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 李普曼传播学奠基之作 现代新闻业经典 公众舆论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材

《舆论》自1922年出版以来，影响始终不衰，成为不同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奠定了大众媒介研究的基础，为宣传分析、舆论调查、把关人、议程设置、接受效果等研究开了先河。

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译者：

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部分导论**章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3
第二部分通向外部世界之路
第二章审查与保密29
第三章交流与机会37
第四章时间与注意力46
第五章速度、词语和清晰度51
第三部分刻板印象
第六章何为刻板印象65
第七章作为防卫手段的刻板印象77
第八章盲点及其价值84
第九章规则及其破坏者93
第十章发现刻板印象104
第四部分兴趣与利益
第十一章兴趣的激发127
第十二章关于私利的再思考135
第五部分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兴趣的转移149
第十四章是或否169
第十五章领袖与普罗大众180
第六部分民主的图景
第十六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195
第十七章自足的社群203
第十八章强力、委任制以及特权的作用213
第十九章新瓶旧酒： 基尔特社会主义226
第二十章新的图景240
第七部分报纸
第二十一章作为购买者的公众247
第二十二章忠实的读者256
第二十三章新闻的天性264
第二十四章新闻、真相，以及结论279
第八部分情报工作的正规化
第二十五章楔入287
第二十六章情报工作294
第二十七章诉诸公众308
第二十八章诉诸理性318
索引325
译后记
索引327

《舆论》自1922年出版以来，影响始终不衰，成为不同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奠定了大众媒介研究的基础，为宣传分析、舆论调查、把关人、议程设置、接受效果等研究开了先河。

