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诗话

前 言
    这是一件百衲衣，也是从杂家铺子的零缣残帛中拾来的。想不到会塞进书市的角落。姑且当作闲书看。只是这一回，却是由别人来穿针引线。无需感谢，这原是出版社编辑的天职，但没有编辑的缝制，这本小册子就难以露面。但愿今后编辑自己穿的衣裳也能挺刮些，柔和些，免得看起来寒酸相，自然也不必显得峨冠博带的样子。    给《书林》写稿，开始于1979年。“炉边诗话”则始于1982年。因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算起来，前前后后也有六七年了。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    由于应约写稿，只是想到就写，所以杂，所以乱，也谈不上什么“体系”。有些万口相传的名篇，例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想写，却又觉得写上千把字而有新意也很吃力。唐宋诗话多了一些，因为我在完成《唐诗三百首新注》后，选注了《宋诗三百首》，利用接触过的资料，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感想。后三篇可说是注释这两个选本时的札记。有些作品，倒是有话可说，由于篇幅关系，只得从略。如《诗经》，除已选的《七月》这一篇外，《大雅》的《生民》，也可看作古的传奇文学。一个叫作姜嫄的女子，因为踏着上帝的脚迹居然怀孕了。经过难产，孩子来到人间，不料却被母亲丢在树林和冰块里。上帝却一定要使这个孩子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仁慈的牛羊给他以奶汁，鸟翼为他御寒护暖。这个孩子终于茁壮成长，后成为周朝的始祖后稷，万民敬重的农业之神。不能忘记，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出过金子一样光彩的朝代，《生民》作者的文学手腕也真正令人惊奇。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地流逝着，到了晚清，诗界里出了个黄遵宪。我对他诗歌艺术的欣赏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他诗歌中反映的广阔的新型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感。他到过好多地方，亚洲的、欧洲的社会生活，以至声光化电曾在他笔下活跃过，和以前的一些诗人比，黄遵宪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世界”的影子，他的作品因而也把人带进了另一个诗歌世界中。他的诗中也充满悲愤和感伤，却和宋明遗老诗中的所谓黍离之痛，沧桑之感不一样。说到世界，同样不能忘记，黄遵宪生活的晚清时期，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强横霸道的统治者，曾经欺侮过中国，道理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站起来，自己又确有许多不争气不文明的地方。可惜也因篇幅限制，没有对黄诗作为专题来谈。所以，从拙著的全书看，一方面没有开中药铺，另一方面，畸重畸轻、不成层次的毛病也很突出。    已经发表过的那些文章，这次都作了程度不同的修订，就是新写部分，隔了一段时期再看看，无论论点方面，资料方面，还是有好些地方需要修改，真是读不尽之书，求不全之知，改不完的错误，垦不光的砚田。在修改过程中，自然又要查检一些资料，由于东抄西袭的积习，也常成为作茧自缚。如果没有几家出版社图书室同志的殷勤帮助，就觉寸步难行。这是个人著作，他们也可以给我以方便，然而应当明白，他们无此义务。秀才人情，也只能在纸墨间略抒数语而已。    光阴如箭，荏苒之间，寅年在望，大家又要高高兴兴地迎接大地之春了。本书大部分的修订和写作，仍是在炉边完成的，在将近夜半，寒意渐增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儿闪着红光的炉火，身心就要温暖得多，舒服得多。
金性尧

 本作品是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解读古诗的集子，写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故为此名。颇有于炉边取暖不拘一格闲话之味。   

作品收录数50余篇作者谈诗之作，从《诗经》一直谈到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金性尧以研究唐、宋诗见长，故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也；故尔出版家钟叔河评之为“别开生面”。金性尧论诗论人，皆能以理智与同情之态度进入古人的世界，文字平淡自然，洗尽浮躁与火气，清凉自生。

金性尧，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浙江定海（今属舟山市）人。作家、文史学者、资深出版人。青年时代曾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生笔耕不辍。文学作品有《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文史著作有《伸脚录》《土中录》《饮河录》等。晚年倾力编注《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

七月流火

 本作品是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解读古诗的集子，写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故为此名。颇有于炉边取暖不拘一格闲话之味。   

