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

定居异乡的中国人，无论就个人的生存或团体的凝聚力而言，几乎都少不了行会与帮会。若非如此，我们在马六甲海峡的殖民地又何必容忍这类的组织存在？因为这些组织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当地的乱源，令政府十分头痛。中国人自认为创立这些组织是为了说明同胞在商业界团结一致，并且在政治上共同对抗官方的权威，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挑战我们的法律。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些行会用来规范会员所订定的教条，有一些确实体现了的道德标准，但也有部分极不可取，以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知道，我们的官员——无论是在马六甲海峡还是中国——在查案时为何屡屡受挫。“会中兄弟若行凶杀人或抢劫，不得予以告发，但亦不得协助其逃亡或阻止执法官员将其逮捕。”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类似的规定：“假如犯错或违法，必须到行会中接受惩罚，而非向官方投案。”从以上两个实例，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中国帮会包庇罪犯、阻挠执法的企图。根据我这十年来的经验，我相信在上述条教规的规范下，中国帮会的会众即使上了法庭，显然也不得揭露会中兄弟犯罪的事实。此外，由于中国人认为替朋友作伪证是一种讲义气的表现，再加上在我们的法庭上作伪证又没有刑求拷问之虞——刑罚向来是中国人的逼供利器——他们更能肆无忌惮地说谎。这个的帮会便是藉此包庇会众的罪行，也让中国人出庭作证的证词变得毫无意义。

在大清帝国的每个省份，都有士绅之流结合起来对抗专制政府的欺压，中下阶级也会组成帮派与行会以制衡地方官员与士绅的权力，并增进自身的商业与社会利益，而以上所提的帮会便与这些组织十分类似。无论多么贫穷的中国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政府与人民要比其他的国家、政府与人民优越许多，因此当他们移民到异乡，便会立刻与同胞正式结盟，来抵制他们打心里视为野蛮残暴的法律与习俗。他们不相信有所谓自由、纯正的行政体制。或许，即使他们在英国殖民地或美国待上数年后，仍无法摆脱这种感觉，甚至仍深信自己在国外的成就都得归功于某个强有力的帮派或行会的保护与影响。

1872年对新加坡造成威胁的动乱，罪魁祸首其实就是这类组织。因为每个帮派都会雇用不少“打手”，而那次事件中主要的暴徒也正是这些“打手”。

这几起暴动的导火线是因为新加坡首度执行一条用来规范沿街叫卖的小贩的新法令，而中国人却认为小贩受到压迫。在新加坡与其他东方国家的华人社会里，这些小贩即使不是清白单纯至少也很有用，如今他们的生计前景受到剥夺，自然感到委屈，有些人甚至起而对抗警察粗暴的取缔行为。在城内的许多地区，小贩的问题都由打手接手。关于这些打手，居留新加坡多年的一位中国老绅士“黄埔先生”如此描述道：“他们以掠夺侵占维生，并时时寻隙以便施展身手。每个帮会一定都有很多打手，但我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我想付钱给他们的应该是帮会和妓院。他们是正式雇用的打手，每个月的酬劳很高。一遇上动乱，这些人就会成群结队出去强取豪夺，至于是不是听命于首领，我不敢说，也许是他们自作主张也不一定。”我从这份报告的内容推测，目前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才会被逐出华南的汕头一带。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经提到广东省部分地区的动乱情况，以及现任两广总督瑞麟为了恢复秩序所采取的强硬手段。但有一些目无法纪的流氓逃过了瑞麟的惩治，来到新加坡与其他英国属地定居，并在行会羽翼的保护下，经常可以找到抢劫甚至杀人等高报酬的工作。

打手在英国殖民地能有机会逞凶斗狠，而且机会甚至比在他们那个腐败政府统治下治安混乱的国家还要多，这点乍看之下似乎很奇怪，但任何到过中国并能以客观态度观察的人，想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蛮族”统治者无论在其他方面多么落后，只要当他们不嫌麻烦（除非是民众暴动），还是很懂得如何以强硬作风对付并镇压盗匪。正因为如此，当地的不肖之徒常常被迫移居到律法较为宽松的地方寻求庇护。中国的治安得以维护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中国人对父母亲有一种盲目的尊敬。倘若儿子犯罪潜逃，双亲必须代他受罪。这条法令即使在外国实施，对移民也没有影响，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双亲几乎都不在身边。光凭这一点——也就是说没有中国人所重视的家族关系的牵绊——也难怪我们的殖民政府在惩治这些人的罪行与恶习时，会遭遇这么大的困难。此外别忘了还有一点：一个中国恶棍若在中国城市里欺负自己的乡亲，可能很快就会被治罪（除非他能贿赂官员脱罪），可是若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里，却反而会得到同胞的帮助与支持。因为他在这里欺负的是外族人，他所要的逃避的只不过是“洋鬼子”官员的制裁，而中国人向来是随时随地都很乐意和这些官员作对的。

中国移民之中有少数人娶了马来女子，从此定居马六甲海峡，但大多数仍是单身。万一有人无法完成返乡的心愿，客死他乡，他的朋友便会用尽死者的积蓄，将他的遗体运回中国，让他得以和祖先们合葬。因此，我们会发现生者与死者在海峡殖民地与华疆南部省份之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