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名篇精选

 前  言

顾之川

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先生都是我国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被语文教育界同仁亲切地称为“三老”。叶圣陶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家，曾任*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吕叔湘、张志公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都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叔湘先生为兼职）。他们虽然生活经历不同，治学侧重点及学术思想各异，但他们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曾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语文课程教材研究与教材编审工作；第二，他们都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其前身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中语会”）的创始人，叶圣陶曾任中语会名誉会长，吕叔湘曾任中语会首任会长，张志公曾任中语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使得他们能够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第三，他们都曾有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丰富实践。叶圣陶说他的身份，一是编辑，二是教师。他编得多的是语文教科书，也编过不少语文类刊物；当教师也是教语文（民国时期称“国语”“国文”）。吕叔湘先生曾兼任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广大中小学生学语文的工具书。张志公先生1950年代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语文学习》，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后，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制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他们的语文教育思想，涉及语文教育课程、教材、教学等多个方面，是我们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他们有关语文教育的相关论述，无论是对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对语文教学实践，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位先生的语文教育论著，已出版过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既有他们的个人专集（包括全集、文集、自选集），也有以不同专题编选的论文汇编。个人专集以“大”著称，如《叶圣陶集》第二版共26卷，《吕叔湘全集》18卷，《张志公文集》5卷。这些著作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内容上试图收罗作者的所有论著，不只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二是不全，许多有关语文教育的重要论著仍没有收录进去。对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使用起来颇有诸多不便。1994年9月22日至23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行“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暨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会议号召全国语文教育工作者学习“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并决定编辑《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论文选以“全国中语会”的名义编辑，1995年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对语文教育界同仁学习“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但是，这本小册子限于篇幅，只收录“三老”的16篇文章，还有许多语文教育名篇没有收录进去，未免失之于简，语文教育界同仁每每引以为憾。

新世纪启动课程改革以来，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语文，积极践行语文教育新理念，特别是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母语教学经验，使我国语文教育面貌焕然一新。这又大大调动了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探索热情，语文教育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对外来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国外教学经验的过程中，必须以我为主，采取鲁迅所说的，挑选，占有，采取 “拿来主义”，而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要立足中国大地教语文，神州大地是我们的立足点。既不能“乱花渐欲迷人眼”，更不能像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事实上，从孔夫子到叶圣陶，我们有丰富的语文教育理论，有“人民教育家”于漪为代表的语文名师创造的语文教学经验，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我们自然对曾经创造过语文教育经典论著的语文前辈心生景仰，充满敬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图书编辑室主任成知辛先生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约我编辑这本《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名篇精选》。我不仅十分乐意，而且充满感激。乐意是因为能为语文教育界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在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感激是因为知辛先生给了我一次系统研读“三老”语文教育论著的机会，让我又一次领略三位语文大家的丰采神韵。

本书依据我对“三老”语文教育论著的理解和学习体会，从中精选出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启示意义的相关论著，分为“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语文考试”“语文教师”“语文研究”等专题，以类相从，把“三老”的相关论著汇编在一起。所收录的内容，理论与实践兼顾，既可以给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者参考，也注重一线语文教师的需要，甚至还考虑到正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语文的学生。既有汪洋恣肆的长篇大论，也有吉光片羽的简什短章。我们相信，经典是会常读常新的，不会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而失去光彩。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国文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说他编纂的《汉语音韵学导论》讲义，是“一得之愚，全在于取舍之间”。当然，本书取舍是否得当，编排是否合理，那就要恭请语文教育界朋友来评判了。

关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

叶圣陶

我们当国文教师，必须具有两个基本观念。我作这么想，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了。近机缘凑合，重理旧业，又教了两年半的国文，除了同事诸君而外，还接触了许多位大中学的国文教师。觉得我们的同行具有那两个基本观念的诚然有，而认识完全异趣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想说明我的意见，就正于同行诸君。

