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进化史：600年人类科技革新的激烈挑战及未来启示

《创新进化史》详实研究了600年科技发展的历史，通过基因改造、机械制冷、电力、录制音乐等7个人类创新史上的精彩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新技术如何出现、生根，并建立适于自身的新制度生态的过程。

本书还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了当今社会对人工智能、在线学习、3D打印、基因修饰、机器人、无人机和可再生能源等科技的争论及其进展，提供了能帮助创新者避免大部分困境的指导与启示。

《创新进化史》观点兼具历史性和前瞻性，书中详述的许多经验教训都超越了技术创新的范畴，而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对于创业者、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希望在创新进化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人而言，这是一本书。

卡莱斯·朱马

△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创新计划”主席

△哈佛肯尼迪学院“科技与全球化”项目负责人

△“影响力的100位非洲人”之一

在研究科技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领域，卡莱斯·朱马是国际公认的权威；他曾领导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赞助的非洲农业创新项目。

朱马拥有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荣获多个国际奖项；他曾任圭亚那大学校长，在科学、技术和环境等领域著作等身。

推荐序一 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推荐序二 助推人类社会2.0　

前言 人类文明的赫菲斯托斯：创新

跛足的神祇，创新的代价　

追根溯源，从动物到上帝　

第1章 寻找创造性破坏的暴风眼

拯救匮乏的想象力　

熊彼特式创新：变革社会的核动力　

驯养“怪兽”？　

创新、不确定性和损失　

以史为鉴，预防下一场技术冲突

第2章 涂抹刀上的战争：人造黄油和天然黄油

黄油初试牛刀　

战争催生了人造黄油　

混杂了金钱炮弹的反对之声　

制造平衡的“椰子奶牛”盟友　

堂而皇之的游说　

第3章 马与马力的较量：美国农业机械化

初级阶段的农业机械化　

“大萧条”前，拖拉机行业大繁荣　

马与马力如何共存？　

罗斯福新政的农业困境　

一场不对称的竞争　

第4章 带电的争论：直流电与交流电

爱迪生照亮了珍珠街　

交流电逆袭与反扑　

抹黑电刑：发明家的卑鄙竞争　

爱迪生设法挽回投资损失　

被点燃的公众怒火　

第5章 凛冬将至：几遭冷遇的机械制冷

把冰卖到印度去　

如火如荼的“冷”战　

研究制冷，获得“诺奖”　

攻城略地的冷藏技术　

无处安放的天然冰业　

第6章 音乐人之痛：录制技术

录制：让音乐人很受伤　

爱迪生抢走了音乐家的饭碗？　

罗斯福总统无法取缔录制的音乐禁令　

禁令反而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创造性毁灭”与“破坏性创造”　

第7章 当代农业的爱恨胶着：转基因作物

领先的停滞者：欧洲化学企业　

孤注一掷的孟山都　

在质疑中，谋求技术领先　

技术为新兴国家铺设的超车弯道　

监管的困局　

第8章 “水优”鲑鱼：游走在监管流程前的转基因动物

未来30年,养殖鱼类增长3倍?　

驾驭生物科技浪潮　

先行者，被政府拖住后腿　

浑水才能摸鱼　

政策制定者的窘境　

涂抹润滑油的创新之轮

第9章 引领：领导者对待创新的正确方式　

大学扮演的角色　

包容性创新：新旧技术和谐共存的艺术　

适应性制度支持创新　

公众教育：新技术与旧现实的缓冲剂　

创新的函数：掌握技术加速度

《创新进化史》详实研究了600年科技发展的历史，通过基因改造、机械制冷、电力、录制音乐等7个人类创新史上的精彩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新技术如何出现、生根，并建立适于自身的新制度生态的过程。

本书还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了当今社会对人工智能、在线学习、3D打印、基因修饰、机器人、无人机和可再生能源等科技的争论及其进展，提供了能帮助创新者避免大部分困境的指导与启示。

《创新进化史》观点兼具历史性和前瞻性，书中详述的许多经验教训都超越了技术创新的范畴，而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对于创业者、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希望在创新进化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人而言，这是一本书。

卡莱斯·朱马

△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经济发展创新计划”主席

△哈佛肯尼迪学院“科技与全球化”项目负责人

△“影响力的100位非洲人”之一

在研究科技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领域，卡莱斯·朱马是国际公认的权威；他曾领导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赞助的非洲农业创新项目。

朱马拥有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荣获多个国际奖项；他曾任圭亚那大学校长，在科学、技术和环境等领域著作等身。

