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与遗产--雅典城邦兴衰史

无论从历史进程还是文明贡献的角度检视西方古代史，雅典，毫无疑问就是古希腊世界的核心。近现代人所说的古希腊，其实大多数内容即使不是关于雅典的人和事，就是关于如何对付雅典的人和事。

这里所说的古希腊严格来说是指希腊城邦时期的历史，即，大致从前十二世纪阿凯奥斯人 劫掠并摧毁特洛伊城邦之后，得胜的希腊英雄和国王们满载着来自亚洲的财富和奴隶回到爱琴海彼岸 的故乡，兴邦立业开始（令人生疑的是，荷马史诗所记载的一千多条船上的希腊人是否真的原本来就自于希腊？抑或就是前十二和前十一世纪大规模移民运动的一部分，连带着关于他们各自先祖和神祗进入希腊半岛这个过程的模糊记忆 ）；到公元前355年，马其顿的传奇国王腓力二世以霸主身份建立起泛希腊的科林斯联盟——标志着希腊已经不再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止，这段时间，古希腊处在西方世界舞台中心辉煌的时期。

虽然，这八百年期间发生的故事是一个从史诗到史实逐渐过渡的过程，但就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哲学、艺术等文明基本要素中，雅典因素不仅不可或缺，更是其中主要的创造者和贡献者。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旦将所有跟雅典有关的内容从古希腊的神话和历史中完全抽离，辉煌的古希腊文明还能剩下些什么？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没有了雅典，古代希腊文明肯定会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完全不同。我们不仅想象不出由保守而且乏味的斯巴达主导的希腊会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理由将底比斯与雅典等同起来，即使埃帕美农达时代之后的底比斯，正在走向有希望取代雅典成为希腊民主制的霸权大国，底比斯当时正在实施的各项民主制度比雅典更为进步；但是这两个雅典强大的对手，也只有政治和军事这狭窄的方面一度与雅典实力相当，而在文明的更宽泛的维度，如文化艺术，哲学诗歌等方面远不如雅典般的平衡和丰富。人类历史不应该只由战争和政治构成。

在开始具体阐述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次我们将不再以单一的角度看历史。即不是以惯常的专注于政治制度（法律）、战争外交等重大事件的方法去描述和分析历史，而是尽量对两千四百年前，雅典个人和群众的观念、思维习惯、精神情感，在决定事关城邦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各项政策之间流动的状态和效应进行发掘和分析，至少在历史伟人和社会大众的历史作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合理的还原；毕竟，我们相对熟悉的雅典的法律和制度属于“容器”和程序，而人们针对当时各项具体事务的决定和政策才是实际的内容。

我们改变的只是观察的角度和方法，而不是目的。对历史时代的观念、思想和精神的挖掘和分析不可能取代历史“重大事件”，事件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能忽略的基础材料，也可以说是实际载体，如果单独去研究雅典人的思想和精神，则完全是另外的课题。比如我们在研究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的作用时，就不会太注重于海战发生的时间，希腊海军和波斯海军各自的统帅指挥、战术战法，战役的具体进程等军事进程本身，而是更多了解在地米斯托克利倡导大力建设海军，甚至放弃家园的战略决策的过程中，雅典人民是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以及如何并且为何接受这样一种代价极为惨重的策略。

我们的目的就在于以一种世俗的、动态的角度和方法去观察和理解古代的雅典。“世俗的”意味着聚光灯不再仅仅盯着历史伟人、帝王将相，而是会根据实际影响事件的因素，客观地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平时籍籍无名，但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平民身上，直接民主制度下，平民阶层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动态的”考察则有助于我们在同一个城邦的同样体制下，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人们对相似事件的决策差异可以达到多大程度。

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希腊世界虽然具有相同的文明属性，但所有城邦内部却是民族构成多样，政治制度各异，文化艺术参差，社会经济在种类和发育程度也有较大差异，要很好地完成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历史，难度远远超出了作者的能力。更何况，默里、伯里和哈蒙德这样的史学大家已经以其著作树立了高远的标杆。

历史上，军事强盛的帝国虽然充满了传奇和荣耀，但从这个国家的人民和社会生活角度而言，却往往是令人乏味的。当剔除军事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作为一个大国，总体大多粗陋不堪，因为从文明的角度，它们缺乏一种全面而又平衡的先进性，以提供多维力量的支撑，所以历史上的大帝国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事实上，单凭匹夫之力就足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一个霸权的终建立则需要一个国家（城邦）数代人的持续努力才有可能。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所依据的“力量”和“意志”。

然而，雅典城邦以其均衡而丰富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艺术文化和经济规模成为希腊文明的翘楚，虽然其军事能力在古代希腊世界并不是始终处于一流，但这种综合而且整齐的实力使它能够两次建立起霸权，即使在国力衰败时，雅典对希腊世界的影响也不低于另一个霸主——斯巴达。如果我们再罗列一下在雅典功成名就，然而却非雅典公民出身的著名的古希腊大师，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等，这些耀眼的群星更增添了世人对雅典魅力的想象。

雅典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文明样本，研读它的历史，即使在其低潮时期也能多少获得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愉悦享受的气息（如马其顿称霸希腊以后的米南德的戏剧），相比而言，斯巴达则明显地让人感觉枯燥单调，缺乏美感。

我们的立场以雅典人和雅典城邦为基准。雅典的民主制度、思想哲学、文化艺术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无出其右，雅典城邦自身经历过民主制、僭主制和短暂的寡头制的统治，雅典的民主传统也让雅典人的天性，无论好坏，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雅典人和雅典城邦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中心地位，观雅典一城，知希腊世界。

特洛伊战争以后，希腊世界才开始了各自城邦和民族的发展，并形成了不同城邦的不同个性。即使是同一民族建立的不同城邦也会迥然相异。当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取得了终胜利，维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希腊文明，并由此开启了西方文明的起源。本书是作者张龚对古希腊历史继续研读及思考的成果，尤其是对雅典城邦起源、行政制度形成与成熟及变质进行了文本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民主制兴起后的雅典社会、政局与对外关系中的种种隐忧进行了再考察、再辨析。

张龚 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历建平中学、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律学硕士，好读书深思，追根溯源。银行系统工作有年，擅管理、敢创新，知风险，会经营，过手百亿绝无坏账。职业之余，关心国事时运。尝思欲察今者需先知古，读书遂上追希腊罗马，收揽史册，开卷不辍，浸淫十余年，愈读愈觉心翳渐去，阅世豁然。愿将读书心得奉于同好方家，评点指谬。作者曾于2019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霸权与帝国：古希腊的历史和人性》。

特洛伊战争以后，希腊世界才开始了各自城邦和民族的发展，并形成了不同城邦的不同个性。即使是同一民族建立的不同城邦也会迥然相异。当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取得了终胜利，维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希腊文明，并由此开启了西方文明的起源。本书是作者张龚对古希腊历史继续研读及思考的成果，尤其是对雅典城邦起源、行政制度形成与成熟及变质进行了文本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民主制兴起后的雅典社会、政局与对外关系中的种种隐忧进行了再考察、再辨析。

张龚 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历建平中学、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律学硕士，好读书深思，追根溯源。银行系统工作有年，擅管理、敢创新，知风险，会经营，过手百亿绝无坏账。职业之余，关心国事时运。尝思欲察今者需先知古，读书遂上追希腊罗马，收揽史册，开卷不辍，浸淫十余年，愈读愈觉心翳渐去，阅世豁然。愿将读书心得奉于同好方家，评点指谬。作者曾于2019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霸权与帝国：古希腊的历史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