作品收录数50余篇作者谈诗之作，从《诗经》一直谈到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金性尧以研究唐、宋诗见长，故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也；故尔出版家钟叔河评之为“别开生面”。金性尧论诗论人，皆能以理智与同情之态度进入古人的世界，文字平淡自然，洗尽浮躁与火气，清凉自生。

金性尧，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浙江定海（今属舟山市）人。作家、文史学者、资深出版人。青年时代曾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生笔耕不辍。文学作品有《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文史著作有《伸脚录》《土中录》《饮河录》等。晚年倾力编注《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

七月流火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下六章略）    《诗经•豳风•七月》是描写豳地一年四季农业生活的诗豳（也作邠）在今陕西彬县。但豳非周代国名，所以前人也以为豳诗不属于“国风”。，所以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比作“一篇韵语的《夏小正》或《月令》”。写作时间在西周。旧说作者是周公，这连前人也不相信，其实还是出于民间，也即“闾巷之作”。内容以衣食为中心，旁及风土时令、社会生活以及草木虫鱼。第八章里特写“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藏冰的地窖），说明当时已认识到冰块的防腐作用。除了用于食物之外，还用于死者的尸体，因为古人对尸体是很重视的。    全诗共八章，属于《诗经》中的长诗部分，比起《大雅》的《绵》与《生民》，宗教色彩较少，抒情气息较强，文学价值也较高。为什么要从夏历七月说起？前人说，因为七月标志一年中上半年的结束下半年的开始，国君在这承前启后的时期“训农”，则年终和来年的农事无不包括，即所谓观往而知来。例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两句，便是未然之虑：如果无衣无褐，又怎能度过寒冬；不能度过寒冬，来年又如何手理耕具，足举田头呢？也就是要大家抓紧时机，不要懈怠。崔述在《读风偶识》卷四中说：“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见《崔东壁遗书》）这固然言之成理。但我却另有想法，虽然别无根据。    七月的夜晚，暑意还没有完全消失，人们还要到原野里去乘凉。忽然，一颗红色的大星向西面流去七月流火的火指大火星，即荧惑星，色红。，高空里闪着强烈的光芒，如同宇宙之流萤，这种奇异的夜景恰巧被一位民间诗人看到了，从一刹那间视觉的刺激里，时间观念便通过空间观念而出现，诗人立即写下句的“七月流火”。接下来是省去八月，紧接九月，因为八月天还不太冷，九月才是秋风渐急的时候，才会想到“授衣”，黄仲则所谓“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也总是含有跳跃性的。九月之后，又略去十月而径说十一月、十二月。因为觱发和栗烈那样风力，用在这两月中才恰当。第二章里于九月后又略去整整一个冬天，径说阳光照暖，黄鹂争鸣的春天。春天的影子已经在诗人心中跃动，诗人急于要为她歌唱了。    《诗经》里的语言，有不少是当时的口语，所以唱的时候，别人容易听懂。有些单字或词汇，在今天已经沦为“死字”，需要专家们去考证，当时却是经常在使用的活字。例如觱发可能是大风触物的象声词，栗烈当也是象声，不一定是风猛烈得使人打寒战的意思。