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熙论中美关系

勇于开拓、勤于耕耘的学术前辈
(代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学生出书请导师作序，后辈出书请前辈作序，这是学术界的惯常做法。因此当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要我为《汪熙论中美关系》作序时，我深感惶恐。作序我是不够格的，但想到这正是再次研读前辈著作的好机会，就没有太犹豫地答应了。收入本文集的许多论文我以前也拜读过，并从中深深受益。如关于早期中美贸易、关于20世纪初美国对华金元外交、30年代美国白银政策的论文都曾经是我在撰写《中美关系史》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此次重新比较系统地研读，仍然有新的收获，这里我就与读者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感受。一
打开正文，迎面而来的篇文章就是《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论文并不很长，对美国没有占据中国领土、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美国传教士在华兴学、传播科学技术、对华工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些都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在过去中美两国长期隔抗的时期是已经有了定论的。汪先生的文章振聋发聩，是中美关系史学界吹进的一股清新的风，许多学者感觉精神为之一振。论文是在1979年6月初发表的，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还不到半年。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也有一些学者对论文感到不赞同、难接受。于是出现了全盘否定论文的批评文章，而且认为这是“美化了美国的对华关系……歪曲了中美关系的性质”。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人们对“大批判”仍然心有余悸，这样的批评是很有分量的，是会让人出一身冷汗的。之后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又发表了文章，对双方都有些批评。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不多，但却引起了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学界，尤其是中美关系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年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触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在各个学术领域如何解放思想、进行重新研究的问题刚刚提上日程。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无例外地集中在对美国侵华的揭露上，其他问题的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刻学界的同仁正不知道应该从何入手，对中美关系史进行重新研究，他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进行思考、摸索的时候，汪先生的论文为大家开了窍。学者们感觉到，对于已经有了定论的许多问题原来是可以用新的资料、从新的视角进行重新研究的。这篇论文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此后数年中，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尤其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使中美关系史研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美国学研究中一个特别繁荣的领域。一些原来并非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也从世界史学界、党史学界、英国语言文学界被吸引进来，共同造就了中美关系史学界的繁荣局面。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笔者仍然深深感激汪先生以他勇于探索、勇于进取的精神撰写的这篇论文。论文在中美关系史学科的学术史上是有独特地位的。古人讲历史学家要有史识、史德、史胆。这篇文章正是体现了汪先生的史识、史德和史胆。
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以这样一场争论作为开始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大好事，它为这个学科在新时期的开展起了个好头。此后，学界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蔚成风气。在十余次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成为很平常的事情。关于门户开放的实质、关于美国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是否“怂蒋反共”、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珍珠港事变前美国政策是不是绥靖政策、是否存在过“远东慕尼黑”、如何看待1941年的美日谈判、关于马歇尔调处在中国内战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不论是资深专家，或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大家都毫无顾虑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既相互尊重，又坦率直言，对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确实大有好处。二
汪先生的学术研究涵盖面广，从经济学到史学，从历史到现状，从国际政治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他在多个领域游走自如，并且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本文集只是他学术成就的一小部分。但文集中收录的著作所体现的汪先生的学术思想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笔者以为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扎扎实实地掌握资料。不论经济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实证科学，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是学术的生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汪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写照。收入本集的作品，以及他的其他著作，都是建筑在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他每次出访，都把主要的功夫花在搜集档案资料上，搜集回来的资料他不仅自己用，而且与学生分享。有的学生的论文选题就是根据这些资料来确定的。他强调“文风应该非常朴实，不要花里胡哨或故作高深”，“史论必须得当，要分析到位，但也不能讲过头”。也就是说，论述必须严格地建筑在资料的基础之上，必须有充分的资料作为依据，而不是兴之所至，任意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资料的程度决定了研究工作的深度，决定了研究成果的生命力。汪先生在国际经济领域里所做的两个成功的个案研究，关于东印度公司和英美烟公司的研究，都是建筑在非常丰富、扎实的中外档案基础之上的。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著述仍然令人信服，熠熠生辉。
汪先生后的学术著作是《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当汪先生告诉我在做关于美国海军的研究时，我起先还有点不大理解，因为这跟他的“专长”有些距离。及至读到大作，才清楚了，汪先生早年赴美访学，就从美国海军历史博物馆搜集了许多关于美国海军在华活动的档案，这本著作正是建筑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课题在他心中也已经酝酿很久了。吴心伯教授说，汪先生的治学之道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反对浅薄浮躁的风气，也不喜发虚妄之言”。此话不虚。正是那些重要的扎实的档案资料赋予了汪先生的著作以久长的学术生命。
