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长相忆

《久别长相忆》为文坛回忆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作品精选集，收录了黄裳、铁凝、林岫、王安忆、苏北等文学名家的近五十篇文章，涉及汪曾祺的生活、文学创作、书法和绘画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生动再现了汪曾祺士大夫的形象。如铁凝写道“他的文学和人格，他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林岫赞汪曾祺“其书画，简洁明快，遣兴自娱，颇见文人书画气息。”

苏北，原名陈立新。安徽天长人。中共党员。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思想政治专业，法学学士。1980年招干进农业银行，历任农行来安县半塔营业所出纳员、稽核员，天长市农行审计稽核员、秘书，《金潮》杂志编辑，《中国城乡金融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安徽记者站站长，农行安徽省分行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江南江北》（合作）、《苏北乡土小说》，散文集《遭遇湘西》、《灵狐》，幼儿读物《儿童百问》，共五部。另有中篇小说《蚁民》，短篇小说《刀技》、《狗报》，散文《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灵狐——有关汪曾祺的断断续续的思絮》等。

也说曾祺
黄　裳
苏北老兄：
得《温暖的汪曾祺》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余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见《桥边小说》中的《幽冥钟》。另外在《钓鱼的医生》里有“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句，可以比观）。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账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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