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絜(国学典藏)

六朝是骈文的形成兴盛期。骈文，顾名思义，其基本特点就是行文句式整饬、两两相对，不同于散文的不拘一格。它所要求的句式相对，首先指字义、词性的互相对应，其次是用事、引文的排比映衬，后发展为字句声律平仄的错落和谐。因此可以说，骈文体现了历代文人对古代文体形式美的极致追求。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六朝骈文介于汉赋与唐诗之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尽管后来历朝历代不乏作者，但因多被诟病，总体风光不再。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才有了较大的改观。骈文不仅再次进入众多文人学者的视野，成为他们日常写作竞相使用的热门文体，涌现出不少名家佳作，而且理论上也再度受到重视，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也得到了充分肯定。

《六朝文絜笺注》作为出现在清代后期的一个简易读本，从编定到终成书，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初许梿（字叔夏，浙江宁海人，道光进士）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用心编选、校勘、评点了四卷本《六朝文絜》，分别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两次刊行。后来黎经诰（江西九江人）为之笺注，把原书分为十二卷，改题现名，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由枕湓书屋付梓，一直流传至今。从书前张澈的序来看，黎氏当时作注的目的，是为后学者提供一个“家塾读本”它的问世，既反映了清人对六朝骈文的欣赏和推崇，同时也呼应了清代注重骈文写作的社会风尚。

许梿《六朝文絜》在编选、评点上都很有时代特色。六朝文的选录，初当推梁代萧统的《文选》，以后又有明代王志坚《四六法海》，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王先谦《骈文类纂》等。与这些文本的求全不同，许梿的编选则以择精见长。他取法《文选》，分文体１８类，收作家３６名、作品７２篇。尽管篇幅有限，但入选作品已大致包含了六朝时骈文的各种类型。除了赋之外，有出自帝王的诏、敕、令、教、策问，臣子的表、疏等朝廷官方应用性公文，也有文人日常使用的启、笺、书、移文、序、论、铭、碑、诔、祭文等。其中以书信类作品居多，内容十分精彩，有君臣间往来诗作的酬答、抒写离别和别后的相互牵挂，有记述旅途的劳累愁苦、描写山水的奇异景观，也有被称为“香奁绝作”、代人书写给妻妾的家书，甚至还有见了死者未寄出的信而追答的。入选作家则上起晋陆机，下至隋杨暕，包括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各个朝代，历时三百多年。入选的作家作品也极具代表性，如宋鲍照《芜城赋》、齐孔稚珪《北山移文》、梁江淹《恨》《别》两赋、吴均《与宋元思书》、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北周庾信《小园赋》等，颇能完整地呈现六朝各个阶段骈文创作的历史风貌和显著成就。也许正因为此，黎经诰（觉人）才决定为之作注，从而完成了《六朝文絜笺注》一书。

对于入选的骈文，许梿采取随文鉴赏的评点，形式有别于前此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北宋王铚《四六话》、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等论著、诗话，显得灵活精妙，要言不烦。如谓孔稚珪《北山移文》“此六朝中极雕绘之作。炼格炼词，语语精辟。其妙处尤在数虚字旋转得法。当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并为唐人规范”；说梁江淹《恨赋》“通篇奇峭有韵，语法俱自千锤百炼中来，却无痕迹。至于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评北周庾信《小园赋》“前半俱从小园落想，后半以乡关之思为哀怨之词。近人摹拟是题，一味写景赋物，失之远已”。在揭示和鉴赏六朝骈文的多种艺术风格时，评语既看重“选声炼色”的“旖语闲情”，也醉心于“绝去饾饤艰涩之习”的“简澹高素”；既赞叹何逊“寄书闺阁”的“婉娈极艳”，也称赏宋武帝诰敕之文的“丽语能朴，隽语能淳”。在众多作家中，许梿倾心庾信，说“吾于子山无复遗恨”，又说“吾于开府，当铸金事之”，再说“骈语至兰成，所谓采而不滞骨，隽而弥絜”，凡三致意焉。同时认为他和徐陵能代表六朝骈文的成就：“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至于用“奇峭幽洁”概括鲍照的特色，说他“高视六代”；用“生涩”点出江淹的佳处，说他“的是凿山通道巨手”；又说铭文“明远以峭胜，兰成以秀胜，蹊径自别”都以少总多，点到即止，十分精准。这种对骈文作家作品的具体评点，应该说是清代骈文理论宝库中的碎金片玉，弥足珍贵，不容忽视。