2. 重视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资料建设和学术史。
资料建设是与点相联系的，汪先生自己致力于发掘档案资料，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他还花力气参与整理编辑资料，希望能与学术界共享资料。“文革”之后，他先是参加了张仲礼先生牵头的《英美烟公司在华资料汇编》的编辑整理工作，后又参加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共8辑)。当然，资料的整理、出版是个大工程。单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汪先生又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建议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按国别地编纂一批档案资料。
汪先生十分重视文献目录、学术动态、学术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享。中美关系史研究不是现在才有的，实际上，从中美两国开始交往，关于两国交往的记录、评述就产生了，可惜，研究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前，常常不能花力气去比较全面地回顾关于本课题的既往的学术研究状况，这是造成学术界时常出现“低水平重复”(胡绳同志语)的一个原因。有感于此，汪先生身体力行，发起了一个大工程，这就是《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并邀请日本友人参加，文献收录了从1823年到1990年的中国(含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三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论文和论文集，并兼收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共7980余条。后来的学者如要研究某一问题，先查阅一下该目录，了解前人的成果和观点，自然可以少走弯路，这是为学科发展、为后来的学人“修桥铺路”的善举。
文集还收录了汪先生撰写的两篇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综述文章，分别对从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1985年到1999年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肯定进展，指出问题和缺陷，提出改进的建议。这也是很难得的。在两篇文章中他都呼吁要强化档案的公布与编纂出版工作。可以说，在中美关系史学界没有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汪先生关注更多、费力更多的了。
3. 要把问题“挂起来”进行立体的研究，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这是汪先生一再强调的主张。他在《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的前言中说：“中美关系从美国来讲，经历了五十五届总统；从中国来讲，经历了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及人民政府，其间千变万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人分析都不相同。”他在讲到编辑《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的初衷时说，“长时期以来，我总以为研究一个课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我们都应该把它悬在空中，对它进行上下左右前后、四面八方的全方位的考察和全方位的分析”，“所谓立体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课题时，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全方位的收集资料、全方位的分析。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可以更少一些片面性，更多一些实事求是”。编辑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丛书共25辑，内容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既有中国学者尤其是他学生的著述，也有翻译的美国有代表性学者的著作；还有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辑，记录了各国学者的思想碰撞迸发出的学术火花。汪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在国内中美关系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4. 提倡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研究。“经世致用”是中国的一个学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有“出世”的一面，但主要的传统是“入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汪先生做学问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时代感。他的研究是以历史为根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他研究历史问题时关注的是现实，他从事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高度结合起来的研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理论联系实际会给科学发展带来不稳定性”的顾虑，他解释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复杂多变的事物经过科学的抽象与概括，自然会显示出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正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应承担的任务。当然所谓稳定性也是相对的，事物在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科学的稳定性也是在不稳定中发展的相对稳定而已。科学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不稳定中的相对稳定。若谋求一劳永逸的稳定，那就是理论的僵化和科学的萎缩。”
汪先生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交汇”。他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这个学科本身的特征决定的，这个学科自身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两国现实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又必须有历史的探根溯源，才能作出有深度、有科学性的解释。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则又需要随其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作出较科学的预测。汪先生是这样主张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就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范例。他对中美经贸关系作了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考察。丛书中更有九种是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或者重在现状的研究。由于以历史的研究为根基，对现状的研究才会更加中肯、深入、透彻。这种研究生动地体现了汪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5. 反对闭关自守，进行开放的研究，以国际学术交流推动研究。汪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是一位“老海归”。改革开放之后，他迅速地与美国、日本等国学术界建立起学术交流关系。他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开放的，中美关系研究这样本身就涉及两个国家的课题自然更应该如此。