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侧影（第一视角领略30位耳熟能详的中国学人时代风骨）

季羡林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到朗润园一游，风景深幽。”彼时的他二十二岁，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因此无法印证此游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次亲近。出清华西门，如果没有围墙，斜对角就是朗润园。

一九八〇年，季先生在散文集《朗润集》自序中说：“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朗润’这个名字。”

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印象深的自然是次，那是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那天，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看着这张近三十年前的旧照片，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也让我顿时理解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这样的成语。这张照片于我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摄影者是我一九八三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大致算了一下时间，大约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

那天在季先生家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拍照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至于聊了些什么，早已漫漶不清。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季先生身后，有一台十四英寸（不知是彩色还是黑白）的电视机，罩着绛红色绒布套。墙上挂着的除有风景的月历外，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季家的日历，从照片可以看到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日历的底板是一个美女。桌子上，有白瓷的茶壶，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这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

还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桌子，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唐师曾用装黑白胶卷的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后来，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猫争人权”。

快离开的时候，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我应该也在同样的地方给老唐按下了快门。

通过这张一九九一年六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季先生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我腰间的BB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突兀，且有喜感。如今，这种俗称BB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但在当时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53630，老唐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26-5566。

唐师曾后来与季羡林有了更多的交集，乃至衍生出社会新闻，这是后话。或许，一九九一年六月的那一天，是他和季先生的缘分之始吧。

季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一九九三年他八十二岁整，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八十三岁。《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写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从文章上看，我是八月七日去拜访的季先生。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我文中写到“厚厚的，重重的”那本书，我讲的“厚、重”自然有双重含义，物理上的厚重也确然，那本书有五百五十六页。那是一本《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印数三千五百五十册。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时间正是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这应该是我又一次去拜谒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看来，几乎是高山仰止，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糖史》，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当时就觉得十分的“高、大、上”。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糖史》，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可惜季先生的回答我早已记不清。如今，《糖史》业已出版，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我想，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可以在那本书里找到答案。

回想当年的季先生，马上就清晰浮现的，是他朴素的衣着，似乎几次见面，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季先生说话慢条斯理，有较重的山东口音。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似乎就是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次去，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第二次去的时候，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专门用来放书，对这一点，他是很感念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

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后来得知，季羡林夫人名叫彭德华，一九九四年去世）。再就是，他指着墙上齐白石的画给我们看，告诉我购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问价格，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今天看，画价便宜到令人咂舌，以当时季先生的工资计算，也着实是便宜得很。依稀记得，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买了两张，仿佛还买二赠一了。

二〇〇四年夏天，我次去德国，以马丁·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某一天黄昏，从某个城市回哈勒，要在爱森纳赫转车，不知什么缘故，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在终点停下，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哥廷根！呀，我反应是，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