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意大利的“鲁迅”！我渴望的其实不是分手，而是重新相爱。卡尔维诺、加缪、埃科等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鄙视》写的是婚姻危机，讲的是现代人的爱无能。

　　婚后两年，丈夫在工作、金钱和理想面前节节败退，妻子的鄙视成了对他而言的惩罚。他时时揣摩自己为什么被妻子鄙视，却把妻子越推越远，一桩原本幸福的婚姻即将轰然崩塌。

　　“我鄙视你，这就是我不再爱你的原因。”

　　《鄙视》写的是婚姻危机，讲的是现代人的爱无能。

　　婚后两年，丈夫在工作、金钱和理想面前节节败退，妻子的鄙视成了对他而言的惩罚。他时时揣摩自己为什么被妻子鄙视，却把妻子越推越远，一桩原本幸福的婚姻即将轰然崩塌。

　　“我鄙视你，这就是我不再爱你的原因。”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907—1990)

　　莫拉维亚之于意大利，如同鲁迅之于中国。

　　他与卡尔维诺、夏侠被评论界合称为“意大利现代文学三杰”。

　　莫拉维亚22岁时出版享誉欧洲的存在主义小说《冷漠的人》，一举成名。20世纪中期，他在全球文坛如日中天，陆续出版了《罗马女人》《同流者》《鄙视》等巨著，冷静审视现代人的情爱世界、失意者的内心世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危机，探讨人的行动力、人的责任以及人如何能更好地存在。

　　在意大利文坛，他是公认的来不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诺贝尔奖档案披露，他曾获得15次提名。他的作品对意大利的语言、电影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他以崇高威望当选欧洲笔会主席。

　　《鄙视》写的是婚姻危机，讲的是现代人的爱无能。

　　婚后两年，丈夫在工作、金钱和理想面前节节败退，妻子的鄙视成了对他而言的惩罚。他时时揣摩自己为什么被妻子鄙视，却把妻子越推越远，一桩原本幸福的婚姻即将轰然崩塌。

　　“我鄙视你，这就是我不再爱你的原因。”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907—1990)

　　莫拉维亚之于意大利，如同鲁迅之于中国。

　　他与卡尔维诺、夏侠被评论界合称为“意大利现代文学三杰”。

　　莫拉维亚22岁时出版享誉欧洲的存在主义小说《冷漠的人》，一举成名。20世纪中期，他在全球文坛如日中天，陆续出版了《罗马女人》《同流者》《鄙视》等巨著，冷静审视现代人的情爱世界、失意者的内心世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危机，探讨人的行动力、人的责任以及人如何能更好地存在。

　　在意大利文坛，他是公认的来不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诺贝尔奖档案披露，他曾获得15次提名。他的作品对意大利的语言、电影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他以崇高威望当选欧洲笔会主席。

　　章

　　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婚后头两年，我与妻子的关系很和美。我是想说，那两年之中，我们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带有某种朦胧的色彩。说得直白一点，在那种处境中的人，头脑比较简单，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断，对所爱的人只是一味地爱，顾不上加以品评。总而言之，当时埃米丽亚在我眼里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我在她眼里也是这样。或许是我看到了她的缺点，她也同样看到了我的缺点，但由于爱情产生的某种神秘的嬗变力量，双方的缺点在对方的眼里不仅是可以宽容的，甚至是可爱的，缺点也成了优点了，尽管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优点。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互都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一如既往地爱着埃米丽亚，对她没有任何成见，可是她却发现了，或者说是自以为发现了我的某些缺点，因而就开始对我有了成见，不再爱我了。

　　人越是不计较幸福，就越是感到幸福。说来也怪，那两年，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腻烦了。自然，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幸福。我觉得我做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爱自己的妻子，并被妻子所爱；我觉得这种爱是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就是说，一点也没什么稀罕的；犹如人们呼吸的空气，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缺少空气时才觉得空气之珍贵。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说我是幸福的，我甚至会觉得诧异；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我并不幸福，因为尽管我爱我妻子，而且我妻子也爱我，我却无法保证将来的日子会怎样。确实，当时我们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计。我在一家不起眼的报社里写影评，另外还干一些记者的工作；我们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与房东合住一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常常买不起，有时候连起码的生活用品也买不起。这样的生活怎么谈得上幸福呢？不过，对此我倒是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我恰恰是一个真正彻底幸福的人。