请容我先指明那两个基本观念是什么。，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它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它写得好，摄取它的长处，写得不好，发见它的短处，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了教材的标准，书籍与文篇的内容必须合于这些个标准，才配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此外，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国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大都知道从前书塾的情形。从前书塾里的先生很有些注重方法的。他们给学生讲书，用恰当的方言解释与辨别那些难以弄明白的虚字。他们教学生阅读，让学生点读那些没有句读的书籍与报纸论文。他们为学生改文，单就原意增删，并且反复详尽地讲明为什么增删。遇到这样的先生，学生是有福的，修一年学，就得到一年应得的成绩。然而大多数书塾的先生却是不注重方法的，他们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讲解仅及字面，改笔无异自作，他们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学生自己一旦豁然贯通。奇迹自然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在书塾里坐了多年，走出来还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人着实不少。假如先生都能够注重方法，请想一想，从前书塾不像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学生花了多年的时间专习一种学科，何至于一窍不通呢？再说如今学校，学科不止一种了，学生学习国文的时间约占从前的十分之二三，如果仍旧想等待奇迹，其绝无希望是当然的。换过来说，如今学习时间既已减少，而应得的成绩又非得到不可，惟有特别注重方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读多作固属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对于这个“怎样”，如果不能切实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

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寻，而阅读程度比较难捉摸，有迹象可寻的被注意了，比较难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近朱自清先生在《国文月刊》创刊号发表一篇《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他说中学生写不通应用的文言，大概有四种情形。是字义不明，因此用字不确切，或犯重复的毛病。第二是成语错误。第三是句式不熟，虚字不通也算在这类里。第四是体例不当，也就是不合口气。他又说一般中学生白话的写作，比起他们的文言来，确是好得多。可是就白话论白话，他们也还脱不掉技术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语。朱先生这番话明明说的写作程度不够，但是也正说明了所以会有这些情形，都由于阅读程度不够。阅读程度不够的原因，阅读太少是一个，阅读不得其法尤其是重要的一个。对于“体会”“体察”“体谅”“体贴”“体验”似的一组意义相近的词，字典翻过了，讲解听过了，若不能辨别每一个的确切意义并且熟悉它的用法，还算不得阅读得其法。“汗牛充栋”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汗马充屋”？“举一反三”为什么不可以说成“举二反二”？仅仅了解他们的意义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改换，阅读方法也还没有到家。“与其”之后该来一个“宁”，“犹”或“尚”之后该接上一个“况”，仅仅记住这些，而不辨“与其”的半句是所舍义，“宁”的半句才是所取义，“犹”或“尚”的半句是旁敲侧击，“况”的半句才是正面文章，那也是阅读方法的疏漏。“良深哀痛”是致悼语，“殊堪嘉尚”是奖勉语，但是，以人子的身份，当父母之丧而说“良深哀痛”，以学生的身份，对抗战取胜的将领而说“殊堪嘉尚”，那一定是阅读时候欠缺了揣摩体会的工夫。以上只就朱先生所举四种情形，举例来说。依这些例子看，已经可以知道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紧要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轻放过，务必发现他的特性。惟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发掘文章的蕴蓄，没有一点含胡。也惟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养成用字造语的好习惯，下笔不至有误失。

阅读方法又因阅读材料而不同。就分量说，单篇与整部的书应当有异，单篇宜作精细的剖析，整部的书却在得其大概。就文体说，记叙文与论说文也不一样，记叙文在看作者支配描绘的手段，论说文却在阐明作者推论的途径。同是记叙文，一篇属于文艺的小说与一篇普通的记叙文又该用不同的眼光，小说是常常需要辨认那文字以外的意味的。就文章种类说，文言与白话也不宜用同一态度对付，文言——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先应注意那些虚字，必需体会它们所表的关系与所传的神情，用今语来比较与印证，才会透彻地了解。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所谓得其法，并不在规律地作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与文章学的研究，那是专门之业，不是中学生所该担负的。可是，那些学问的大意不可不明晓，那些学问的治学态度不可不抱持，明晓与抱持又必须使他成为终身以之的习惯才行。

