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迹（精装版）

回首与重访
——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重印本导言

葛兆光

一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地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们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
当然，对于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作人类学调查的也有，作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作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Édouard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 。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D.de Rhins）与格林勒（M.Grenard）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在1903及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A.von Le Coq）的《中亚佛教艺术》等 。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
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 。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大清帝国的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1）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2）石质古物，（3）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4）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5）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6）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
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古，艺术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 。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二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 ，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于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发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于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于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欧洲东方学给日本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得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20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从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
对于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 。

三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重要的学者。
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山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早的昭陵图 ；1908年在山东考察，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的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是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 。有了这番考察，关野贞在第二年（1908）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 。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 ，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少林寺的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1119—1125）年间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于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中国文化史迹调查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承担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
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
（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从朝鲜经沈阳，先后到了现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
（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从青岛上岸，先后走遍山东、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这是他五次考察中时间长的一次，时间长达五个月。
（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从上海登陆，到达浙江、河北、河南、江苏、湖北.
（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经朝鲜和东北，从大连坐船到青岛，这次时间只有一个月，主要在山东考察。
（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从日本直接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福建。
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对于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

四

.......

 六

现在回头来讨论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我以为，它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此书（包括五卷本）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我所谓“基本情况”是，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尽管西洋学者如沙畹、伯希和、谢阁兰、弗利尔等可能对文化遗迹，个别的调查时间更早，研究也更深入，但是，没有如此全面的大规模考察 ；我所谓“初步研究”是说，他们不仅前赴后继拍摄了相当好的遗迹照片，而且在《解说》中大体上都能够引经据典，综合地方志、佛教文献、历史著作以及石刻资料，对各处的文化遗迹进行概括的叙述与分析。
我们不妨随意看几个例子。（一）五台山。从明治三十五年的伊东忠太、大正十一年的小野玄妙，到次年的常盘大定，他们先后拍摄了几次资料照片，并且常盘在《解说》中引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壁画五台山、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天台五台山记》、澄观《华严疏》以及《古清凉传》等等，对五台山各处庙宇做了历史介绍；同时又记载了曾在此处的著名僧人如唐代的澄观、无著、法照、道义、神英等等；还著录了现在留存重要的经幢以及石刻碑文，特别是书中还分析了各处寺庙建筑的时代 。（二）石壁山玄中寺，常盘不仅叙述了从北魏承明元年（476）昙鸾建成，到唐代道绰中兴，到金代元钊泰和四年（1204）再兴的历史，而且一一著录了重要的千佛阁壁碑（823）、铁弥勒像颂碑（741）、甘露义坛碑（813）、宽公法行碑记（1307）、宣慰谢公碑（1284）、玄中寺元代圣旨碑（1289）。（三）如今非常引人瞩目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室，关野贞不仅拍摄了很好的照片，做了很好的拓本，而且指出当初武氏祠应当是前后三石室，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并解体，别建砖制祠堂，以画像石嵌入壁中，成为今天的模样。他指出，黄易虽然有功于武氏祠，但是这一方式使人不能得见“当初构造原样”，实在很可惜。这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指出，当初把其他画像石混入其中的，比如后石室之第六第七石，左石室的第三石等。——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和研究也许已经是学界的常识，但是在那个草创时代，这些“常识”却是“创见”。
其次，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他们都记录了晚清民初也就是20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毋庸讳言，当年衰落的中国，并无如今这样铺地开化的大规模建设，传统的地形地貌以及文物遗存尚处在自在状态。但是，由于缺乏保护，这些文化遗存在风雨摧残与人为破坏下，也正在日渐颓坏和消失。近百年前是什么模样？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这一早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石碑非常有名，从明末卜弥格向西方介绍以来，就广为国际宗教界与学术界关注，石碑所放置的金胜寺（唐代是崇圣寺，明清称为崇仁寺，金胜寺是俗称），于同治元年因火灾焚毁。1907年，另一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到西安考察时，在《考史游记•长安の旅》中曾记载说，金胜寺仅余颓垣断壁，有一石坊，后面有碑石三四方，《景教碑》就在那里。而《中国文化史迹》中的照片则是明治三十九年关野贞去拍摄的，也许，这可以让我们在桑原骘藏的文字记录以外，看到当时《景教碑》的实存环境；又比如前面提到的龙山道教石窟，在1920年常盘大定去考察的时候，石窟开凿者宋德方（披云）的雕像尚完整，常盘大定拍摄了照片，发表在第二年出版的《古贤の迹へ》中，但1924年他委托山西留学生宁超武带太原的专业照相馆去拍摄照片时，宋德方雕像的头部“已为恶儿破坏”。同样，山西天龙山石窟，从大正七年关野贞、大正九年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已有不少损毁处，但是当1924、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山西留学生甯超武、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再去拍摄时，发现很多又有所损毁，他只能遗憾地说，“这些考察以及前后若干考察，使得（天龙山）中外喧传，但遗憾的是这也招致了破坏”。但是，由于被损坏之前他们留下了照片，就给后人保留了可供参考的旧貌 。
再次，从1920-1930年代他们对中国文化遗迹进行的考察以来，时间又过去了近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文物古迹又陆续在战争摧残、风雨剥蚀、人为损坏之外，还遭受了外人的收买和掠夺。“海外遗珍”这个词，其实蕴含了好多苦涩和无奈。前几年，我曾经用不少时间翻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几代学者陆续编成的海外收藏中国绘画目录，深为感慨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何以会如此散落世界各地，总想了解这些价值连城的绘画不断出售、转让、收藏的过程，也许这过程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有曲径通幽的趣味。同样，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等等，有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除了记载明确收购线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藏品的线索，可能就要落在《中国文化史迹》这些早年照片上。当然，即使这些文物出身清楚，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经感慨，一些古代文物，离开了它原本所在的环境，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馆中，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年的象征和意蕴。在这里，可以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著名的天龙山第八窟洞口两侧的力士像为例，也可以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天龙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为例，如果没有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照片，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些雕塑呈现的中古时代浓厚宗教气氛？也许我们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想象法相庄严和精美风格，这样，也许这些本来大地上的文化“遗存”就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从实际信仰世界中的“宗教”，变成了纯粹审美领域的“艺术”。