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译者：

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切斯特顿（Chesterton）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不牢靠的，因为它赖以构建的基本观念是：人们在不同原因的导向下会采取同样的行为……但正如每个罪犯心中的罪念各不相同，每个普普通通的城郊办事员的头脑中也可能有着迥乎不同的哲学观点。举例来说，位办事员可能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架机器，自己的意识就从这架机器中生产出来。脑海中的思绪，于他而言，就如同单调的、无意义的钟表指针的走动声。住在隔壁的另一位则可能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Christian Scientist），他认为自己身体的存在比自己影子的存在还要单薄，甚至可能感到自己的四肢只是一种幻觉，就像颤抖的乱梦中摇摆的蛇。而走在马路上的那一位，不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而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邻居们大概会将其描述为活在童话里的人，这个童话既隐秘又编得滴水不漏，他在里面交了很多超自然存在的朋友。第四个人可能是一个通神论者（theosophist），且极有可能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至于第五个人，我们不妨充分施展自己的想象力而将其设定为一个恶魔崇拜者……无论上述设想是否对我们讨论问题有帮助，有一点是难以否定的，那就是由如此复杂多样的人“联合”起来构成的社会必然是脆弱的。要使这些世界观迥异的人始终采取整齐划一的行动，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依这样的设想建立的社会，不是以交流融通为基础，甚至也不是以契约和协议为基础，而是以偶然性为基础。这些人可能会在某天不约而同来到某盏路灯下，但目的却完全不同：其中一人是为执行城市改造任务而将灯柱漆成豆绿色，另一人是为借灯光阅读自己的每日祷告书，还有一个人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心血来潮想要抱住灯柱，后一人则只因站在豆绿色的灯柱下等他约会的女伴比较显眼。四人聚在路灯下，完全是一种巧合，因而若期待这样的情形能够频繁出现，就不太明智了……”现在，我们不妨将刚刚提到的灯柱下的四人置换一下，将其想象成政府、政党、企业、社会、群体、商界、业界、高校、党派、国家等。想想正在就一项可能影响到很多人的法规进行投票的立法者，以及正在做出决策的政治家；想想正在重新划定欧洲版图的巴黎和会，在会上同时揣摩着母国政府和出使国政府意图的大使，在欠发达国家争取特许权的开发者，呼吁发动战争的报纸编辑，请求警方限制娱乐活动的牧师，决定发起罢工的俱乐部酒廊，谋划对学校进行规制的缝纫妇女会，正在裁决俄勒冈的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决定妇女工时的九位法院大法官，就是否承认某国政府进行决议的内阁会议，抉择竞选人或起草纲领文件的政党集会，2700万正在投票的选民，惦念着某个贝尔法斯特（Belfast）爱尔兰人的科克（Cork）爱尔兰人，谋划着重建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共产国际，应付着雇员的一大堆要求的董事会，正在择业的青年男子，正在估算下一季度供求量的商人，正在考量市场动向的投资人，正在思虑是否应给一家新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家，广告商，广告受众……在不同的美国人眼中，“大英帝国”“法兰西”“俄罗斯”“墨西哥”这些概念的含义可以千差万别。这样的差异性和切斯特顿先生列举的豆绿色街灯下那四个人的情形，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暂且不要忙着分析人与生俱来的错综复杂的差异性。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充分地意识到每个人对于其所处世界的认识都是差异显著的。当然，我毫不怀疑作为动物的人类的不同个体之间必然存在显著的生理差异——没有才怪。但是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其对于环境做出的反应。作为一种拥有理性的动物，在尚未确定行为环境具有值得衡量的相似性的前提下，就先去总结行为的相似性，此类做法实在过于浅薄。人们对于天性与后天教育，以及先天品质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上述观点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对这一争论做出了十分必要的改良。因为“拟态环境”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人的天性与环境条件两者加以综合的结果。仅凭对人的行为的观察，便去斩钉截铁地描述人的本质、预测人的未来，甚或试图直接归纳社会的基本环境条件，都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拟态环境”的概念可以表明这种夸夸其谈的无效性。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人对于宏大社会的事实信息会做出何种反应，我们所知的仅仅是人对于宏大社会中的某个极其有限的片段图景会做出何种反应。基于有限的事实材料，我们既不能就宏大的社会环境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结论，也不能对人本身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结论。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下去。不妨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非基于直接的、确定的事实信息，而是基于由其意识加工出来的关于事实的图景，或由别人向其传递的此类图景。例如，若某人拥有一本地图集，且这本地图集告诉此人世界是一个平面，那么他就一定会避免在行船中驶向假想中这个平面的边界，因为他担心会“掉出去”。若某探险家在地图上看到某处有一眼可以令其永葆青春的泉水，那么他便会踏上寻找这眼泉水的旅途。若某人挖掘出了在其看来像黄金一样的黄色的东西，那么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黄金。人在任何时间点上的行为都是基于其彼时彼刻对于现实世界的某种想象。这种想象能够决定人们为何事而奔忙，产生何种情绪，怀揣何种希望，却无法判定人们终会取得何种成就，以及事情将会迎来何种结果。如果我们试着用趋利避害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生活，便很快会发现这种享乐主义的思路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假定趋利避害就是人的社会生活的目标，那么人们何以认定某种方式就一定比另一种方式更“趋利避害”呢？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是通过道德感的指引吗？那么为什么人会持有某种特定的道德感呢？又或者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利己心理来解释？那么一个人是如何确定什么才是自己所追求的利益的呢？又或者可以用人对安全感、名誉、支配权或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含义其实比较模糊）的追求来解释？可是人们又是如何认定何为安全感、名誉、支配权，以及如何确定自己想要实现何种自我呢？毫无疑问，快乐、痛苦、道德、成就、守护、提升、征服，都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解读。人的本性之中存在对于这些目标的趋向性。但是对于这些目标的表述以及对于这种趋向性的描述，并不足以解释作为结果的人的行为。人们常常进行推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拟态环境——现实世界在他们头脑中的再现——是其思想、感情、行为的决定因素。因为假如现实与人对现实做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并非间接且基于推断，而是直接的、毫不迟延的，那么便不会存在犹豫不决或判断失误，萧伯纳（Bernard Shaw）也就不会说“除了作为胎儿在母亲腹中的那九个月，人对自身事务的料理还不如植物”（因为我们无法像子宫中的胎儿那样贴切地融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正是由于外部世界与人的反应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我们很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框架用于对政治意见的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关注的主要是独特的个体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环境中其他个体之间的冲突，其假定如果个体内在的精神错乱得到了矫正，那么个体与环境之间就能始终保持应有的正常关系。然而舆论所涉及的内容往往是间接的、不可见的、难以捉摸的，它们无法变得明晰——舆论中所指的环境，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意见。而精神分析学家却几乎总是在假定环境是可以被确知的；即便不能被确知，也是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都能理解并对其做出相应反应的。对于舆论研究而言，这个假设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分析并非想当然地将环境假定为可确知的；相反，研究者为关心的就是人们认知宏大政治环境的过程，以及如何让这一过程更为顺畅，从而实现更好的认知。如果说，精神分析学者和社会分析学者的研究所围绕的中心都是X，那么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就是所谓“环境”对X的影响，而社会分析学者研究的则是X本身——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