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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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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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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四海 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73340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48元

货号29175600

上书时间202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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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中，“个体化”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在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建构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共同体价值构成了挑战，并且有可能使稳定社会步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逐步成长，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然而，个体本身的“先天不足”，导致了“无公德公民”现象的存在。应对个体发展的现代之殇，需要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培育以公共性为价值核心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公民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及平等合作精神。


作者简介
　　杨四海，1969年6月生，江苏盱眙人。南京理工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参编教材两部，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并完成省部级及厅级课题共三项；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基地、省级高校校外文科基地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目录
章 导论
节 选题缘由
一 研究背景
二 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二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第四节 核心概念阐释
一 个体化
二 公民精神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节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一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二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第二节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一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二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第三节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一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二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第四节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一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二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三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第三章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节 公民精神的缘起
一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二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第二节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一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二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三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第三节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一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二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第四章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节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一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第七章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
基本路径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中，“个体化”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在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建构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共同体价值构成了挑战，并且有可能使稳定社会步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逐步成长，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然而，个体本身的“先天不足”，导致了“无公德公民”现象的存在。应对个体发展的现代之殇，需要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培育以公共性为价值核心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公民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及平等合作精神。

主编推荐
　　杨四海，1969年6月生，江苏盱眙人。南京理工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参编教材两部，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并完成省部级及厅级课题共三项；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基地、省级高校校外文科基地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精彩内容
《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研究》：
　　对于个体在私人经济领域过度追逐私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问题，不是当代中国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国外在近现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中，也遭遇了同样的困惑，并且研究者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弗格森生活在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时期，他认为当时社会不再崇尚美德，社会公正似乎遭到了怀疑，社会的道德基础发生动摇。他还主张个人有欲望不是不能理解的，正因为有欲望才使人有了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人要是纵欲无度，则可能远离幸福而走向堕落。他肯定商业发展对个人和国家的积极意义，但是个体在醉心于谋利的时候，牺牲个人的其他方面的追求，“对利益的渴望压制了对完美的热爱，私利使人想象力冷却了，使心灵变得冷酷无情”①。消除这些社会病症，弗格森抱着乐观的心态。他希望能够借助传统社会的道德，以形成解决近代社会种种问题的良药。其认为社会的诸多乱象，源于个人欲望的驱动，如果消除社会的病症，需要重新定义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天然成员，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牺牲个人保全社会。虽然个人能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社会利益，这可能是弗格森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他的设想至少为人们思考今天的个体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涂尔干则从职业分途所致的社会联结弱化的视角，探究有机社会的构建问题。涂尔干把社会团结分为两种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团结形式，以个体的相似性和集体意识为基础，是一种社会相似性构成的总体。而有机团结是指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条件下，通过分工的功能性依赖所形成的社会有机整体。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化生产，对社会分工提出了要求。社会分工一方面使社会职能专业化特点更鲜明，个人获得的自由空间更多，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控制却减弱；另一方面在专业化背景下的社会联系纽带尚未建立，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又在消解，社会缺乏道德规范的约束，社会失范问题由此而生。集体意识衰落，社会分工造成个体分离，利己主义得到发展，而部分个体往往不能满足已经获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暂时感官的快乐，还要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们因此成为为自己欲望而活的奴隶，有的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自杀。涂尔干认为，鉴于社会危机是因道德规范缺失而产生，所以在职业分殊的现代社会重建秩序要从道德维度着手。①他选择了从国家和职业团体两个方面作为道德建设的路径。一方面国家要把个人从家庭、行会、公社等次级群体中解放出来，就要渗透到次级群体当中，用国家主义的普遍利益代替群体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对解放出来的个体负有教育使命，要让个体不能只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还要关注社会总体目标，在他人或者群体之间建立互惠和合作关系。从职业团体这方面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对社会成员进行功能性整合，弥补国家在这方面整合能力的不足，从而使职业群体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纽带，发挥职业群体向国家传递个人意见，以及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职业规范，确定雇主与工人以及雇主之间的权责关系，同时遏制利己主义的膨胀发展，提升个体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整合能力。涂尔干希望通过国家和职业社群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以此消除社会发展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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