黎经诰熟读经、史，沉浸子、集，尤谙《文选》义理。他的注释，约有五分之二是沿用旧注。其中《文选》已收入的作品用唐代李善注，徐陵用吴兆宜注（包括据原本附入顾樵、徐炯等七家注），庾信用倪璠注。但他不是简单地沿用，而是对其作了细致的梳理。注中有补充的，江淹《别赋》李注“晦高堂之流黄”仅引张衡诗和《环济要略》揭示“流黄”字面来历，而黎氏补注则引《西京杂记》“会稽岁时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说明“流黄”是指竹簟。庾信《小园赋》倪注于“连珠细菌，长柄寒匏”仅注下句，黎氏则引《抱朴子》、张衡《西京赋》补出上句；另对“镇宅神以薶石，厌山精而照镜”两句，也在倪注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又《春赋》引《通礼义纂》，补出“节鼓”之义。徐陵《玉台新咏序》吴注于“邓学《春秋》”先云“未详”后引后汉马皇后好读《春秋》，黎补注则引邓皇后好经传，曾从曹大家学事实之。有辨正的，如李善注谢庄《月赋》引玄兔?两句，引《论语》“皇皇后帝”黎补注指其误，谓句“见《鲁颂》，‘论语’两字宜改‘毛诗’”。又同赋李注引侯瑛《筝赋》，黎氏指其误，谓“侯瑛”应作“侯瑾”，见《后汉书•文苑传》。这类例子很多，足见黎氏作注的细致和用心。至于没有旧注可依的作品，他在笺注时也多广征博引，审慎周密。如注梁简文帝的《相官寺碑》一文，除了出入经、史、子、集外，还引用佛经达１７种之多。对于那些一时未能坐实来源出典的字句，则以“未详”标出，以示有待来者，治学堪称严谨。

当然，评注本也有可议之处。如编选方面，于晋代只选陆机一篇，稍嫌单薄；庾信多选早期之作，似有偏颇。在评注方面，江淹《为萧骠骑谢被侍中慰劳表》许评指“萧骠骑”为齐明帝，据史书相关记载推断当为齐高帝；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许评谓“萧临川”指萧子云，而书中“分竹南川”注指“南川”为西阳郡南川县，则与史载子云仕历不符；史载颜延之任始安太守时作《祭屈原文》，而许评误作“始平太守”。另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王规令》“金刀掩芒，长淮绝涸”、江淹《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徒怀汉臣伏阙之城”等句失注，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注“郑司农”当作“郑玄”、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注将《汉书》误作《后汉书》、庾信《小园赋》补注将《隋书•晋籍志》误作《艺文志》等，都有待修订补苴。

但总体来看，六朝骈文的这个评注本选篇适中、评点精彩、注释详赡，既适合一般阅读欣赏，又可作为学者研究的入门阶梯。它之所以能在清代同类诸多选本中脱颖而出，而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并非偶然。

这次重新整理，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枕湓书屋刻本为底本。标点方面要说明的是，鉴于古人引书常有择要、省略、拼接、记忆等情况，因此除了诗赋作品外，对注文中的引文一般不加引号框定，以免滋生歧义。校勘时对原刻中的异体字、俗写字径改，不出校；避讳字则改用原字，同时出校。对原刻评注中一些疏失，则用注在页末加以说明。至于原书引文时有与现行文集相异的情况，除了明显错讹外，一般不予出校。又因收入《国学典藏》，原刻竖排的夹注、眉批均改横排，一并移至每文篇末，加【黎笺】、【许评】予以区分。成稿后，复见上海图书馆藏枕湓书屋刻本的另一印本，前有黎经诰《叙》，为底本所缺，故移作《附录》，一并存于书末。正如前人所言，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譬诸汉京之文、盛唐之诗，元气弥沦，有非后世所能造其域者”（孙梅《四六丛话》）；而“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溯汉魏，裕如尔”（许梿《六朝文絜原序》）。因此要欣赏六朝骈文自有的独特魅力，探求它上承汉魏、下启三唐的重要作用，这个评注本或不失为合适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