七
从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中国考察，到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出版，再到战后十二册《中国文化史迹》与一册《增补》的出版，前后差不多百年时间过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印行这部《中国文化史迹》与《解说》呢？
这里说一段不算旧的旧事。大概在七年或者八年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图像文化与艺术史的研究。当时，不仅邀请了李星明教授和邓菲博士加盟，我还向当时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赵昌平先生和七编室主任的童力军先生推荐重印此书。那个时候，之所以想到要推荐重印1938年的这部十二卷图册与两卷本《解说》，除了前面所说这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遗存图录与考察记录之外，当时还隐隐觉得，它恰好是中国文物遗存在1920年代的一个“定格”。历史在不断变迁，在岁月流逝中，不仅仅是文献会散佚，遗址与文物也会有战争破坏、人为损毁和风雨剥蚀，现在的这些文化遗迹，肯定与过去大有不同。我想，如果今天重新站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当年考察过的地点，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对这些文物遗存进行拍摄，加以对照，是否可以在新旧图片之间，呈现这些文物遗迹近百年的变迁历史？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也许可以重叠成一个剪影。究竟这种重叠的剪影可以释放出什么意义，虽然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是今后一定能有人说清。
这几年来，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协助，特别是多亏李星明、邓菲两位艺术史学者以及文史研究院的研究生们不辞辛劳，重走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考察之路。他们不仅“重访”了图册上的遗迹，而且修正了图册中的一些错误，让我们“回首”重看这一段图像文化和艺术史的学术历程。当我们看着图片中百年前的遗迹，又站在百年后的实物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历史的沧桑、时代的穿越和前后相续的学术史，有特别的意味么？所以，我用了“回首与重访”作为这篇《导言》的标题，或许，它寄寓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感受。

                                  2015年11月15日初稿于东京大学

中文全译本《中国文化史迹（精装版）》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中国文化史迹》共12卷，是一部以图片为主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雕塑、壁画等文化史迹的著作。十二卷依次如下：一 山西，二 河南，三 广东、湖南，四 江苏、浙江、福建，五 河南、河北，六 浙江、福建，七 山东，八 山西、河北，九 河南、陕西，十 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十一 山东，十二 河北。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于1918—1924年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粤、苏、浙、鲁、晋、陕等地从事中国史迹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文化史迹》（即为1925年初版的《支那文化史迹》）。2014年起，复旦大学与东京大学合作，组织人员对此套书进行翻译，并结合今天的田野考察，以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模式，进行学科融合与国际对话，展现这批文化史迹百年来的变化及其全方位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史迹（精装版）》不仅按日文初版原样影印了图版，并将解说与图注等的日文原文全部翻译成中文，而且组织人员对原书中图版所涉及的史迹和文物进行实地踏查，对原著进行考订，据此编纂“踏查校记”，展现代表性文化史迹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附于各卷之后，形成图版、解说、踏查校记三者合一的出版形态。实际上将与图像资料有关的信息、传统文献中的印证材料，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都纳入到资料的收集与汇聚过程中，这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学术史追溯等方面有着借鉴意义。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专门为本项目撰写导言，介绍文化史迹的历史、发展、变化，梳理相关的学术史脉络，评价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
上海辞书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史迹》，具有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文化价值“三重价值”。首先在于，通过勘误和今昔对比更正了原著中的一些错误信息，这也便于以后学者可以正确地对该著内容进行引用。其次，本项目对当时史迹现存的样貌进行了比较和描述，考察其百年的演变历程。第三，本项目中的史料内容包括了壁画、建筑、雕塑、器物等，它们不但在历史研究中成为文献之外的一种补充，也对史迹复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本项目通过今昔资料对比，昭示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