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可视为一种“尝试集”，它借助东亚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都城”这一视角，在“东亚都城时代”形成与解体的背景中，发掘唐长安城空间在日本的复制与挪用，及其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引起的连锁性反映。以十世纪唐王朝的灭亡和长安作为东亚都城典范的失坠为分水岭，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九世纪之前日本对唐长安城空间的复制与日本文人长安书写稀薄之间的龃龉；二是十世纪以将随着唐长安城的“消失”及东亚格局的变迁，“长安”如何成为日本文人建构国家认同，并在东亚世界获取“小中华”身份的手段。本书综合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古代中日两国的都城空间、王权书写与国家想象之关联。

郭雪妮，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日本中央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东亚文学及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译著两部（日文、韩文各一部），编著教材两部。近年来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四十篇。

序章 在日本发现长安

章 《怀风藻》与遣唐使的长安体验
一 遣唐使的长安体验及其汉诗创作
二 奈良诗僧弁正在唐汉诗考论
三 藤原宇合的都城意识与国家观

第二章 “敕撰三集”诗人对长安城的节制性观看
一 平安朝乐府中的“长安—边塞”模式
二 艳情诗与“女性观看”机制
三 都城思想对九世纪初日本文人长安书写之干预

第三章 《本朝无题诗》中的长安表述及隐喻
一 从东亚都城时代到“后长安时代”
二 借代与用典
三 慈恩寺：地理景观与诗学空间的重构

第四章 圆仁的长安记事及其入唐说话
一 僧侣之眼：关于长安城的苦难记忆
二 长安体验与书写唐武宗之策略
三 圆仁入唐说话流变的思想史考察

第五章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中的长安图像
一 《江谈抄》中的吉备入唐说话
二 松浦：画卷上的长安风景
三 凝视长安建筑中的隐喻
四 滑稽化的唐人群像

第六章 《弘法大师行状绘》中的青龙寺
一 《弘法大师行状绘》的传承与史实
二 东寺本《行状绘》中的青龙寺
三 “三国佛教史观”与东寺本《行状绘》的历史意识

第七章 《松浦宫物语》与中世日本的长安想象
一 长安地名如何成为文学符号？
二 神仙思想与《松浦宫物语》对长安郊外的山水想象

终章

参考文献

附录
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

——论明治日本人长安游记的单一性
井上靖历史小说对长安生活空间的“省墨化”书写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可视为一种“尝试集”，它借助东亚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都城”这一视角，在“东亚都城时代”形成与解体的背景中，发掘唐长安城空间在日本的复制与挪用，及其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引起的连锁性反映。以十世纪唐王朝的灭亡和长安作为东亚都城典范的失坠为分水岭，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九世纪之前日本对唐长安城空间的复制与日本文人长安书写稀薄之间的龃龉；二是十世纪以将随着唐长安城的“消失”及东亚格局的变迁，“长安”如何成为日本文人建构国家认同，并在东亚世界获取“小中华”身份的手段。本书综合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古代中日两国的都城空间、王权书写与国家想象之关联。

郭雪妮，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日本中央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东亚文学及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译著两部（日文、韩文各一部），编著教材两部。近年来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四十篇。

平安京与长安城

《本朝无题诗》诞生的舞台平安京，是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十月下诏所迁的新京。新京是模仿唐长安城而营造的都城，它横跨山背国的葛野和爱宕两郡，北有北山（玄武），南有小椋池（朱雀），东有鸭川（青龙），西有沿御室川河道的山阴古道（白虎），可谓“四禽叶图”之地。同年十一月诏书称新京为平城京：“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因斯形胜，可制新号，宜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又子来之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延历十四年（795）正月，因平安宫的大极殿尚未建成，所以没有举行元日朝贺礼仪。但正月十六日，桓武天皇在内里宴请群臣，举行了盛大的踏歌活动。其歌词曰：“新年乐，平安乐土，万年春。”诚如这首踏歌所祈祷的那样，平安京被视为国泰平安的象征。至嵯峨天皇时期，平安京被赐定为“万代宫”，在平安朝绵延几百年的政治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平安京是桓武天皇为模仿中国建立律令制国家而造营的都城，因此在造都理念、都城规制、宫殿建筑甚至植被景观上皆模仿隋唐长安与洛阳，尤其以对唐长安城的模仿为显著，这几乎是战前日本史学界的共识。如日本史学家喜田贞吉所述：“藤原京之制，与其后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大化改新时期的难波京相类，均为模仿支那长安之制的京城，这从大宝令的记载便可明了。”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平安京兼具模仿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如宿白先生指出：“日本都城的布局在日本古文献中，有‘东京’、‘西京’之称，系指都城之东半部和西半部而言。” 王仁波先生认为：“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平安京的平面布局、设计规划、居住坊里、市场集中等渊源于唐长安城。如：近似方形的城郭、宫殿区和百官衙署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央，中轴线大街同称朱雀大街，纵横交叉的大街，使这两座都城呈里坊（条坊）制的棋盘式格局。甚至于宫殿、街道、市场的名称也都相同，如：皇帝、天皇处理政务的宫殿同称太极殿（大极殿），平安京和唐长安城内均设东西市两个市场区……”王仲殊先生则从日本考古学的发现，论证了“古代日本的宫城为唐长安、洛阳的宫城、皇城的结合体”，同时还考证了“宫城南门仿唐长安皇城南门而称朱雀门，而朝堂院外南门则仿洛阳宫城南门而称应天门”。