又如第七章里的“黍稷重穋”，在《鲁颂•宫》里也用过。就这四个字本字说，各有各的具体涵义，即每字下都可以用顿号隔开，如“重”字（通“穜”）的意思为后熟的谷物，“穋”为先熟的谷物，但在诗里只是谷物的泛称，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一样。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说：“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正可用来解释这些例子。又如第八章末句的“万寿无疆”，除本篇《七月》外，《诗经》中还有五处用过它。说起来历，不过是宴饮举酒时信口说的祝颂之词，多少带有混话味道。    本篇第二章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两句，古今学者理解全然不同。按照某些古人的说法，这“女”是已经订婚的上层女子，“归”是于归之归。她们在采桑时想到不久要远嫁异地，与“公子同归”，因而要与父母分离，心中不免伤悲。可是现代好多学者，也有将“同归”解为带着走或抢了去的，即指采桑女之遭蹂躏。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又将“许多野蛮民族的酋长对于一切的女子有‘初夜权’”的故事作比。但我们从西周时代的历史看，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固然已经存在，妇女之遭受污辱也是常见的现象。我们对周公制礼作乐那一套美化了的说法固然不能看得太认真，但这个时代毕竟和酋长统治的野蛮时代不同些。诗中的采桑女子，并不是专指单独一个人，而是泛指几个人。那末，在人群众多的道路上，就可以公然抢走么？再说，这些女子既然心里已在害怕要被恶少们抢走，又何必出来采桑呢？我这样说，并不否认当时一些贵族公子对妇女有过丑恶行为，只是就《七月》这两句诗而论，把它解为像舞台上那些白鼻子的衙内的“强抢民女”实很难使人信服。    近读了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那一册《毛诗正义》，在《七月》一目中就开宗明义地注上“‘伤春’诗”三字。钱先生还为此二语作了一千余字论证，引用了王昌龄、曹植、《牡丹亭》等有关“伤春”的诗句，其中引王氏“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尤深有启发。王诗从陌头杨柳而想到戍边的夫婿，《七月》中的女子则从明媚的春阳照着柔嫩的桑叶而想自己的婚事。诗中的女子属于上层妇女，当时出门采桑，也是很普通事情。钱文中又引宋李觏《戏题〈玉台集〉》云：“江右君臣笔力雄，一言宫体便移风；始知姬旦无才思，只把《豳诗》咏女工。”李觏因《玉台新咏》而想到《七月》中的采桑女，所以钱氏说：“亦有见于斯矣。”但诗中“殆及公子同归”这一句殆通“迨”，和“及”同义；不作“大概”、“几乎”解。新版《辞海》、《辞源》皆引此诗作“赶上”解。是。，从具体意义上究应怎样解释才算圆满，还有待推敲前人以为“女心”两句，与《夏小正》二月的“绥多女士”有相似处，也有道理。。    后是此诗中的历法，学者也有不同说法。一般以为这是夏历与周历并用，即七月、九月指夏历，一之日、二之日指周历一月（正月）、二月，也便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就像现代民间仍有阴历、阳历兼用的。“一之日”即“在一月的日子里”的意思。一说全诗都用夏历，“一之日”是“十有一之日”（月）的省称，因为是诗，所以不好写作“十有一之日觱发”；而十又是数字的终点，十之后必是一，故也可省去十字。    于右任有《夜读豳风诗》云：“陨箨惊心未有期，烹葵剥枣复何为？艰难父子勤家业，栗烈农夫祝岁时。南亩于茅犹惴惴，东山零雨自迟迟。无衣无褐思终日，苦读周人救乱诗。”于先生的原籍是三原，与豳同在陕北，诗作于抗战时期（1944），所以末两句这样说。

