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圣哲 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推荐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在本书中，“轴心时代”的提出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他拭去过多的神话色彩，带领我们从“人”的角度认识四哲——四哲与我们一样，皆处于人的境遇之中，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怎样击破虚无、困顿、生死、人性限制的枷锁，进而超凡入圣，升华为闪耀着神性光辉的高贵灵魂，成为人类文明思想范式的缔造者？

雅斯贝尔斯以哲学家之睿智与广博及其自身的曲折经历，丝丝入扣地剖析了四位圣哲的生命核心，让我们得以取法圣哲，直面对终极问题，寻找独属于自己生命的答案。

本书译者傅佩荣教授说，《四大圣哲》所教给我的，比整部哲学史所教给我的还要深刻。傅教授以其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厚修养，历时七年译成此书，增加了两万多字的译者注释，对文中众多专有名词详加注解，特别对于“孔子”一章中雅斯贝尔斯所引转译文献的偏差之处辨明厘清，堪为珠联璧合。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在本书中，“轴心时代”的提出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他拭去过多的神话色彩，带领我们从“人”的角度认识四哲——四哲与我们一样，皆处于人的境遇之中，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怎样击破虚无、困顿、生死、人性限制的枷锁，进而超凡入圣，升华为闪耀着神性光辉的高贵灵魂，成为人类文明思想范式的缔造者？

雅斯贝尔斯以哲学家之睿智与广博及其自身的曲折经历，丝丝入扣地剖析了四位圣哲的生命核心，让我们得以取法圣哲，直面对终极问题，寻找独属于自己生命的答案。

本书译者傅佩荣教授说，《四大圣哲》所教给我的，比整部哲学史所教给我的还要深刻。傅教授以其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厚修养，历时七年译成此书，增加了两万多字的译者注释，对文中众多专有名词详加注解，特别对于“孔子”一章中雅斯贝尔斯所引转译文献的偏差之处辨明厘清，堪为珠联璧合。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

1883年2月23日出生于德国奥登堡（Oldenburg），自幼患有心脏疾病，当时医生诊断他只能活到三四十岁。身体条件的限制使他将关注点转向内在的世界。雅氏先后攻读法学、医学、心理学，于1908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1911年综合临床经验及病例研究，出版《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此后研究重点转向哲学。

1913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1921年成为正教授，在哲学界声誉日隆。后来纳粹执政，他因妻子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险些被关进集中营，因盟军及时赶到而幸免于难。

1948年迁居瑞士，任教于巴塞尔大学。

1969年2月26日于巴塞尔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雅氏在哲学、精神病学领域皆有巨大影响，而今人对其熟悉的莫过于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之说，即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突破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位思想典范的创造者。他们的思想成为后代一再回顾的重要资源，为人类生命带来了希望与信心。

译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历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早年师从方东美先生，后于耶鲁大学深造，受教于余英时先生，继而执教欧洲。傅佩荣在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孔孟老庄思想），以及译解传统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大学》《中庸》方面造诣颇深。

傅佩荣教授兼具中西文化之深厚学养，集四十年潜心研学之心得，以哲学建构和逻辑分析的眼光，搭建起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堪称中西文化之摆渡者。傅佩荣教授治学态度严谨，理论创见迭出，在当今学术界享有盛名。

1 苏格拉底

生平

思想发展

对话

生命内涵

审判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影响

历久弥新的意义

2 佛陀

生平

教义与禅定

教义的叙述

创见

影响

佛陀与佛教对我们有何意义？

3 孔子

生平

基本观念：承先启后

道德上及政治上的规范

基本智能

对“极限”的体认

人格

孔子与对立者

影响

4 耶稣

宣告

生平

人格

影响

结语：有关四大圣哲的一些说明

理解的方法

为何选择这四位圣哲

四位圣哲的共同基础与互异之处

我们对四大圣哲的态度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在本书中，“轴心时代”的提出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他拭去过多的神话色彩，带领我们从“人”的角度认识四哲——四哲与我们一样，皆处于人的境遇之中，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怎样击破虚无、困顿、生死、人性限制的枷锁，进而超凡入圣，升华为闪耀着神性光辉的高贵灵魂，成为人类文明思想范式的缔造者？

雅斯贝尔斯以哲学家之睿智与广博及其自身的曲折经历，丝丝入扣地剖析了四位圣哲的生命核心，让我们得以取法圣哲，直面对终极问题，寻找独属于自己生命的答案。

本书译者傅佩荣教授说，《四大圣哲》所教给我的，比整部哲学史所教给我的还要深刻。傅教授以其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厚修养，历时七年译成此书，增加了两万多字的译者注释，对文中众多专有名词详加注解，特别对于“孔子”一章中雅斯贝尔斯所引转译文献的偏差之处辨明厘清，堪为珠联璧合。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

1883年2月23日出生于德国奥登堡（Oldenburg），自幼患有心脏疾病，当时医生诊断他只能活到三四十岁。身体条件的限制使他将关注点转向内在的世界。雅氏先后攻读法学、医学、心理学，于1908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1911年综合临床经验及病例研究，出版《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此后研究重点转向哲学。

1913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1921年成为正教授，在哲学界声誉日隆。后来纳粹执政，他因妻子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险些被关进集中营，因盟军及时赶到而幸免于难。

1948年迁居瑞士，任教于巴塞尔大学。

1969年2月26日于巴塞尔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雅氏在哲学、精神病学领域皆有巨大影响，而今人对其熟悉的莫过于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之说，即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突破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位思想典范的创造者。他们的思想成为后代一再回顾的重要资源，为人类生命带来了希望与信心。

译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历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早年师从方东美先生，后于耶鲁大学深造，受教于余英时先生，继而执教欧洲。傅佩荣在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孔孟老庄思想），以及译解传统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大学》《中庸》方面造诣颇深。

