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仁而得仁：孔子的故事

序言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在孔子墓前结庐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众人把孔子生前的言论和事迹整理汇总成册，形成《论语》一书。《论语》是研究孔子直接的材料，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

三年守孝期满后，孔门弟子分散四处，传播儒学，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关孔子的故事开始在各地广为流传，各类典籍中也多有记载。简单梳理，相关典籍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 各类史书。先秦两汉时期，史书主要由官方主导，因此可信度比较高。《左传》《国语》中有许多关于孔子的记载，相关内容大多是经过核实的，而且也能与《论语》形成相互印证关系。比如孔门弟子冉有在担任季氏宰期间，积极协助季康子在国内推行“用田赋”的税制改革，孔子对此坚决反对，《左传》《国语》中均有详细记载，《论语》中则将此事记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而且孔子从清理门户的角度对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再比如《左传·文公二年》中载有孔子批评鲁国政卿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的言论，其中“下展禽”“作虚器”等内容与《论语》中的“臧文仲居蔡”“知柳下惠之贤而不立”的说法是一致的。《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以及孔门七十二贤的求学修业情况，《汉书·艺文志》中则对儒学传承和儒家著作进行了全面梳理，这些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

二、 儒家经书。儒家以传授礼学知识为主，因此经书主要有“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礼记》又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此外还有曾子受教孝道于孔子而著述的《孝经》。相比较而言，《仪礼》《周礼》内容比较完整，体例也比较规范，因此西汉至王莽时期均被列为官学经典。《礼记》则是用历代习礼者的教学笔记编撰而成的儒学杂记，内容比较杂乱、琐碎，《汉书·艺文志》将其定性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从思想内容和史料价值来看，《礼记》中既有对国家典章制度（礼制）重要性的深入论述，也有对日常生活礼仪实用性的详细解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礼制精神，值得深入研究。此外，《礼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孔子言行和事迹的记载，相关内容也能与《左传》等史书形成相互印证关系。比如《左传·哀公十一年》中记载鲁国公族贵族公为和嬖僮汪锜为了抵御齐国入侵而战死沙场的英勇事迹，孔子给予他们高度评价，《礼记·檀弓下》中也有相同记载。再比如《论语·宪问篇》中记“原壤夷俟”之事，在《礼记·檀弓下》中也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记载。《大戴礼记》以记录孔子应答言论为主，相关内容涉及儒学核心要义和热门话题，虽然在语言风格上与《论语》不太一致，但是在思想内容上却是相通的。儒家经书是儒学教科书，也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辅助资料。

三、 诸子著述。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各个学派都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思想，并通过著书立说来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在《孟子》《荀子》《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儒家著述中，孔子当然是重要的人物，因此有关孔子的记载很多，不过在子贡、宰我等弟子的推动下，孔子此时已经超凡入圣，“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解蔽》），“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世俗的孔子逐渐被神圣化的孔子取代。在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著述中，《庄子》《列子》《墨子》《慎子》《韩非子》等书中虽然也载有许多与孔子有关的故事，但是真实的成分不多，孔子基本成为宣传其他学派思想的工具或受到无情嘲讽或严厉批判的对象。诸子著述在学说思想方面形成对立，相互驳难，这些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 历代类书。汉人著述，搜集散简，以类相从，“类”是按照某一主题归类，如“立节”“贵德”“侍君览”“泰族训”等。此类著述主要有两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淮南子》《贾子新书》《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论》《搜神记》《拾遗记》等。类书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主要服务于某一主题，所以有关孔子的故事演义的成分比较多，艺术价值大于史料价值。不过类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故事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合理性，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这些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参照资料。

五、 战国竹简。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出土了大量战国竹简和木版，如《郭店竹简》《定县八角廓儒家者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等，其中有许多儒家著作。这些新近发现的竹简和木版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补充资料。

