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 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中共一大一些重要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 世纪50 年代， 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的大帽子。不言而喻， 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 世纪60 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做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国家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她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 马林的原名) 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 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 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 年刘仁静之死。另外， 《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 年2 月12 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 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 年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 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 年6 月28 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出人意料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初，在1991 年7 月1 日，中国共产党70 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 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 期（及第8 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 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 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 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 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 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 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 年间， 从初的50 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 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大党，也是世界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 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 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 年1 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 ORIGIN。

接着，在2013 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 POINT DE DEPDRT ROUGE。

叶永烈

1990年5月23日 完成初稿

1998年6月7日 二稿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中国共产党从*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的，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上海作了长时间细致的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文字，创新的“T”字型叙事结构，娓娓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辛与辉煌……

中国共产党从*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的，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上海作了长时间细致的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文字，创新的“T”字型叙事结构，娓娓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辛与辉煌……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文史馆馆员，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以及《“四人帮”兴亡》《邓小平改变中国》《他影响了中国：陈云》《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陈伯达传》等。

序章  追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章  前奏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新青年》“一枝独秀”

蔡元培“三顾茅庐”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第二章  酝酿

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第三章  初创

“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新渔阳里6 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第四章  响应

“毛奇”和新民学会

蔡和森从法国给写来长信

“何胡子是一条牛”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山东的“王大耳”

水族青年邓恩铭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周佛海其人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第五章  聚首

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尼克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5 位代表聚首上海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第六章  成立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第七章  锤炼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张太雷血染羊城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何叔衡沙场捐躯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离世震撼世界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终于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尾　声  中国共产党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的，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上海作了长时间细致的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文字，创新的“T”字型叙事结构，娓娓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辛与辉煌……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文史馆馆员，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以及《“四人帮”兴亡》《邓小平改变中国》《他影响了中国：陈云》《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陈伯达传》等。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 月30 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 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 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2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