驯养“怪兽”？

直觉因素

新技术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公众教育在决定采用的速度和模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不关注人类心理学的直觉方面，就无法完全理解公众对新技术收益和风险的认知。新技术的倡导者往往侧重于科学和技术问题，然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对世界的直觉预期使人类很容易就对新技术产生误解”。在缺乏相关参考或可信赖的权威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依靠直觉。这虽然看似不理性，但却是进化上的更深层次的自主行为模式的反映，它植根于人类的厌恶和恐惧。

这种对新技术的直觉反应往往被社会规范所驱使。人们出于保护自我，趋向于避免接触病原体的潜在来源。新技术也因此受到殃及。例如，新的食品可能被视为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这也会扩展到道德层面以保护社会总体规范。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技术的本质属性怀疑新技术，这被认为是有益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新技术可能会引起负面反应，因为它似乎挑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观，或含有部分的意向性。反对“扮演上帝”的观点就属于后者。

人们对文明有一种担忧，即新技术是不纯净的或危险的，因为它们无法与公认的社会或生态模式相融合。产生这种担忧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缺乏如何控制新技术的知识。新技术因而被认为是怪物。现在，纯净和危险的概念已经深入风险管理的许多方面，食品部门尤其如此。“纯净食品”运动在食品业有着悠久历史，人们对于农业中使用化学品的反对意见即源于对纯净的呼吁。社会似乎还无法完全控制好新技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新技术的引入也被认为是对怪物进行驯化的过程。

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对新技术的初步反应。这些是社会经济因素依据的基础。虽然我们能先行计算风险，并说明这些风险都可忽略不计。但是，可接受的科学风险和采用新产品之间的真正差异是无法通过简单地提供额外的信息或逻辑推理解决的。

同样，以“不合理”为由拒绝接受新产品是不成立的。试图反驳杜撰的事情或者对依靠不合理的心理、文化反应的群体使用科学证据，只会巩固他们先前的信念，这已经得到了证明。此外，可能表现为不合理或被归类为伪科学的观念都倾向于利用认知直觉，而基于证据的观念则没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伪科学“可以通过利用进化上的认知机制被广泛地接受，从而为了直觉的吸引力而放弃知识的完整性。相反，科学则无视这些根深蒂固的直觉，因为世界并不在乎我们的直觉，跟踪事物的客观模式才是科学的安排”。

既得利益

英国历史上的卢德派暴动事件就是抵制创新的真实写照。机器的发明及广泛运用使人们感到失业的威胁，而事实上，这种担忧早在卢德派分子（Luddites）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人们普遍只把卢德派暴动者描述为反对变革的机器捣毁者。但情况并不是反对新技术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竞争经济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改变或加强现有世界观、价值观或理论的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反应。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这都是成立的。比如在军队中，技术、特定的军规和组织结构一起演化。改变现有技术的尝试很可能会激发反对意见，而非考虑到它们明显的利益。

卢德派暴动的故事捕捉到了技术转变的系统性。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引入了节省劳动力的纺织机器，这招致了织工的强烈反对。有了新机器，雇主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高技能织工。由于担心失去生计，英国织工于1811年在诺丁汉开始销毁纺织机器和雇主其他财产。这种“暴动式集体谈判”的目的就是迫使纺织业结束机械化以挽救他们的工作。

在当时的英国，公众普遍反对应用新机器和用低技能劳动力取代高技能工人的做法，卢德派因此才延缓了机械化进程。社会各阶层都反对纺织机器，包括店主和其他商人，他们担心以机械替代人的工厂将不局限于纺织业，而会蔓延到他们的行业。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主要由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小型、独立的家庭作坊组成。

尽管公众反对，英国政府还是通过逐步增加对企业家的支持，让新的纺织技术实现了市场渗透。特设法律和法院裁决越来越倾向于企业家和雇主，而不是工人。因此，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新纺织机器和纺织工厂已变得司空见惯。虽然暴乱并未产生大规模效应，但它减缓了纺织业的机械化进程，增进了工人团结，为英国工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案例表明，人们对新技术的抵触情绪往往源于对系统性的影响和复杂经济体系中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这种争议，仍然在今天的一些话题，如核电、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着。抵制新技术是徒劳的，这一普遍观点是对历史的误读。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新技术进入到市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技术应用过程。

熊彼特率先将复杂系统思想应用于经济发展。他对变革的时效性充满兴趣，这也是他采用承认历史重要性的进化观的原因。他致力于复杂性思想研究，并将变革置于进化的背景中。相反，尽管在实践中他们总是违背，熊彼特的批评者们依然使用着静态平衡观念的经济模型。熊彼特说：“不能仅通过当前经济条件解释经济变化。因为一个民族的经济状况不仅受当前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且受以前总体情况的影响。”