对于记载孔子言行事迹的古代典籍做出上述分类，目的在于让读者对故事的真伪虚实能有一个大致判断，毕竟故事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可信，有些则姑妄听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典籍中有关孔子事迹的各类记载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自古及今几乎没有人来专门研究这种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南朝时期有人曾把孔子言行的相关记载搜集、整理为《孔子正言》，唐人王勃也编有《次论语》，但是这些著述已不存见。清人马骕编撰的《绎史》中有《孔子类聚》一卷，把分散在古代典籍中记载孔子言论和事迹的各种史料汇总在一处，便于研究者查阅。孙星衍也编撰了《孔子集语》，不过他主要是对各种资料进行整理、汇总、校勘等，既没有分析，也没有评述，也就是说，死材料没有活用，因此没有多少新意。今人研究孔子（包括海外学者），多着力于儒学思想的理论性研究，论文很多，专著也不少，然而基于文化传承和市场推广的普及性研究则无人问津，因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读书为文，总是在雅俗之间纠结，雅是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俗则是喜闻乐见的通俗性，两者似乎难以折中、调和。我在完成《论语三评》（《论语人物评传》《论语事件评述》《论语言论评析》）之后，手上积累了大量研究孔子的原始材料，于是我决定走“俗”的路线，用这些材料来编著一本有关孔子故事的通俗读物，这样既可以普及儒家文化知识，又可以调动读者阅读古代典籍的兴趣。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扩大文献检索范围，从八十余种古籍中整理出一千多条与孔子言论事迹相关的原始材料。经过认真研读和仔细筛选，选取部分叙事性较强的资料来进行文学加工，终形成近三百个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相对完整的小故事。

本书从收集资料到完成写作历时四年有余，这个时间跨度确实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其间我基本维持全天候的写作状态，可见“俗”一点儿不比“雅”简单省力。

简单概括一下，本书在写作和体例方面有几个特点：一是史料齐全，内容丰富。在先秦各种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本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顾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故事内容丰富多彩，并且按照故事类别分为20个大类。迄今为止，本书应该是关于孔子故事为齐全的普及读物之一。二是与《论语》联系紧密，形成呼应。本书中有许多故事对《论语》中的孔子言论进行深入解读，两者联系紧密，相互阐发，因此本书可以用作研读《论语》的辅助读物。三是知识性强。结合叙事，穿插介绍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前因后果、人物特征、思想观点等，在叙事中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来介绍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和儒家思想内涵。此外，在每一大类之前专门设有一个“概说”部分，重点向读者介绍相关知识，加深读者对每个故事的理解。在每个故事的文末还注明征用古籍出处，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研读。为了不影响阅读效果，许多知识介绍都以页下注的方式呈现，“著者按”的内容有简有繁，读者可读可不读。四是可读性强。在体例上，叙述是本书写作的主要方式，通过完整流畅的叙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历史感强的人物，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当然，由于著者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乖错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卞朝宁

                                                                                                                 2021年夏于南京曲水斋

卞朝宁，20世纪80年代师从南京大学史学名家刘毓璜攻读先秦思想史专业研究生，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研究，代表著作有《<论语>人物评传》《<论语>事件评述》《<论语>言论评析》等。

卞朝宁，20世纪80年代师从南京大学史学名家刘毓璜攻读先秦思想史专业研究生，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研究，代表著作有《<论语>人物评传》《<论语>事件评述》《<论语>言论评析》等。

——孔子是殷商王室后裔，子姓，因此他的贵族意识很强，这既是他成为千古圣人的关键因素，也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遭遇无数凶险与困厄，尴尬的一次经历是他在郑国都城东郭门一带与弟子们走散失联，一个人失魂落魄站在路旁，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门弟子子贡活动能力极强，学业之外，他还有很多事务需要打理，事情一多，时间就不够用了，所以他向孔子提出休学申请。

——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他参悟天地运行、阴阳变化、人生休咎、政治得失的大道理，人生修养达到知天命而无大过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