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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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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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这三个层面来讲的（“人民”作为一种“教”来自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呈现的解放全人类的教义）。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延绵至今。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思想脉冲下完成的。

2018

2001

2018

“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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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斯（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2017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阅读和思考，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

203-

“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阅读和思考，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

203-

“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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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写作五帝、三王之事？对于司马迁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铺垫提供了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规范，如果不记，就意味着忘记了这个规范，没有规范的政治那还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写五帝、三王，又要写秦、汉两朝，所以要有一个贯通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

“治气以教化”，即立教事业之首。

“礼废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朝政与教化分离。纵然如子夏这般孔门高弟还会“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何况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记·礼书》）。秦朝终结战国时代，代周而起，以法术治国，但二世而亡，穷其智与力，竟不能捍卫国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成为了历史作品的典范，此后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都从《春秋》出发。荀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如此，汉朝的张苍、董仲舒也是从《春秋》中推演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马迁还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续这种致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别开生面，另立新说——否则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既然司马迁以《尚书·尧典》为原型，依据改制学说，开创了“八书”的体例，“关键在于汉家改制”，

“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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