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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晓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20706889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7912243
上书时间2024-11-02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用政治行动和学术研究融入时代,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夏晓虹,北京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重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晚清社会及文化、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明代遗民等。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总序 / 001 小引 / 006 辑 一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 013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 013 二、梁启超的政治生涯 / 016 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 021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 025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 029 一、考察宪政五大臣奏稿疑案 / 029 二、梁启超与戴鸿慈、端方之奏折 / 034 三、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 / 038 四、五篇奏稿与清末新政 / 042 五、化除满汉畛域的献策 / 052 六、关于《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57 七、对一篇未完稿条陈的考证 / 062 [附录]梁启超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 068 一、请定外交政策密折 / 068 二、上端方书 / 077 三、请设财政调查局折 / 082 四、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 / 085 五、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87 六、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呈文 / 095 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 / 100 一、梁启超与伍庄的交谊 / 100 二、伍庄眼中的梁启超 / 104 三、梁启超与宪政党之关系 / 110 四、政治与学术的离合 / 118 辑 二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 135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47 一、关于《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佛教史》 / 151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国学小史》 / 158 三、关于《墨经校释》 / 176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86 一、关于《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与《尝试集》 / 186 二、关于梁启超词稿 / 202 [附录]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 / 217 辑 三 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 233 一、双涛园:以辞章之学为主 / 234 二、饮冰室一:1918 年为群儿讲学综考 / 240 三、饮冰室二:清代学术研究的再出发 / 244 四、饮冰室三:讲论《孟子》的试演 / 255 梁启超的“常识”观 / 266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 266 二、“国民常识”论述的形成 / 279 三、梁启超“常识”观的构成 / 291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 306 一、《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缘起 / 307 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之试验 / 311 三、“培养图书馆人才”之实践 / 321 四、《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成绩 / 329 辑 四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 339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 339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 341 三、梁启超为父祝寿 / 344 四、为国乃大孝 / 347 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考释 / 353 一、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 353 二、《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 / 357 三、三个文本对勘所见 / 369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 373 一、习书留影 / 373 二、世界八杰笺 / 377 三、自制笺索隐 / 381 辑 五 关于梁启超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 393 梁启超与政治 ——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问 / 401 征引文献 / 410 一、报刊 / 410 二、史料集等 / 411 三、论著 / 419 四、论文 / 420 _ |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用政治行动和学术研究融入时代,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夏晓虹,北京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重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晚清社会及文化、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明代遗民等。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 年12 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 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 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 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 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 月21 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 月29 日、11 月19 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A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B,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 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 牵衣日追从,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 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C。因而,这封写于1912 年12 月1 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 梁启超认为,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A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其实,梁启超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 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__ |
后人虽然加给梁启超很多“封号”,但实际上*根本的,也为梁启超所承认的,还是政治家与学者这两重身份,其他各种头衔都可以分属其下。不仅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 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而且,直到1921年,梁启超仍然被政治与学术的强烈冲突所困扰,自白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梁启超*终选择了“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就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夏晓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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