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秦汉史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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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社会组织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民族关系两汉、魏、晋间为一大界。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惟战斗之务，于是和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又其一为财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泯矣。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则其害也。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燃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燃而欲燃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货殖列传》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杰。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未饰变诈为奸宄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此文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所谓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惟骑寇为强。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第二章秦代事迹/第二章秦代事迹
节始皇治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而西历纪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也。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政体：泰皇，人皇之误？秦所益者战国来习称之帝耳。《吕刑》皇帝汉人之辞。泰皇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大上皇，制曰：“朕闻大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公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秦始皇本纪赞》。案琅邪刻石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合群臣议帝号之言观之，秦之所以自负者可知，史公之言，诚不缪也。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事确为前此所未有，固无怪秦人之以此自负。君为一群之长，王为一区域中所归往，其称皆由来已旧，战国时又有凌驾诸王之上者，则称为帝，已见《先秦史》第十章节。秦人之称帝，盖所以顺时俗，又益之以皇，则取更名号耳。皇帝连称，古之所无，而《书·吕刑》有皇帝清问下民之辞，盖汉人之所为也。汉人传古书，尚不斤斤于辞句，说虽传之自古，辞则可以自为。
郡县之制，由来已久，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节，惟皆与封建并行，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实自始皇始耳。二十六年（前221），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惟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汉时之县，即古之所谓国，为当时施政之基，郡则有军备，为控制守御而设，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节。故决废封建之后，遂举分天下以为郡也。三十四年（前213），淳于越非废封建，仍为李斯所驳，且以此招焚书之祸。李斯持废封建之议，可谓甚坚，而始皇亦可谓能终用其谋矣。
是岁，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此犹今之禁藏军火。当时民间兵器本少也。《始皇本纪》但言销兵，《李斯传》则云“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贾生言秦“堕名城”；《始皇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曰“堕坏名城，销锋镝”；《叔孙通传》：通对二世问曰“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严安上书：言秦“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汉书》本传。则夷城郭实与销锋镝并重。《张耳陈余传》：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则名城亦有未尽毁者，然所毁必不少矣。《宋史·王禹偁传》：禹偁上书，言“大祖、大宗，削平僭伪。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则宋时犹以此为制驭之方，无怪秦人视此为长治久安之计矣。三十年碣石门刻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则当时并有利交通之意，不徒为镇压计也。后人举而笑之，亦过矣。
销兵之后，《史记》又称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此自一统后应有之义，然此等事收效盖微，世或以为推行尽利，则误矣。
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所以为强干弱枝计也。《刘敬传》：敬使匈奴结和亲。还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此策全与始皇同。《汉书·地理志》言：“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徒于南阳。”盖豪杰宗强者，使之去其故居，则其势力减，而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当宗法盛行时，治理之策，固不得不然也。
以上所言始皇之政，皆有大一统之规模，亦不能谓其不切于时务，论者举而笑之，皆史公所谓耳食者流也。见《六国表》。始皇之误，则在其任法为治。《史记》言：“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命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之不赦。”案阴阳家之学，实谓治法当随世变而更，非徒斤斤于服饰械器之末。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吕不韦作《春秋》，著十二纪，其学盖久行于秦。一统之后，考学术以定治法，宜也。然果能深观世变，则必知法随时变之义，一统之治，与列国分立不同，正当改弦易辙。始皇即不及此，当时道术之士，岂有不知此义者?博士七十人，必有能言之者矣。而竟生心害政，终致灭亡，则其资刻深而士遂莫敢正言为之也。善夫贾生之言之也，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政体：贾生言始皇之立是上有天子。二世宜复封建，严安言坏城销兵为善政贾生言子婴去帝可保关中，案赵高岂以此说二世？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此所以安失职之贵族，当时此等人固乱阶也。秦并天下之后，若众建小侯，而又辅之以汉关内侯之法，一再传后，天下既安，乃徐图尽废之而行郡县，秦末之乱，或不至若是其易。当时揭竿首起者，虽萌隶之徒，继之而起者，实多六国豪族，刘敬所谓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者也。政治不能纯论是非，有时利害即是非。盖是非虽为究竟义，然所以底于是而去其非者，其途恒不得不迂曲也。废封建，行郡县，事明白无疑，然犹不宜行之大骤如此。此以见天下事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严安亦曰：“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汉书》本传。盖虽有良法美意，必众不思乱而后可行，而秦初苟能改弦更张，又确可使众不思乱，故始皇之因循旧法，实为召乱速亡之原。汉人之言，率多如此。当时去秦近，其言自有所见，未可以为老生常谈而笑之也。
既以专制为治，乃欲一天下之心思。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政体：《始皇本纪》赞，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案此当时实事，周青臣所言，亦此之谓也。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现在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史事：别黑白而定一句。句《李斯传》作“今陛下并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似以尊字断句者，乃妄人改窜。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事：驳淳于越，请焚书各一奏。《李斯传》略同。而曰：“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云云，盖驳淳于越是一奏，请焚书又是一奏，本纪以其事相因，遂连叙之，未加分别。若有欲学法令，史事：若有欲学法令，法令注语。《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无之。传云：“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又云：“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所谓文学，文学：《李斯传》云：“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谓文学盖即《尔雅》，故下云同文书。盖指自古相传之书文辞有异于俗语者言之。文学与当时俗语之异，犹今文言与白话之异。此即汉人之所谓尔雅。汉人尊古，则以古为正。秦人贱古，则拉杂摧烧之而已。所存法度律令，既皆以始皇起，自不更以古字书之，古语出之，故又言同文书与二十六年（前221）之书同文字，事若同而意实异也。法令二字盖注语，或混入本文，或传写夺漏，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谓以吏为师，吏即博士，秦禁私学而不禁民受学于博士，则又缪矣。坑儒之事，世每与焚书并言，然其事实因方士诽谤始皇而起，所坑者非尽儒生也。
第二节始皇拓土
秦始皇之拓土，事始于其三十二年（前215），是年，始皇之碣石。《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骊城县，大碣石山在西南。汉骊城，今河北乐亭县。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巡北边，从上郡入。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集解》：韦昭曰：今郁林是也。汉郁林郡，治今广西贵县。象郡、《集解》：韦昭曰：今日南。汉曰南郡，在今越南中部。南海，《正义》：即广州南海县。今广东南海县。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广曰：在金城。案金城郡，晋初治榆中，今甘肃榆中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匈奴列传集解》：徐广曰：在朔方。《正义》：《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案临戎，汉县，后汉为朔方郡治，故城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右翼境内。陶山、北假中，《正义》：郦道元注《水经》云：黄河迳河目县故城西县在北假中。案河目，汉县，属五原，在今绥远乌剌特旗界内。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前213），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东越传》云：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勾践后。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今福建闽侯县。《西南夷列传》叙庄王滇后，又云：秦时尝略通五尺道，《正义》引《括地志》云：在郎州。案郎州，后改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县。诸此国颇置吏焉。其事未知在何年，要未尝甚烦兵力。自三十二年（前215）至三十四（前213）三年中，则秦之大举开拓也。南越文化，虽后北方，然据《汉书·地理志》，其户口甚庶，可见其开辟已久。楚既经营于前，秦又竟其全功于后，自为统一后应有之义。骑寇为中国患较深，攘而斥之，尤为当务之急矣。始皇之开拓，盖因北巡而起，谓因卢生奏录图书者妄也。《蒙恬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集解》：徐广曰：属陇西。今甘肃岷县。至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