傅佩荣教授兼具中西文化之深厚学养，集四十年潜心研学之心得，以哲学建构和逻辑分析的眼光，搭建起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堪称中西文化之摆渡者。傅佩荣教授治学态度严谨，理论创见迭出，在当今学术界享有盛名。

苏格拉底是一位出身平凡的雅典公民，父亲以石匠为业， 母亲为助产士 。他靠着一点微薄的遗产以及雅典政府的公民津贴，节俭度日，尚可温饱。他在服兵役期间，曾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也赶上在提洛与安菲波利斯举行的同盟协商。随后在轮值的政治义务中，他于公元前406 年担任议会主席， 力主公平对待那些指挥阿金努塞战役（Arginusenschlacht） 的将领，而反对暴民处以死刑的要求。此外，他在政治及军事两方面，都不曾刻意寻求任何重要的职位。就一位哲学家的生涯而言，他的妻子克珊西帕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说来很有趣，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相貌。他是位有血有肉站在我们面前的希腊哲学家。根据记载，苏格拉底可谓其貌不扬：他两眼突出，短鼻厚唇，腰围粗巨，蹲在那里活像一个大酒桶。但是他这种粗糙的体格，却也颇耐风寒， 能够吃苦。

我们所认识的是中年时期的苏格拉底，至于他青年时期的容貌就不得而知了。在他成长期间，适逢雅典经历过希波战争 ，正迈向富强、繁荣、光辉的坦途。当他年近四十时，爆发了为祸甚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以英勇的表现而逐渐广为人知。有关他的早记载，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云》一剧中对他所做的调侃（公元前423 年）。 然后他亲眼见证了雅典的没落与失败（公元前405 年）。到了七十岁时，他被控以“不敬神”的罪名，公然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在狱中饮鸩而死。

思想发展

苏格拉底的思想发展只能从间接资料推知。他熟知安纳撒哥拉（Anaxagoras）与阿奇劳斯（Archelaos）的自然哲学。1 他眼看着辩士学派（Sophistik）2 形成气候，他本人也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他们的方法，但是这些思潮都无法使他满足。自然哲学对一个人的灵魂毫无帮助；辩士学派实际上也往往把事情弄得问题重重，他们不是在建构一套新学说时出了纰漏，就是在批驳一切旧传统时犯下错误。面对这些时代思潮， 苏格拉底既未提出任何新奇的学说，也不主张任何完备的方法。

终于，时候到了，苏格拉底面临了转折点。当他发现自然哲学对人类的真正问题毫不关心，也觉察出辩士学派在道德方面的堕落倾向时，他还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不是确定而独特的。但是他在心中却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意识到自己将承担一项神圣的任务。他像先知一样，肯定自己所受的召唤，但不同于先知的是，他没有任何真理要宣示。他不曾被神拣选以宣告神的旨意。他的使命，只是与众人一起探讨，探讨那众人皆有的、“自我”的真相。他的探讨是毫不容情的，要揭穿一切隐秘。他对自我或一切事物都不预存信念， 只是要求思考、质问、测试，然后再使人回归到他的自我。然而，人的自我只能存在于那属于“真”与“善”的知识中， 所以一个人若想真正成为自我，就须正视这些思考，并且心无旁骛地追随真理的指引。

对 话

苏格拉底生命中的基本部分，是由一连串的“对话”所构成的。他的谈话对象包括工匠、政治家、艺术家、辩士， 甚至娼妓。他像许多雅典人一样，把时间花在街头、市场、体育馆或各种宴饮集会，与每个人都谈话聊天。交谈原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形态，现在则大异其趣，变成苏格拉底践行哲学思维的方法——他的谈话挑动着、困扰着、压迫着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交谈对于真理本身是必要的，因为真理的性质就是如此：它只有在一人与他人交谈时才会展现。为了辨明真理，苏格拉底需要众人；他也深信众人需要他， 尤其是青年需要他。苏格拉底有教无类。

不过，他所谓的教育并不是那种“以先知觉后知”的传授行为，而是使人在相互沟通时返回自身，让真理自动显示出来。因此，他在交谈中帮助年轻人，年轻人也帮助了他。他教他们如何在习以为常的事实中发现破绽，使他们产生困惑，逼着他们一再地去思考、去追究、去探讨，不让他们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答案，后，更使他们深信真理是团结众人的不二法门。苏格拉底辞世之后，柏拉图（前 427—前347）继志述事，并在写作上发展出优美典雅的对话体裁。

苏格拉底对辩士学派的抨击，并不像柏拉图那样全面否定。苏格拉底不集结党派，也不大肆宣传；他不妄意评断， 也不建立任何学派或组织。他没有提出任何政治革新的纲领， 或任何知识学说的系统。他不在任何公开场合或群众集会上发抒卓见。“我一向与人个别谈话，”他在《申辩篇》如此说，然后以反讽的口吻继续解释，“凡是专务于群众演说的

人对自己的生命是缺乏信心的，因此正直之士若想有片刻活于自己，好还是与人个别交谈。这个论证可以再深一层来看。无论政治的形式是民主的、贵族的或专制的，都无法凭借政治上的手腕来拯救当时虚伪的时代风气。任何改良措施都是空话，除非每一个人能够自我教育，能以内在的觉悟唤醒潜存的真我，能够即知即行、知德合一。只有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个人在城邦中固然应该成就功业，但是他的自我也非常重要。一个自主人格所显示的特立独行，一种真知灼见所引发的真正自由，是使人面对崇高神明的后基础。

《四大圣哲》所教给我的，比整部哲学史所教给我的还要深刻。                                                        

——傅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