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之旅 : 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

　　在19 世纪，除了铁路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作为现代性更生动、更引人注目的标志了。科学家和政客与资本家们携起手来，推动机车成为“进步”的引擎，作为对一种即将来临之乌托邦的许诺。直到19 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何其天真，尤其是在美国，在人们眼中，铁路公司就是残忍而不负责任的商业力量的象征，对经济和政治的秩序与稳定都构成了极大威胁。但事实上从一开始，铁路就未能免于威胁之论调和恐惧之潜流。“机械马”这一流行意象试图用一种驯化的隐喻来掩盖，但正是这种掩盖，暴露了人们的恐惧：对于熟悉的自然被一种自身拥有内在力量源的、喷着火焰的机器所取代的恐惧。这种机器一出现，似乎就在不懈地推进它对景观的支配——用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说，它用“将英里折叠起来”（lapped themiles）的方式——只用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引入了一套新的行为体系：不仅是旅行与交流，还包括思想、感觉与期望的体系。无论是对于机械的普遍恐惧，对事故和损伤的特定担忧，还是对无限的经济力量的社会性畏惧，都不能完全抹去速度作为公共生活的新准则确立之后所蕴含的乌托邦许诺。事实上，工业世界的人口，包括那些把对于企业资本主义的深深敌意投向铁路的美国大众，都让自身适应了一个纯粹的物理事实，即乘铁路旅行成为存在的一种普通状况。

　　现在，铁路作为个人旅行和经济分配的方式，其重要性减弱了，但它却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一个历史学关注的对象重新出现。学者们评估了它在工业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作为运输以及组织业务的手段所发挥的重要性。不仅其经济功能头等重要，它还以许多非直接的方式，对个体从一地到另一地这种看似简单的需求施加影响，这一功能同样重要。通过铁路的个体旅行，即便不是无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将个体旅客吸纳进了一个移动货物的有形系统中。卡尔·马克思写道，在铁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背后，是资本的增殖现象。“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对于资本而言“相当必要”，因为资本“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跨越所有空间障碍”。产品只有在进入市场时才会成为商品。而进入市场，就需要在空间中移动，需要一种“位置性的时刻”。工业体系也需要把资源从矿井移到工厂——这种移动就已经是对自然的一种转化。因此，铁路满足了资本的内在需求，仅铁路一项，就促进了资本在19世纪不受阻碍地发展。

　　“铁道之旅”作为一项旅行与社会性邂逅事件，充斥着19世纪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服务于生产的一种空间性迁移事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揭示了机械化旅行这一隐藏的核心，从而为乘火车旅行注入了一种新的、启发性的思考。对于人们进入商品生产体系中的新地位，这是一种决定性的开启方式：这种地位即人们作为力量的对象，而这些力量的起源尚不得而知。旅行的路线从道路转型成了铁路，前者要让自己适应大地的等高线，而后者则夷平并征服大地，使大地满足其对规则性的需求，与此类似，就像许多旅客坦承他们的感受时所说，他们变成了一块重物、一件“包裹”。与铁道所取代的东西，也就是乘公共马车旅行相比，铁道旅行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这是一种自我的、与诸多同行旅客一起的、景观的体验（现在，景观是极速掠过的全景），是空间与时间的体验。通过座位安排与新的知觉强制（包括新型休克）实现机械化，通过运行图与不会偏离的路径实现例行化，铁路旅客经历的体验，与军事系统化类似——更不用说其“本质”转变成了“商品”。旅客从一个单独的个体，转变成了大众中的一员——仅仅是一个消费者。

　　这是对希弗尔布施的敏锐分析方式过于粗略而概要的说明。但这一简要总结，并不足以阐明源于其洞见的某种特定思考。他希望在铁道旅行刚出现的时刻，就其纯粹的独特性，来找回铁道之旅的主观体验：从一系列华丽的书面及图绘文献中，建构起被称为工业主体的东西。带着这样的雄心，希弗尔布施本着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以及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的精神来写作——这些文化史家都在为新式意识寻求证据，这些新式意识，源自与新结构、新事物的遭遇。在19 世纪得以具体化的现代性，特征之一便是机械与机器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处于显眼的位置。铁路正是以这种形式，展示了现代技术的可视性。在技术中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及其关系的形式。因此，关于技术的物质性体验，对新兴社会秩序的意识起到了中介作用；它为与旧式体验、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革命性决裂，提供了一种形态。正如马克思的评论，新技术的产品生产了它们自身的主体性；它们生产了合乎它们自身使用的能力。在铁道旅行中，19世纪的人们遭遇了他们生命的新境况；他们遭遇了作为现代人、作为在新规则和需求结构中居存的他们自身。

　　希弗尔布施通过极为丰富的细节，着手重构了遭遇的即时性。本书内容丰富，谋篇宏阔，同时又极具深度。它聚焦在一个单一的系统上，而这个系统则成为了各种局部性事实的基础：底盘、车厢、包厢，以及走廊、站台和候车室的设计。本书探讨了铁路与城市相接合的节点，并且展示了新的旅行方式对交通流通与都市空间的隔离的影响。本书还揭示了铁道旅行、在都市街道漫步与在百货公司购物三者之间的隐秘联系。作者所关心的，不仅是身体行为的变化——诸如对神经的新要求——也包括对这些变化的文化感知与界定。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次旅行，从铁道体验走向工业资本主义中更广阔的文化构建。本书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新事物与旧习惯发生接触的微小点上寻求文化的证据，也可以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加入事物本身的力量，从而在意识中铭刻、形塑并唤起某种反应。这里并没有对铁路已逝之“浪漫”的怀旧，而是许许多多迫使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设想那种浪漫的东西。本书为一种迫切需要的有关现代工业文化起源的批判性历史研究作出了振奋人心的贡献。

　　 阿兰· 特拉赫滕贝格

　　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