他认为在研究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对中、外的研究不可偏废。“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即使是植根于中国本身所发展的历史事物，也必然会向外辐射并承受外国对这种辐射所做出的反应；而西方冲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才能显露出来。”因此，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必须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必须坚持学术上的开放。对于外国学者的真知灼见，我们可以借鉴；对于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进行讨论、切磋和批评。如果实行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那就失去了切磋问难的机会。汪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具有全球学术视野和格局的学者。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进行开放的学术研究，而且极力推动学术界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组织翻译出版有代表性的著作，或者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他是一位学术活动的卓越组织者和中外学术交流的积极推进者。这些组织活动不仅使他自己始终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而且也为中国学术界了解美国作出了贡献。在“中美关系研究丛书”25种之中，就有5种是美国学者论著的译作，包括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唐耐心的《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韩德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这些译著的出版在中国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年来为中国学者广泛引用。“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中还有7种是国内外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锦。在汪先生的主持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学术气氛特别活跃，对外学术交流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心的一个好传统。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年轻同志及他的学生们深受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对他们一生的工作都大有好处。三
汪先生对中美关系史学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在复旦大学工作，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尽心竭力，诲人不倦。他和中国美国学界的其他几位前辈一样，如丁则民先生、杨生茂先生、蒋相泽先生，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生，这些后起之秀今天是国内各个美国学研究重镇的学科带头人，支撑着中国美国学的大厦。汪先生和这些学术前辈们，以他们毕生的努力，以他们自己的学术成就，以他们培养的优秀学生，使新时期的中国美国学取得了大发展，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在这个园地辛勤耕耘，使之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编者前言
贾浩《汪熙论中美关系》（1784—2014），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和前副主任汪熙先生，近七十年，尤其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近四十年，对中美关系历史、现实与发展前景的研究结晶。
本书论及自1784至2014年长达二百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其起始为美国在1783年甫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商船“中国皇后”号的船长格林，即选择次年（1784年）2月2日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生日作为自纽约的启航日，并在经历了半年多（188天）的艰苦航行后，于8月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今日黄埔古村），完成了纽约—广州的航行。本书下限2014年，则是汪熙先生因年迈体弱后封笔前，以94岁高龄及口述访谈形式公开发表的后一篇论述中美关系的文章（英文，见本书第523页）。
本书由汪熙先生的知交好友陶文钊先生作序。陶文钊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史专家。他在序中对本书内容做了全面和精到的分析概括，并对汪熙先生在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教学、内外交流、基础建设、著书育人等各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作了高度评价。
汪熙先生以其数十年扎实丰厚的历史学、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和工商管理等跨界的学术研究背景，以及知己知彼、中西合璧的思想认知底蕴，在本书中从历史、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教育、文化、宗教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对中美两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有关国家，如日本和俄国）两个半世纪中不同时期的关系演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阐述。汪熙先生跨越多个专业学术领域的研究背景和深厚造诣，使他在考察与论述中美关系与两国关系史时，具有跨学科和多重视角的独特优势。
此编者前言将对本书的内容、结构、组成部分和特点作一个扼要说明。
本书共包括五个部分：即中美关系总论、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主编前言，以及附录。
部分中美关系总论包括五篇文章。其中篇文章，即发表于《世界历史》杂志1979年第3期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这篇论文，不仅在汪熙先生中美关系/关系史研究和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且如陶文钊先生和诸多本领域的学者专家回顾，它“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因而“……在中美关系史学科的学术史上是有独特地位的”。文章发表时，“文革”才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尤其在中美关系/关系史研究领域还受到数十年传统认知和理念的严重束缚。这篇紧随着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问美国，发表于1979年年中的论文提出：要用比较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评价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具有阶段性意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应给以历史和辩证的评价；应重视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客观评价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不应泯灭中美关系史册中友谊的篇章等重要观点。它突破了以往中美关系史等同于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窠臼，提出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各种问题，是一次冲破学术“禁区”的勇敢举动，振聋发聩，破除了当时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存在的一些思想误区，激发了学界对于客观研究中美关系史，以及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涉及与外国列强交往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深刻反思，推动了此后中美关系/关系史研究新局面的形成。