从上述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来看，平安京模仿唐朝的都城制度已然成为定说。首先，就都城规制与空间布局来看，平安京与唐长安城十分相似。据《延喜式》记载，平安京南北长1753 丈（约5232 米），东西有1508 丈（约4500 米），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宫城居整个京域北端的正中央，朱雀大路作为中轴线贯通南北，将整个京域等分为东、西两区，纵横交叉的大街将东、西两京划分成整齐的棋盘状区域，南北的单位称为条，东西的单位称为坊，因此平安京的京域由九条八坊构成。京域南部对称地设有东、西二市，东市位于左京七条二坊，西市位于右京七条二坊。其次，就宫殿、建筑、街道的命名来看，平安京的宫城实际上是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京宫城和皇城的结合体。如平安宫朝堂院北部正殿曰“大极殿”，殿前有大坛“龙尾坛”，其名称分别仿自唐长安太极宫太极殿及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再如平安京的宫城南门仿唐长安皇城南门而称“朱雀门”，朝堂院的南门则仿唐洛阳宫城南门而称“应天门”。从日本史书的记载来看，平安朝官僚对中国都城制度、历史沿革抱有充分的认知，这从“应天门大火”之后的改名事件便可窥知。据《日本三代实录》卷一二记载，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5）闰三月平安宫应天门遭火灾焚毁。贞观十年（867）二月开始重建，三年后（870）的十月竣工，十月二十一日，明经、文章等博士奉命讨论应天门是否应改名，兼议应天门、朱雀门、罗城门等门之名义来源。主张改名的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巨势文雄援引玄宗朝典故云：

唐玄宗天宝二年，东京应天门灾。延烧至左右延福门。十一月应天门成，改曰乾天门。本朝制度，多拟唐家。凡天灾人火，其名虽异，惣而论之，皆是非国之休征。然则修复之后，除其旧号，更制嘉名，不亦宜哉。

其后，他又指出了应天门、朱雀门及罗城门的由来：

又，洛都宫城门，是谓应天门。案礼含文嘉曰：“阳（汤）顺人心应于天。”然则应天之名，盖取诸此欤。又，长安南面皇城门，是谓朱雀门。又，大明宫南面五门，正南曰丹凤门。夫丹凤、朱雀，其义是一。然则以其在南方，故谓之朱雀乎。又称罗城门者，是周之国门。唐之京城门，西都谓之明德门，东都谓之定鼎门。今谓之罗城门，其义未详。但《大唐六典》注云：“自大明宫，夹东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道，而入兴庆宫焉。”今案其文势，盖此罗列之意乎。

菅野佐世、善渊永贞、船连麻吕等则引《左传》所记鲁之雄门火灾修复后不改其名之例，主张应沿用“应天门”。尽管朝廷后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而没有改名，但巨势文雄的论述无疑说明当时的知识阶层对长安城抱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储备。他们不仅熟悉中国历史典故，对中国历代都城、宫殿沿革及掌故也知之甚详。

林鹅峰曾对《本朝无题诗》收录的藤原基俊《长安城亭怀旧》一诗作注如下：

林子曰：“昔恒武帝营平安城，并建左右京，比汉东西京。故以左京拟洛阳，以右京拟长安。仁明帝造大内里，至延喜天历以后，左右京相并俨然。其后左京依旧，右京荒废。基俊所谓长安者，右京也。此诗颇于怀旧之意。中原广俊有《过雍州旧宅》，诗亦是以长安在雍州，故指右京为雍州也。由是言之，则俗总称山城为雍州者，恐非定论乎。洛阳在豫州，然则拟中华是也。则今王城者，左京也。不可称雍州。然以帝都所在，故假以雍州，拟山城乎？广俊诗亦在无题诗，可与此诗并考之。林鹅峰补充道，由于唐长安城位于雍州，因此日本也有称平安京右京为雍州的习惯。事实上，日本贵族文人流行以长安指称平安京的做法，也与平安京的空间变迁相关。

九世纪中叶后，日本朝廷开始实施奖励开垦京中空闲地的政策，平安京中不仅有水田、陆田，而且道路的两边也成为蔬菜的种植地，京中的田地化必然给都城的风貌带来改变。但是，平安京的地势呈南低北高走向，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倾斜，因此西南、西北方向实为低湿地带。这一带又恰好是桂川的流经地，治水向来困难。再加上右京中部常有纸屋川泛滥，桂川、纸屋川的水一起倒灌进来，经常将整个右京浸入水中。右京既常遭遇水患，遂易形成大面积积水，久而久之，不要说修建宅邸，就连耕种也很不易。平安京右京的衰退以庆滋保胤在《池亭记》中的描述为著名：

予二十余年以来，历见东西二京，西京人家渐稀，殆几幽墟矣。人者有去无来，屋者有坏无造。其无处移徙、无惮贱贫者是居……荆棘锁门，狐狸安穴。夫如此者，天之亡西京，非人之罪明也。

这篇文章写于天元五年（982）十月，十世纪末平安京右京的颓败由此可见。根据考古学发现，到了平安时代后期，右京的大多数建筑物几已废弃，耕地也多有变化。随着平安京西京，也就是右京（又称长安）的逐渐荒废，人们渐渐地聚集到平安部，也就是左京（又称洛阳）居住，这使得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的都市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世将京都称为“洛中”的习惯，也与右京（长安）的衰退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