在熊彼特的构想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经济演进是非线性或不连续的过程。熊彼特看到了“在系统内产生的变化破坏了平衡点，导致新的平衡点无法通过无限小的步骤从旧的平衡点达到。连续添加再多的邮政马车，也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通过新的组合以及对它们的选择和保留，这一观点在其多样的概念中明确无疑。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方法都更容易解决发展对生态造成的影响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环境问题主要依靠传统的环境保护运动解决。他们假设，排除人类活动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然而除非更多地利用创新，否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难以取得效果。

经济体是自组织系统，它寻求排除变革以保护自己。防止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是有必要的，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式选择也并不要求尝试每个变异。然而，限制选择不总是理想的，因为有利的变异可能会被忽视。诸如经济系统和所有文化系统之类的技术性系统都具有某种内在稳定性，但每个自组织系统也有“能够克服或欺骗惯性的机制”。这种惯性同样适用于基本知识结构。人们抵制基本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对数字“0”的抵制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一些文化中，数字“0”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所以，人们宁愿选择不使用它”。对于大多数文化，“0”的概念与根深蒂固的不空虚(充实)的观点相冲突。正如英国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对于‘0’，我们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没有人出去是为了买‘0’条鱼回来”。在许多传统文化中，“0”的概念也意味着的排斥或贫困。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归属感不相适应。

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一种克服惯性的力量。在这方面，自由市场经济通常比计划经济表现更好，因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滋生服从”。真正的挑战在于保持创新产生的长期利益和维持现状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两者都有风险，其终结果不能从评估同一时期的技术选择轻易得出。根据定义，创新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渐进过程。因为两者的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两者都可以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技术争议的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争议点主要在于技术的终结果，争议过程则是尝试预测风险和利益终如何分配的过程。当前，关于机器人对就业的潜在影响的争议就说明了这种不确定性的观念，也反映了人们对技术既焦虑又充满期待的复杂心理。

对新技术的担忧大多来自劳动者，技术的变革也可能会伤害那些已积累了地位和威望的人，以及那些担心“不得不待在原地”的雇主。虽然经济因素是使人们对创新产生为负面反应的基础，但反对意见一般通过非市场机制（包括像管制俘获^[1]和安全法规这样的法律机制，以及纵火、个人暴力和骚乱等法外手段）和一些反竞争市场行为（如否认创新者和企业家的信用）表达出来。

通常情况下，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创新成功。首先是动机的强度：即过去的东西越有价值，对创新的挑战越强；或者说创新对社会的益处越大，创新被推进的机会就越大。15世纪60年代，抄写员行会与印刷机的关系紧张。“由于印刷机对社会益处巨大，抄写员确实也有替代类职业，比如可以做办事员。因此，这一紧张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印刷机行会对其新的技术现状的保护力度则要强大得多。工业革命之前，它们成功地‘冻结’了印刷技术。截止1772年年底，巴塞尔的主要印刷机行会还在合法地限制威廉 • 哈斯（Wilhelm Haas）建造由金属部件构成的重型印刷机。”

第二个因素涉及赢家和输家的分布问题。虽然生产者较为集中、消费者较为分散的分布可能为生产者带来更多好处，但这也使生产者暴露于消费者群体采取的集体行动之下。一个当代的例子是种子行业。它由几个大公司主导，服务于不同的农民市场。它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挑战得到了其他群体的支持，而不是直接来自农民本身。

后，权威的作用是技术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权威支持的是现状还是新技术，他们都具有重大影响。例如，法国从旧制度的保护主义（1730年）转向了一种亲技术的方法论（1830年）。在法国，大型贸易组织（Compagnonnages）控制生产手段并挑战创新，使用法外手段成功地阻止行业创新，如造纸业以及枪和餐具的制造。结果是，他们把创新者驱逐到英国或美国去了。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实用电工”（practical electricians）试图抵制詹姆斯 • 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 的电动力学方程。在争论的过程中，学术权威从前者倒向了后者。因为“实用电工”们认为，电流通过电线就像水流过管道一样，而理论数学家的实验表明，电流在整个导线周围的场中流动。通过新的电气应用表达出的理论的力量，即使禁止麦克斯韦等人的出版物也不能削弱诸如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等杰出人物的实验，后，学术权威还是转向了接受过学术训练的电气工程师。