正如陶文钊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此后数年中，关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尤其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使中美关系史研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成为国内美国学研究中一个特别繁荣的领域，一些原来并非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也从世界史学界、党史学界、英国语言文学界被吸引进来，共同造就了中美关系史学界的繁荣局面。”陶文钊先生还这样深情地写道：“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笔者仍然深深感激汪先生以他勇于探索、勇于进取的精神撰写的这篇论文。……古人讲历史学家要有史识、史德、史胆。这篇文章正是体现了汪先生的史识、史德和史胆。”
接着的两篇文章，《回顾和前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回顾与展望：1979—1993年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80年代中期，及从“文革”结束、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到90年代中期，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90年代中期近半个世纪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特点与深化，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述。第四篇文章，《考验与挑战：1989—1999中美关系》则对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可能发展前景，作出了分析与前瞻。
这一部分的后一篇文章，《漫漫长路上下求索——〈中美关系研究丛书〉20年》，是汪熙先生2005年为《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出版20年写的对丛书内容的综合介绍，同时也是他关于中美关系研究带阶段性的总结和思考。文章分别从“立体研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其他角度对中美关系做了详尽论述与探讨。
本书第二部分“中美经济关系”，是汪熙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和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共由十篇文章组成，涵盖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与动态，以及贸易、投资、美援、货币金融（美国对华“金元外交”和白银政策）与国际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华垄断活动）等多个方面。
本书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含汪熙先生的四篇文章。其中前三篇选自《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25辑《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包括：（1）《美国炮舰“帕奈”号事件始末》；（2）《美国海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兼论史迪威将军》；（3）论述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南海问题的文章《南海！南海！》；（4）《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则分析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日关系。
本书第四部分《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主编前言，是汪熙先生在生前主编该丛书的30余年中，为丛书的每一辑（共25辑）出版时所撰写的前言。这些要言不繁、往往是画龙点睛的前言，既是汪熙先生对丛书每一辑的内容及其作者所做的引介和评价，也记录了他自己对中美关系/关系史研究与思考的轨迹。而它背后还有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为出版这套丛书的每一辑，数十年中汪熙先生作为主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心路历程。包括向中、外学者专家征稿约稿，收集与发掘各种有关信息、史料和档案资料，在作者、译者、编者、赞助者、出版社之间，商讨与修改内容文字，中、外文翻译，编辑出版的大小事宜，以及耗费他无数时间精力，并且闻之常常令人感叹或扼腕的为筹措相关经费所做的努力与波折等（丛书的主编和作者都不计报酬）。
同时，正如陶文钊先生所言，这套《中美关系研究丛书》，还是汪熙先生所一贯主张的，要把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挂起来”，进行立体的、多方面、多角度考察分析的积极尝试与很好写照。这套共25辑的丛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历史和现实的中美关系中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宗教、人物、资料等各个方面。其中既有中国学者包括他的中国同行与学生们的著述，也有美国具代表性学者的著作翻译；还有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辑，记录了各国学者思想碰撞所迸发出的学术火花。如陶文钊先生所言：“汪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在国内中美关系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后，本书第五部分为附录，包含了六项内容。
首先是汪熙先生主编的25辑《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的中、英文书名目录。
其二是汪熙先生生前编撰、横跨近两个半世纪的《美国海军对华关系大事年表（1784—2012）》。
汪熙先生非常注重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致力于发掘档案资料，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数十年中，单是他所做的各方面的资料卡片就达数万张之巨。他还化力气参与整理和编辑资料，以与学术界共享。他十分重视文献目录、学术动态、学术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享，做了大量“……为学科发展、为后来的学人‘修桥铺路’的善举”。“可以说，在中美关系史学界没有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汪先生关注更多、费力更多的了。”（见陶文钊先生序）

本书精心挑选和编排了汪熙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代表作，包括《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等有影响的重要论文。

汪熙（1920-2016），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中美关系、世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家。参与创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985年2月）并任副主任（时任校长谢希德教授兼主任），成为国内美国研究的重镇。其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汪熙先生中、英文著作丰硕，并在学术研究、教育、工商管理和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常委。

勇于开拓、勤于耕耘的学术前辈(代序)/陶文钊1

编者前言/贾浩1

部分总论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