　　结婚两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因为我结识了一位电影制片人，他的名字叫巴蒂斯塔。我为他写了我的部电影剧本，开始时我只把它视为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我在文学上曾有过很大的抱负，可我不曾料到后来编写电影剧本竟成了我的职业。与此同时，我与埃米丽亚的关系却越来越糟。我的故事就从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以及我与我妻子关系开始恶化讲起，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它们之间又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我仍隐约地记得一件事，在当时看来，这事并不起眼，可后来却变得至关重要。一天，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埃米丽亚、巴蒂斯塔和我在一家餐厅吃了晚饭，巴蒂斯塔提议到他家去玩玩，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随后我们三个人都来到了巴蒂斯塔的小汽车跟前，那是一辆红色的豪华小轿车，体积不大，只能坐两个人。巴蒂斯塔已坐在驾驶座上，他打开了车窗，从汽车的那一边探出头来说：“很抱歉，只有一个位子。莫尔泰尼，您得自己想办法……除非您愿意在这儿等我，我再开回来接您。”埃米丽亚站在我身边，穿着一件敞领无袖的黑色丝绸晚礼服，这是她的晚礼服，手臂上搭着皮质斗篷：虽说已是十月份，但天气还挺暖和的。我望着她，她很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平时安详而又娴静的她，那天晚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不安和烦躁。我高兴地说道：“埃米丽亚，你就先跟巴蒂斯塔走吧……我叫辆出租车在后边跟着你们。”埃米丽亚看着我，然后，迟疑而又慢吞吞地回答道：“让巴蒂斯塔先走一步，我们俩一起乘出租车去不更好吗？”这时，巴蒂斯塔把头伸出车窗外，开玩笑似的大声说道：“好哇，您是想让我自个儿走。”埃米丽亚说：“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突然，我发现她那平时总那么平静而又和谐的漂亮面容，现在却阴沉了下来，而且因为犹豫和尴尬显得有些扭曲。我急忙说道：“巴蒂斯塔说得对，你去吧，你跟他先去，我叫辆出租车。”这回埃米丽亚让步了，或者说是服从了，她上了汽车。不过，现在我在写这个故事时才想起当时那种异样的感觉，当她坐在巴蒂斯塔旁边时，车门还开着，她望着我，尴尬的目光中夹杂着恳求和厌恶。不过，当时我并没在意。我果断地关上了车门，像是关上保险箱门似的。汽车开走了，我吹着口哨，高兴地朝附近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

　　制片人的家离餐厅不远。正常情况下，我乘出租车差不多可以与巴蒂斯塔同时到达，或者多稍晚一点到。然而，半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撞上了，两辆车都遭受了损伤，出租车的挡泥板撞弯了，小汽车的一侧撞坏了。两位司机当即下了车，他们相互指责，争吵谩骂起来，一群人随即围了上来，一名警察过来后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整个过程中，我都相当耐心地等在车里，甚至还挺开心，因为我吃饱喝足了，而且巴蒂斯塔在用餐后还提出请我参加一部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不过，由于争吵和冲突持续了十分钟，或许是一刻钟左右，我到制片人的家时已经晚了。当我走进客厅时，我看到埃米丽亚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巴蒂斯塔站在角落里的一个旋转酒柜跟前。巴蒂斯塔快活地招呼我；埃米丽亚却以埋怨甚至恼怒的口吻责问我这么久都上哪儿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发生车祸了，我发现自己是以一种回避的、像是有什么事情想瞒过去似的口吻说的。其实，当我对自己所说的事情并不看得很重时，往往就采用这种口气。但埃米丽亚却不放过，始终以那种特别的声调追问我：“一起车祸……什么车祸？”于是，感到惊异的我，也许甚至有几分惶恐不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车祸的经过。不过，这回我似乎又过分渲染夸张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总之，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就在于起初太有所保留，而后来又太精确了。不过，埃米丽亚不再刨根问底了，巴蒂斯塔却满面春风而又和蔼可亲地在桌上摆放了三个酒杯，请我喝酒。我坐了下来。我与巴蒂斯塔边聊边开玩笑，我们在他家待了两三个小时。整个晚上，巴蒂斯塔都那么兴高采烈，侃侃而谈，我几乎没有发现埃米丽亚闷闷不乐。再说，她历来都是那么缄默不语，羞羞答答的，因为她生性胆怯，所以，我对她的缄默并没有感到惊异。不过，平时她至少以微笑的目光参与大家的谈话，然而，那天晚上她却连一丝笑容都没有，这倒颇让我感到诧异。后来，巴蒂斯塔又跟我一本正经地谈论我与他合作的影片，他给我讲了故事梗概，还向我介绍了导演以及与我搭档的编剧的情况，后他叫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签署合同。埃米丽亚趁无人说话的当儿，站起身来，说累了，想回家了。我们与巴蒂斯塔告了别，走出他家，下到底层，来到街上，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到出租车招呼站。我们上了车，车子立即就开了。巴蒂斯塔的提议使我喜出望外，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对埃米丽亚说道：“这部电影剧本来得真是时候，否则，我不知该怎么过日子……我本来都想去借一笔钱了。”埃米丽亚直截了当地问道：“当电影编剧能得多少酬金？”我说了酬金总数，并补充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今年冬天不成问题。”说着，我去拉埃米丽亚的手。她由着我握住她的手，到家之前，她始终没再说话。

我偏爱莫拉维亚，他是意大利罕见的一个就某个角度来说我愿称之为“风俗”派的作家：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时光流转间对道德所下的不同定义，与风俗、社会变动、大众思想指标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