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父子子：喊你只需要两个字，懂你却用了一生（漫说文化音频朗诵系列）

|再 记|

转眼间，十三年过去了。眼看复旦大学版“漫说文化丛书”售罄，“领读文化”的康君再三怂恿，希望重刊这套很有意义的小书。

只要版权问题能解决（此次重刊，删去个别版权无法落实的），让旧书重新焕发青春，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康君建议请专业人士朗读录音，转化为二维码，随书付印，方便通勤路上或厨房里忙碌的诸君随时倾听。

某种意义上，科技正在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听书”成了时尚。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挑战。可对于现代中国散文来说，却是歪打正着。因为，无论是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还是周作人的“有雅致的白话文”，抑或叶圣陶的主张“作文”如“写话”，都是强调文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

不仅看起来满纸繁花，意蕴宏深，而且既“上口”，又“入耳”，兼及声调和神气，这样的好文章，在“漫说文化丛书”中比比皆是。

如此说来，“旧酒”与“新瓶”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很可能产生绝妙的奇幻效果。

2018年3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序|

陈平原

据说，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编这套丛书时，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我们不管。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票”，不靠它赚名声，也不靠它发财。说来好玩，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好文章难得，不敢说“野无遗贤”，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选家”之事，说难就难，说易就易，这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编起来很容易，可就是没兴致。偶然说起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这样，1988年暑假，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当即“奇文共欣赏”；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又翻旧期刊，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不想随意敷衍几句，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一开始是“玩票”，越做越认真，变成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迟到的礼物，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居然“大动干戈”，脸红耳赤了好几回，实在不够洒脱。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就编了这几本小书，值得吗？我也说不清。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惟一有点遗憾的是，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

这套小书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输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却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因其“技术性”不强，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当然，这只是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在很多场合，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无意故作惊人之语，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再加上“漫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惟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漫说文化”。

1992年9月8日于北大

|附 记|

旧书重刊，是大好事，起码证明自己当初的努力不算太失败。十五年后翩然归来，依照惯例，总该有点交代。可这“新版序言”，起了好几回头，全都落荒而逃。原因是，写来写去，总摆脱不了十二年前那则旧文的影子。

因为突然的情事变故，这套书的出版略有耽搁——前五本刊行于1990年，后五本两年后方才面世。以当年的情势，这套无关家国兴亡的“闲书”，没有胎死腹中，已属万幸。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十册小书出版后，竟大获好评，获得首届（1992）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选题一等奖。我还因此应邀撰写了这则刊登在1992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上的《漫说“漫说文化”》。此文日后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1997）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2004），流传甚广。与其翻来覆去，车轱辘般说那么几句老话，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引入这则旧文，再略加补正。

丛书出版后，记得有若干书评，多在叫好的同时，借题发挥。这其实是好事，编者虽自有主张，但文章俱在，读者尽可自由驰骋。一套书，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让其体悟到“另一种散文”的魅力，或者关注“日常”与“细节”，落实“生活的艺术”，作为编者，我们于愿足矣。

这其中，惟一让我们很不高兴的是，香港勤 缘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该丛书版权，然后大加删改，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刚出了一册《男男女女》，就被我们坚决制止了。说来好笑，虽然只是编的书，也都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不希望被人肆意糟蹋。

也正因此，每当有出版社表示希望重刊这套丛书时，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保持原貌。因为，这代表了我们那个时候的眼光与趣味，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神采飞扬的八十年代，其优长与局限具有某种“史”的意义。很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除了体谅我们维护原书完整性的苦心，还答应帮助解除人文版印刷不够精美的遗憾。

2005年4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导 读|

钱理群

“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基本的事实，单纯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少理性成分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基本的事实，单纯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徜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动人，也耐读的篇章。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分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日深夜写于北大“我的那间屋”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深夜改毕于蔚秀园新居

《父父子子》一书由钱理群选编，收录了朱自清、丰子恺、周作人、鲁迅、傅雷等23位大家描写的“人生里基本的事实，单纯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经验”，39篇关于亲子之情、母爱天性、师长观念和“爱”的哲学“的“人伦”题材作品，既“真”且“纯”，不仅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

《父父子子》一书由钱理群选编，收录了朱自清、丰子恺、周作人、鲁迅、傅雷等23位大家描写的“人生里基本的事实，单纯的，普遍的，平庸的，近人情的经验”，39篇关于亲子之情、母爱天性、师长观念和“爱”的哲学“的“人伦”题材作品，既“真”且“纯”，不仅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

钱理群

1939－

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代表作品丨《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目 录

contents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鲁迅| 001

祖先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