动，随雨而垂。
外公的船也许快到西泊了，我屁股下那张纸好像也被风吹飞了。

2
从大码头上岸，是一大块空地。老人说是村口，不老的人说是供销社门口，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不错，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桥就位于村口的中间。大队档案中存放的地契，标着这块长方形土地的尺寸。我算算，差不多三百平方的样子。你不能不惊叹当年胡鹤义父亲发家时对这个地方的规划。现在我看到的供销社，它的外部形状像一个“凸”字，站在外面看，似乎是三幢房子的结构，进了门，中间是一个宏大的厅堂，两侧分别有三根像大人腰一样粗的木柱子。从厅堂北门进去，是一个花园般的天井，两侧是东西厢房，走过小径，就是胡家的堂屋，接待客人的地方。第三进是主人起居之所。等到我能够在进房子走动时，厅堂的东侧，成了百货柜台，西侧的柜台专门卖布匹。第二进是供销社的仓库，第三进是员工的宿舍。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堆放杂物。方小朵他们父女俩过来后，西厢房成了他们家的宿舍。
地主胡鹤义父亲在门前留下这么大的一块空地，算是大手笔了。怀仁的这位老东家说：“留块地方舞龙灯，唱唱戏。”外公年轻时候就在庄上舞龙灯的队伍里，独膀子是敲锣的人。等到胡鹤义从少东家变成东家时，他改变了老东家的奢华气派。那个大堂，除了用于胡氏宗亲的餐会外，他还办起了私塾。李先生曾经是这里的私塾先生。门前的空地，仍然舞龙灯，搭台唱戏，但一年舞一次龙灯，戏台子也搭不了几次。这块空地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舞台，它敞开着，各色人等从这里走过，停下，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散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只是台上表演的内容不同。我次表演，也是在这里。
根叔一直说我次登台是他扶我站在椅子上的。我记得根叔和疤眼一样，初也是拿着麻绳去绑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参加了一天活动。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根叔比划着说：“你当时这么高，芝麻秆一样高。”他说话时的声音闷在鼻子里。芝麻秆参差不齐，我是高的那一根。根叔再次比划时，我的个子已经高出天井里的那棵桃树了。桃树是去年栽下的，好像没有我长得快。奶奶说，这孩子疯长了。
我差不多重复了父亲当年站在这个码头上的疑问，这条河怎么没有名字？镇上的河都有名字，镇东的那条河叫牛河，镇西的那条河叫小西溪。码头南面的这条河村上的人习惯称它南河，庄北的那条河则叫北河。庄子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东泊和西泊。如果用线条表示，这个庄子是在南北两条线、东西两个圆圈之间。这个村庄的祖先，当年选了这个地方做庄。庄的东西南北，以天地玄黄命名了四片农田。农田里聚聚散散的民居，我们叫舍。庄和舍拼在一起，就是村庄。我住在庄上，勇子、李先生、三小，他们住在舍上。我后来知道，革命烈士王二大队长和勇子的祖父是舍上的邻居。
南河西边出了西泊有一条河，河向南再向西，可连通到镇上。东泊与南河没有衔接，南河向东穿过进胜大队。进胜之前叫圣堂庄，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父亲说，圣堂庄上曾经有一座教堂，生我的那一年，大跃进中拆了。庄后的河也就是北河，西边融通了西泊的北水面，东边拐了个弯子向东北，流到吴堡大队，拐向东南，便是东泊。大队要在东泊围湖造田了。平时大家说到的河，基本上是专指庄前的那条河，水码头也是专指庄前桥西的大码头。大码头向西，就是西码头，怀仁老头儿就住在西码头的岸上。再向西，我们叫西曲口，外公的老屋就在西曲口上面。西曲口早就废弃，当年游击队王二大队长常常在夜里从西曲口上岸。王二大队长在外公的老屋住过，母亲说，他有驳壳枪。大桥北岸向东，还有一座小码头，我们叫它东码头。土改后，地主胡鹤义就住在通向大码头的巷子里。庄上人有什么大事，或者外地的船过来，都停靠在大码头，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码头。
如果以供销社为中轴线，供销社东边的巷子叫东巷，因为大队部在这条巷子里，大家又称它大队巷子。大队部是一座南方式的四合院，从前，地主胡鹤义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村庄的人叫它西院。穿过大门进去是天井。东厢房可能改造过，只有南边一个门楼，北边一间房子，这间房子现在是大队的油印室，进门时就闻到油墨味。坐北朝南的房子有三间，中间是会议室，东边一间是办公室，西边一间是客房。公社、县里来人就住西边的房间。南边的一进，小间是储藏室，大间是展厅。西厢房是电话间，值班的人也睡在这里。我次跟小姨走进这个院子时，还有点胆怯。因为晚上要表演，小姨说要到大队部去化妆一下。在会议室，
小姨指着东墙上的挂钟说：“这是外公走了一夜的路，从县城捧回来的。”那一年，我们的合作社是县里的先进。我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我会在这间油印室忙碌，起早带晚刻蜡纸，然后滚动油印的墨筒。大队部对面的院子是胡鹤义家的东院，他的两个儿子若鲁和若愚从前住的地方，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了我们村庄的小学。东院北面并排三进房子，南面并排两进，一进是当年的粮库，我在那里读到小学毕业。我们家住在供销社西巷，再往西的巷子也一样没有名字。东巷热闹，不仅因为有大队部和小学，还因为供销社东墙张贴布告、通知，大字报也都贴在东墙上。那年我在大字报上看到了外公的名字，有人揭发他，还说到满月后的我。我很慌张，烂猫屎都看出我的眼神不对了。

不同凡响的《民谣》历时二十年，聚焦的却是一个少年短短几年的成长片段。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留下的只是琐碎的细节和无法复原的碎片。《民谣》说了太多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听到了没有说出的话；《民谣》之中有着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阅读中会解密，有些秘密则永远是秘密并吸引着我们。
——2020 收获文学榜颁奖词

《民谣》重建了小说之根基，也推开了小说革命之门窗，在整个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它像贝聿铭在卢浮宫直立起的那座现代金字塔，是传统之入口，亦是现代之出口，而每一个从那入口、出口进出的人，爱与不爱大约都要在那驻足观望一阵子。
——作家 阎连科

王尧的《民谣》，是一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南方写作，像金宇澄的《繁花》一样，都是典型的南方写作的范本案例。
——批评家、《小说评论》主编 王春林

到这一部小说，王尧已经获得了一个真正有学位的汉语之子的地位。木心讲，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弥补不了。一个有知识的人，又有审美力，所以《民谣》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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