以下说关于第二个基本观念的话。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在一些学校里，这种情形延续到如今，专读《古文辞类纂》或者《经史百家杂抄》便是证据。“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这样想的人仿佛不少。就偏重文学这一点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若偏重了文学，他们看报纸、杂志与各科课本、参考书，就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要好的只得自辟途径，去发见那阅读的方法，不要好的就不免马虎过去，因而减少了吸收的分量。再就写作方面说，流弊更显而易见。主张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原不望学生写什么文学，他们只望学生写通普通的文言，这是事实。但是正因所读的纯是文学，质料不容易消化，技术不容易仿效，所以学生很难写通普通的文言。如今中学生文言的写作程度低落，我以为也可以从这一点来解释。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文言，我想文言的写作或许会好些。

很有些人，在书塾里熟读了《四书》《五经》，笔下还是不通，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这可以作为左证。至于白话的写作，国文教师大概有这样的经验，只要教学生自由写作，他们交来的往往是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或是一首新体诗。我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绘与心情的抒写全像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还有，现在爱写白话的学生多数喜欢高谈文学，他们不管文章的体裁与理法，他们不知道日常应用的不是文学而是普通文。认识尤其错误的，竟以为只要写下白话就是写了文学。以上种种流弊，显然从专读白话文学而忽略了白话的普通文生出来的，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白话，我想用白话来状物，记事，表情，达意，该会各如其分，不至于一味不相称地袭用白话文学的格调吧。

学习图画，先要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与写作，从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文学当然不是在普通文以外别有什么方法，但是方法的应用繁复得多，变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练习而径与接触，就不免迷离惝恍。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阶段达到，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工夫了——现在大学里有一年级国文，只是一时补救的办法，不是不可变更的原则。

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易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譬如，老子的思想在我国很重要，可是，《老子》的文章至今还有人作训释考证的工夫而没有定论，若读《老子》原文，势必先听取那些训释家考证家的意见，这不是中学生所能担负的。如果有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确扼要地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学生读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了，正不《老子》原文。又如，历来文家论文之作里头，往往提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话，这些是研究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材料，但是放在中学生面前就不免徒乱人意。如果放弃这些，另外找一些明白具体的关于文章理法的普通文字给他们读，他们的解悟该会切实得多。又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一般都认为精密地解剖经济社会的佳作，但是它的组织繁复，范围宽广，中学生读起来，往往不如读组织较简范围较小的易于透彻领会。依以上所说，可以知道无论古文学现代文学，有许多是中学生所不的。不读那些不的，其意义并不等于忽视固有文化与现代人生，也很显然。再说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是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据我所知的实际情形，现在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并不期望学生写来也像经史古文，他们只望学生能写普通的文言，而一般以为现代文学之外别无教材的，却往往存一种奢望，好学生落笔就是文学的创作。后者的意见，我想是应当修正的。

在初中阶段，虽然也读文学，但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为对象。到了高中阶段，选取教材以文章体制，文学源流，学术思想为纲，对于白话，又规定“应侧重纯文艺作品”，好像是专向文学了，但是基本训练仍旧不可忽略。理由很简单，高中学生与初中学生一样，他们所要阅读的不纯是文学，他们所要写作的并非文学，并且，惟有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熟而成习，接触文学才会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我的话到此为止。自觉说得还不够透彻，很感惭愧。

1940年8月18日作

选自《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本书是顾之川对语文教育界“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名篇的精选。作者以自己多年的语文学习研究和编选语文教材的体会，对“三老”的语文教育精彩论述，以类选编，分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语文考试、语文教师、语文研究八个专题。所编选的文章，理论与实践兼顾，既有汪洋恣肆的长篇大论，也有吉光片羽的简什短章，既注重语文教师的需要，又可给理论研究者参考，体现了编者良好的详略取舍观。“附录”分别收录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著目录，可为希望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检索、学习与研究的方便。“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是语文教育教学的宝库，常读常新，于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顾之川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考试中心特聘专家，*“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国家统编义务教育语文（七至九年级）教科书主编。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和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主编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著有《顾之川语文教育新论》《顾之川语文教育论》《语文论稿》《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等，并有古籍整理著作多种。

前言

凡例

语文课程

|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叶圣陶

|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叶圣陶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叶圣陶

|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

——在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叶圣陶

|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吕叔湘

|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吕叔湘

|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吕叔湘

|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吕叔湘

|漫谈语文教学

——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张志公

|说工具/张志公

|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张志公

|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张志公

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