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

序 言

跨越东西方的人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1989）、香山饭店（1982）、苏州博物馆（2006）……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甚至到2012年，还有一座折纸状的圣堂在日本美秀美术馆落成。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岁的贝聿铭逝世，但建筑师之名，却因为这些建筑而永存。

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而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贝聿铭对东西方文化的跨越。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中，世界基本的秩序表现为两组二元对立：时间秩序上的古代与现代、空间秩序上的东方与西方。作为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精神因子，东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类精神终极结合的张力——西方理性的、伦理的、实证的、应用的精神正需要东方倾向于内心生活和直觉思维的精神的补充。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渴望从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因此，如何跨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道“玻璃门”，更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母题。

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建筑师柯布西耶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身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贝聿铭在他的建筑王国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 年，贝聿铭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斯•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不但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 年，几乎是美国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1983 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奖项——普利兹克奖。1980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带来新世界的灵感和效率，却不会给人招摇过市的美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国血统仿佛给他注射了预防针，使他得以抵御法国的排外主义。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更具跨越意义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建成于1982 年的香山饭店、1989 年的香港中银大厦、2001年的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而建成于1997年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8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是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贝聿铭在职业生涯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希望他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终选择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高度限制政策的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个阶段是1917年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直至他逝世，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上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要抛弃什么，要坚守什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希望带读者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

为了走近贝聿铭，我们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还原了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30 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让我们以贝聿铭对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描述来进入这本传记：“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百年贝聿铭》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在组稿过程中，两位作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书中的贝聿铭是个“普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憧憬过未来，怀疑过现实；换过专业，遇到过恩师；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借着阅读贝聿铭反观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给我们，尤其是年轻读者，以实实在在的启迪。

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在原刊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修订，尤其是新增了对贝聿铭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记述，是为了解贝聿铭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增强了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本书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记，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可供建筑文化爱好者和对贝聿铭感兴趣的读者收藏阅读。

李菁，2001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常务副主编，曾开设《口述》栏目，出版著作有《沙盘上的命运》《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走出历史的烟尘》。

贾冬婷，2005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主编助理，长期关注建筑和城市领域报道，出版著作有《谁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理想的居所：建筑大师与他们的自宅》。

目录

序言 跨越东西方的人 / i

章  两个世界的源头 / 001

吴中贝氏…童年与故乡…少年的新世界

这么多年过去，贝聿铭与苏州的贝氏家族只有一种遥远的精神联系了。贝聿铭本人一直与在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隐藏着复杂的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第二章  登上“柯立芝总统号” / 039

从宾大到麻省…投身哈佛…哈佛的新思维

贝聿铭并没有对宾大建筑系一见钟情。“真正使我认定这不是我要上的学校的契机，是我在楼梯口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素描。素描的内容是西藏的一座喇嘛庙。你知道，那是我的国家，而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一个名字叫菲茨杰罗德的什么人如何能描绘出西藏的一座喇嘛庙。那时我想，建筑学肯定是与我所想象的东西大不一样的。”

第三章  纽约的新面孔 / 067

现代“梅第奇”的寻找…初露头角…向商业地产进军…安定的小家庭

“贝那时还没有建过任何东西。然而，我可以从他画的草图判定，他确实才华非凡。”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纽约开发商齐肯多夫回忆道。去为单个的房地产开发商服务在建筑业的既成惯例上是一次突破。那不是人们所认定的当建筑师的途径，但时代在发生变化。贝聿铭看到了这一点，而其他人却没有。

第四章  成为贝聿铭 /105

自立门户…事业起步…从到低谷…从名流到大师…“大卢浮宫”的争议与和解…蓬勃的事务所

“你为什么要到巴黎来毁掉我们的建筑遗产？”“不可理喻！”委员们把贝聿铭的设计比作“一个巨大的破玩意儿”。贝聿铭后来回忆道：“为我翻译的那位女士很想为我抵挡那些充满羞辱的抨击，委员会当时就想把这个工程置于死地，他们差点就成功了。”

