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序：拓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和重要制度安排，打开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视野，开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导言和行动纲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治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也与人类社会同样现代。治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之主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尺度。新时代的中国既是历史长河里的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之中国，中国“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解读“中国之治”是破解“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这条治理新路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以治理能力建设为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有机统一，坚持继承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产物。理解中国治理文明与治理现代化之路，要有古今中西的“双重视野”，从中华文明5000 年、中国国家治理文明3000 年、鸦片战争以来170 多年、新中国成立70 年、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历史长时段来观察。自秦置郡立县、一统六国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在治乱兴衰的周期律中缓慢发展，尽管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上各有不同，但基本治理结构陈陈相因，从未中断，正所谓“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毫无疑问，认识今天的中国治理文明，要立足中华文明的传统，特别是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在国家治理上形成的独特经验和智慧，比如大一统与多样性、家国一体、德法并治、察举科举、选贤任能、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等。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受到前所未有之挑战，国家主权和治权沦丧，民生凋敝，战乱频仍，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华民族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奋起反抗，经过几代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 年、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接续奋斗，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把这条新路放在中西视野下认识，就是中西政治文明的对话，这个真正的对话是从近代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近代人民主权、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传统、政党政治等西方国家的治理文明体系，从社会主义500 年的理论构想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得失，都成为中国人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参照，与近代170 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探索是密切交叉的，对话互鉴的。认识和研究今日中国之国家治理，有了这两个视野，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的必然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国家治理完成了“双重超越”，形成了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理体系。一个是超越了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传统中国是皇权治理体系，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乡村自治，社会的组织性很弱。所以，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治理体系很快土崩瓦解，看上去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实际上是原子化的分散体，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毫无招架之力。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化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实现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革命性超越。另一个是超越西方治理窠臼。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在中国粉墨登场，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0 年前，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作出“历史终结”的预言，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西方国家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实际上“黄金时代”不仅没有到来，相反迎来的是战乱冲突、社会动荡、经济衰退、难民危机、民主破产等乱局。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和“中国之治”奇迹，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成功实现对自我和西方的“双重超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正是这种“双重超越”，实现了国家治理的“两个转化”，一个是传统治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个是外来治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由此而成就的发展“奇迹”和治理“奇迹”，成为21 世纪国家治理文明的典范。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厦的框架结构已基本成型，在这个治理大厦中，政党治理体系，即党的领导体系，人民当家作主体系，依法治国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以及经济、文化、城乡、社会、生态、军队、特别行政区、边疆、外务等方面的治理制度，构成大厦的“四梁八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需要正确处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人民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超强政党、超大国家、超大社会、超长历史、超大人口、超速发展、超常稳定的治理景观，把改革发展稳定的逻辑贯穿于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进程各领域，不断为这座治理大厦添砖加瓦。

刘世军

2020 年3 月

治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也与人类社会同样现代。治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之主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尺度。

新时代的中国既是历史长河里的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之中国，中国“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解读“中国之治”是破解“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

刘世军，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共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长期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工作。著有《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专著）、《“三个代表”思想研究》（与郝铁川合著）等。

刘建军，政治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单位中国》《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居民自治指导手册》等。

序：拓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编 历史与理论

章 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 003

第二章 治理理论：正本清源与中国实践 / 028

第三章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治理：意义、取向与主题结构 / 043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前提、内涵与目标 / 063

第五章 后发展国家的治理能力：从行政到政治 / 078

第六章 发展压力下的治理：中国意义 / 098

第二编 议题与领域

第七章 政党治理 / 115

第八章 政府治理 / 143

第九章 市场治理 / 156

第十章 文化治理 / 173

第十一章 城乡统筹治理 / 187

第十二章 社会治理 / 205

第十三章 生态治理 / 222

第十四章 军队治理 / 234

第十五章 全球治理 / 253

第十六章 腐败治理 / 273

第十七章 司法治理 / 289

第十八章 公共安全治理 / 311

第十九章 现代城市治理 / 327

第二十章 中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 / 355

第二十一章 网络治理 / 377

第三编 文献与案例

第二十二章 治理研究文献 / 393

第二十三章 数字化城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 431

结语：政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 / 447

参考文献 / 451

后 记 / 465

治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也与人类社会同样现代。治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之主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尺度。

新时代的中国既是历史长河里的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之中国，中国“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解读“中国之治”是破解“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

刘世军，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共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长期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工作。著有《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专著）、《“三个代表”思想研究》（与郝铁川合著）等。

刘建军，政治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单位中国》《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居民自治指导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