权威冲突的另一个例子是15年的产科麻醉之争。尽管当时的分娩做法很可怕，但该技术的反对者依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据。反对的主要理由集中在生理方面的疼痛的作用上。一些著名外科医生声称，疼痛作为一种生存机制以及诊断信号，可以帮助外科医生确定手术的进展情况。其他反对的理由则是非医学的，围绕道德展开：“与醉酒很类似，在麻醉下女性可以释放性压抑，以及沙文主义思想引导下的男性想要控制妻子行为的观点，构成了‘道德’法则的基础。”后，还是麻醉的科学魅力占据了上风。

智识挑战

在技术变革方面，至少有四种智识挑战的来源：风险规避、负面外部效应、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用途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为了人类利益而操纵自然的哲学异议。

个智识挑战是风险规避。一些技术，如石棉，已被证明是有害的，其事后成本高于收益。因此，一些思想运动将安全问题作为推翻新技术的理由，强调未知风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担忧背后的总体假设是新技术的大部分意外后果很可能是消极的。

负面外部效应构成了第二种类型的智识挑战：假设新技术会消耗太多自然资源，并对以前被视为免费的货物赋予财产权。为了应对负面外部效应，全球野心的努力之一就是碳排放交易，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该条约被某些人比作是一种圈地形式，是根据气候变化创造出来的新市场。它被认为是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来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帮助解决这种负面外部效应。其中一个例子是通过国际技术和工程合作建立减少消耗臭氧物质的国际制度。

第三，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用途之间存在相关性：武器的破坏力越大，夺走的生命就越多；装配线的发展使工作变得枯燥乏味；而技术和工程往往与外国势力有关。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使人感到焦虑和希望并存，这又被技术和工程无限放大。今天，人们对无人机的军事使用仍在进行着激烈争论，但同样的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道主义和民用用途。

第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的增加，这逐渐演变成对子孙后代的担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运动将技术视为“非人性化”，它导致中世纪欧洲田园和农民的生活物化^[2]。其中一些观点今天依然存在。它们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找到了避难所，主张通过排除人类活动以更好地保护自然。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快速的技术创新是生态恶化的主要根源，应该努力减缓。尽管这种观点表面看上去可信，却混淆了技术进步与具体技术的影响。在环境管理上僵硬地秉持这种观点，将阻碍至关重要的工程技术的运用。例如，化学使世界工业造成了生态上的破坏，但许多相同的科学基础现在也被用于“绿色化学^[3]”。

社会心理因素

对创新的心理挑战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与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的假设相反，人们不是合理评估每种新技术的风险和利益，再根据分析做出决策的，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依赖心理捷径或既定惯例做出。事后，这些决策往往又被认为不合理。是否采用与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新技术的决策通常就会受到这些偏见的制约。

对决策和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研究确定了驱动挑战创新的三个主要心理因素：人们不愿打破现有习惯或惯例、与创新相关的风险感知以及公众对有关技术的态度。

人类是习惯的生物。人类大多数日常决策都基于持续的且没有被意识到的习惯。通过重复更积极的行为，吸烟、暴饮暴食等坏习惯可以逐渐被新习惯替代。此外，大多数习惯都基于社会规范。当我们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发生改变时，基于这些感知的习惯也随之改变。例如，在1984年，86％的美国人经常不系安全带；到2010年，85％的美国人已习惯了系安全带。这种逆转的发生就是因为一些州实施了更严格的立法和开展的安全运动，使得交通人身安全的社会规范发生了变化。

新技术遇到多大的挑战，取决于它们要改变我们多少种现有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强度。持续性的行为改变必须借助于现有习惯，而不是试图取代它们。在改进而不是破坏现有习惯的情况下，人们将更有可能接受新观念，像电子计算器加速数学计算一样。因此，公共政策应该以不根深蒂固的习惯来鼓励行为的改变。例如，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新的高蛋白饮料而非高蛋白食物以鼓励蛋白质消费。

第二个主要心理因素是与新技术相关的风险感知。这种情况下，三种常见类型而又非常重要的风险是：对新技术自然、社会或经济后果的厌恶，性能不确定性以及感知的副作用。具有感知风险而又想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创新，通常面临的挑战。旨在改变人们对健康和营养选择的社会项目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彻底的技术创新，往往因与其相关的高风险而被挑战。它们鼓励我们形成新习惯，而非改变现有习惯。

人们有强烈的规避风险的倾向。根据展望理论^[4]，潜在损失总是大于潜在收益。一般来说，当结果以将获得的收益而不是将失去的收益表示时，人们更愿意寻求风险。也就是说，对损失的恐惧导致人们做出风险厌恶的选择，而当面临潜在收益时，人们倾向于做出风险偏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人们不仅根据每个结果的值，而是更基于与当前情况（即参照点）相比，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