第五章  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 /181

构筑世外桃源：美秀美术馆…与历史的完美对话：德国历史博物馆…后的宣言：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1990年，73岁的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追求一条商业信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道路。

第六章  重返中国 /205

香山饭店：一次超前的实验…中银香港：风水漩涡…中银北京：续写的家族渊源…苏州博物馆：故乡的收梢…结语

谷牧邀请贝聿铭“在中国留点纪念”，一开始的提议是在长安街设计一座高层建筑，贝聿铭谢绝了。他坚持认为，在故宫周边建高层，将是一个错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紫禁城……”

附 录

“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专访贝聿铭之子贝建中、贝礼中 / 259

贝聿铭主要建筑作品年表 / 277

《百年贝聿铭》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在组稿过程中，两位作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书中的贝聿铭是个“普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憧憬过未来，怀疑过现实；换过专业，遇到过恩师；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借着阅读贝聿铭反观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给我们，尤其是年轻读者，以实实在在的启迪。

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在原刊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修订，尤其是新增了对贝聿铭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记述，是为了解贝聿铭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增强了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本书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记，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可供建筑文化爱好者和对贝聿铭感兴趣的读者收藏阅读。

李菁，2001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常务副主编，曾开设《口述》栏目，出版著作有《沙盘上的命运》《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走出历史的烟尘》。

贾冬婷，2005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主编助理，长期关注建筑和城市领域报道，出版著作有《谁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理想的居所：建筑大师与他们的自宅》。

少年的新世界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黄金时代。自开埠以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一头连接着西方，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等的中国内陆城市，成为一个华洋杂处、东西碰撞的远东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尤以外滩为聚集地。直到今天，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万国建筑博览”的原貌，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尤以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和平饭店、中国银行为代表。而23号的中国银行，是外滩众多建筑中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不过，1927 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这里还只是在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

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他们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个提倡贸易、工业、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1930 年中国银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梳着分头，参加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曾去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当时贝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不过，如今再去寻访，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设计师、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从南入口进入，先是一个花园，其中假山、小桥、池塘、葡萄架等一应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据说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主楼为三层，酒店人员指引我从一侧“龙梯”向上参观。所谓“龙梯”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据说是上海部OTIS（奥的斯）电梯，现在仍可使用。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刻有一百个不同的篆体“寿”字。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后一个作品——著名的“绿房子”，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

贝聿铭初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就读，高中则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贝聿铭后来回忆，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他后来甚至把桌球视为一种灵感来源：“桌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桌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若干年后贝聿铭返回中国，还特地去了趟圣约翰中学旧址所在地，在原来的教室坐了一会儿。圣约翰中学如今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校区，很多老建筑还原样保留着。

在贝聿铭去打桌球和看电影时，附近的国际饭店也越来越高，这让他依稀看到了未来。“人家都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会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上当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30年代，这幢深褐色的“24层大楼”有“远东高楼”之称，非常豪华，有当时的客房200多间。贝聿铭自己找到了建筑师的信息，这幢楼同样是邬达克的作品，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

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读中学，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两层或是三层，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当时却在盖10、20、30 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从那时起，贝聿铭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父亲贝祖诒与很多英国银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议儿子去英国读书，然而，贝聿铭已经被电影里常出现的美国迷住了。他晚年回忆起上海的早期生活时说：“我几乎从不错过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哈罗德•洛德（Harold Lloyd）、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或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的电影，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去美国，而不是英国留学的原因。在我看来，美国的校园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很年轻，希望过那种生活。”虽然他遵照父亲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终还是选择去美国读书，学习建筑。

自立门户

基普斯湾项目之后，贝聿铭又陆续设计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比如台中的路思义教堂、费城的社会山改造项目等。在齐肯多夫手下，固然设计了不少项目，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并没有建筑美学上的太大造诣，这也是让贝聿铭有点苦恼的。他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