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丛书019·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 民族/ 国家”、“ 社会”和“ 文化”这样的概念，所能指称的内容甚少，却喧宾夺主地想以此来取代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词其实反映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纠结，并且重新将这些抽象名词放在事实脉络中理解，我们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论断而增加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 一个世界”，已是老生常谈。各地区间有生态上的关系：纽约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虫可以摧毁欧洲的葡萄藤。各地区间有人口学上的关系：牙买加人移居伦敦；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区间有经济上的关系：波斯湾油井的关闭造成俄亥俄发电厂的停顿；美国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户头；意大利人在苏联生产菲亚特牌汽车；日本人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修造水力发电厂。各地区间有政治上的关系：在欧洲开始的战争激起全球回响；美国军队干预亚洲周边地区；芬兰人防守以色列与埃及间的边界。

Batavia）。爱尔兰儿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岛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隶在苏里南（Surinam）的山中避难。欧洲人学会仿制印度的织物和中国的瓷器，喝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饮料，抽原产于美洲的烟草，使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实，显示出由接触、联结，进而产生了互动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为了了解看到的事实而求教于学者时，他们却往往忽视这些过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个别的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社会学仍然将世界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征在全世界如何传播的人类学，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题分为个别的事例。人类学家说，每一个社会有其特殊的文化，这些文化自成一体，彼此有明显的区别与界线。

—“ 没有历史的人”—中找到这个特点；照理说这些民族是孤立于外在世界的，同时他们彼此也孤立。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早在1570年欧洲商品已出现在尼亚加拉（Niagara）边疆遗址，而到了1670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奥内达加人（Onondaga）的遗址上除了烟斗以外几乎别无原住民制造品等考古发现，又如何解释？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庞大非洲人口群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有重大的改变。由于欧洲的奴隶贩子只是将奴隶由非洲海岸运往美洲，奴隶贸易中供应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国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说：正是“ 非洲基础”而使美洲商业与海军壮丽宏伟的上层结构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个一个人口群被扯进这个贸易，它向内陆远处延伸，就连那些从没见过欧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响。任何对克鲁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乔人（Ijaw）、伊博人（Igbo）、刚果人、卢巴人（Luba）、隆达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记载，如果视这些群体为自给自足的“ 部落”，便是误导了非洲的过去与现在。再者，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又影响到欧洲。1670—1760年，易洛魁人对于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劳德谷（Stroudwater Valley）制造的红蓝染布有需求。这个地区的英国织工乃是早失去其自主权，而成为受雇者的劳工之一。或许，美洲贸易与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开始，彼此间有互动的关系。相对地，从1658年至1661年短短3 年间供应给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5500多支滑膛枪，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枪工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Jennings，1977 ：99—100 ；Daaku，1970 ：150—151）。

“ 西方”的存在，我们可以视“ 西方”为独立并相对于其他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们许多人甚至自小认为“ 西方”有一个谱系—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发展图式导致误解。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如果历史是随着时间终达成的道德目标，那些主张这个目标的人，便成为历史喜欢描写的作用力量。

“ 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了解毁灭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自由人与其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在波斯王麾下作战的希腊人，会多于反抗波斯的希腊联军中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当时称为“ 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比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更多。我们也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军队中更多。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定居者、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以及希腊家庭中所用的来自色雷斯（Thrace）、弗里吉亚（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亚（Paphalagonia）的奴隶，都意指希腊与希腊本土以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指导图式不鼓励我们问关于这些关系的问题。

13个位于大陆东部海岸的殖民地，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把美国国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矛盾关系争战的结果。虽然这13个殖民地的人口（ 欧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大多数倾向于保守党（the Tories），但是它们仍宣布独立。新成立的共和国几乎因奴隶制的问题而崩溃。它以一连串有问题的妥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创造了两个联邦国家，而任它们各自扩张。在这个新大陆上可以占有的土地的确很多，但先要从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夺过来，而后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可以炫耀的房地产。杰斐逊总统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但只有等到海地奴隶反叛其法国奴隶主的革命之后，美国才夺取了法国原来打算作为加勒比海种植园粮食供应地的地区。对佛罗里达的占领关闭了南方奴隶的主要逃脱途径。与墨西哥的战争使得西南部成为奴隶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国在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受阻于西班牙的地主。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说英语的新来者，想要保卫自己的土地时，便成了土匪。“ 北方”与“ 南方”—前者由欧洲进口其劳工，后者由非洲进口其劳工—打了一场历惨烈的战争之一。战败的“ 南方”一度成为战胜的“ 北方”的殖民地。后来，各区域间的顺序改变，工业地带“ 东北”的影响式微，“ 阳光地带”逐渐发达。显然，美利坚合众国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赐予。

New Biscay），一个大湖区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 包括现在的俄勒冈州〔Oregon〕、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只有假设是上帝在北美大陆上加诸了地缘政治统一的驱动力，才会让这种回溯性的思考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能抛弃这样的假设，我们便能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在每一个关头发生的事情，解释某些关系如何克服了其他的关系。因此，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国，都不是由某个内在的驱动力日益推动的单一目标，而是一组在时空上不断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或者是许多组关系的关系。

/ 民族、社会或文化像是一种内部同质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实体，那么我们所创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个全球性的撞球场，各个实体像又硬又圆的弹子球一样彼此撞来撞去。这样便很容易把世界分类为不同颜色的球，而宣布“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这样看来，一个典型的西方便与一个典型的东方对立起来。到后来，当其他地方的许多民族想要有别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称这些想要申请新历史身份的民族为未开发的“ 第三世界”（ 弹子球中剩下来的），以别于已开发的西方与开发中的东方。或许无可避免地，这些具体化的类别在冷战时成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 现代”的世界。东方则沦为“ 现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1960）。后还有一个“ 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于“ 传统”，其现代化的努力受到压抑。如果西方有办法破除症结，而使“ 第三世界”走上现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这种世界观导致的可怕后果是“ 强制拉拔的都市化”理论（Huntington，1968 ：655）。这个理论是说，可以用空袭和使乡村成为焦土的办法将越南人赶进城市，以便让他们走向现代化。于是，名称变成了事物，而用“×”标出的事物可以成为战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