孔雀东南飞
    本篇不仅为罕见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以诗歌形式写婆媳矛盾和家庭悲剧的滥觞。诗中与故事关系密切的人物有五个：除焦仲卿和兰芝外，其余三个为焦母、刘母、刘兄姑且假定兰芝姓刘。诗中虽有“便可白公姥”和“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的话，实为偏义复词。仲卿只有一个母亲，兰芝也只有一个母亲和哥哥。焦母专横，刘母还能体惜女儿，曾两次拒绝媒人。她并没有强迫兰芝改嫁，诗里说是“逼迫”，其实是去留听从兰芝。她曾经劝兰芝改嫁县令之子，那还是从善意出发。刘兄却是一个势利横蛮的市井小人，他曾用责备口吻对兰芝说：“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意思是你不改嫁，长此以往又怎么办呢？言下之意，他家里是不让兰芝再住下去了。刘母只生兰芝兄妹两人，如果他还稍有手足之情，让她有个安身之地，兰芝不会轻生。焦母虽然凶狠，但把兰芝活活逼死的却是她的亲哥哥。一个十七岁的被婆婆驱逐的女子，回到家里，偏有个这样冷酷无情的哥哥，除了改嫁，就是死。当时对妇女改嫁还不像后来箝制得严酷，如果仲卿对兰芝不恩爱，没有答应过将来还要来接她回去，她也许会改嫁；可是仲卿有约在先，她心中一直闪着希望的火光，如果就此改嫁，那末，错误就全在她了，是她辜负仲卿了。可是哥哥的压力却像一块烧红的铁板烙在她身上，只好把心一横，假意答应了哥哥改嫁，真意却答应了死神。死是人所怕的，何况她这么年轻，然而这时却有比死更可怕的力量横在她面前。她无可选择了。    兰芝的性格和兰芝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她坚强刚烈，聪明果断，忠于感情，忠于生活。可是她却生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幸又是一个妇女，这一切优点恰恰成为灾难。这一点，前人如清代的陈祚明也看到了，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就说：“大抵此女性真挚，然亦刚；惟性刚始能轻生。”诗里虽未明写她和婆婆的正面冲突，但从她的性格看，必然是在经常发生。焦母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出于焦母之口，却也说明她对婆婆并不驯服。她临走时，曾对小姑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不是随口说说的门面话，正见得她的善良，她对焦家的深厚感情，并从侧面说明小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诗人让她经历了是非曲直之后又毁灭了她，诗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由于这首诗已经很长，又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完成，所以在层次结构上就不很缜密。其次，中国古典诗歌跳跃性强，容易发生脱节现象，作者自己的叙述与人物对话、人称和第二第三人称常常交叉穿插，这在后来的小说戏剧也是如此。说它优点是繁简互用，善于错综变化，说它缺点是往往引起后人的歧义。钟惺《古诗归》有“乱处看其整”和“碎处看其完”的话，这是从优点方面说的，却也见得有乱有碎。诗中写到刘母谢绝县令派来的媒人后有云：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    这里的“兰家女”究竟指谁呢？有两种说法。余冠英先生说兰家女是另外一个姓兰的姑娘。到“媒人去数日”这一句止，“县令和刘家说婚的事到此结束”。（见《汉魏六朝诗选》）俞平伯先生说：“至于女主角的名字原见于诗中，却不曾说她姓刘，不但不说她姓刘，而且说她不姓刘。‘说有兰家女’是也。……兰芝者，姓兰名芝，非姓刘而名兰芝也。”（见《论诗词曲杂著》）我认为俞说是对的。余说兰家女是另一个姓兰之女，未免太巧了，怎么偏偏姓氏上也有个“兰”字？但俞说把焦妻说成姓兰名芝，也嫌过泥，即太看重了这个“家”字。我以为“兰家女”即“兰女”，略如“兰小姐”之意。“家”字无义，就像京剧唱词里的垫字。上引原诗中“说有”、“云有”都是诗人的叙述，非对话。大意是：县令的媒人离去后，又派丞到太守那里去诗中写为县令说亲的只说“媒人”，并未说县丞。故此处丞可能指县丞，可能指府丞，虽然这无关宏旨。我疑心“寻遣丞请还”的是上句中的媒人。媒人恐县令官还不大，所以想改为太守家。所谓“请还”，即府丞回到自己长官那里。这样便和下文向太守“说有兰家女”相紧接了。说是有个名门闺女兰小姐，就此一笔带过，却包括说媒和太守同意的细节，也即乱而整，碎而完。于是又到刘家，说有个第五郎，素为父母娇养而尚未结婚，也是一笔带过。因此派丞来做媒，并由太守的主簿传达。下面再补说是为太守家来做媒。“说有”是对太守家而言，“云有”是对兰芝家而言。我这样解释，自然仍不圆满，例如“寻遣丞请还”这一句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丞是谁遣的？余说是县丞先向县令建议另向兰家求婚，接下来是县丞告县令已受太守委托为他儿子去刘家求婚。总觉得情理上讲不通，等于是上司和下属在争夺媳妇了，也涉及太守的品格。有的选本说太守示意县丞建议县令改向兰家求婚，然后太守又让主簿向县丞转述要为他儿子求婚。似承余说而转折之。总之，兰家女应是指兰芝本人。太守并没有为他儿子而设计断绝县令和刘家婚事。前人说兰家女之“兰”应作“刘”，固然谬误，却说明也不把兰家女看作另外一个女子。质言之，县令碰壁之后，不久，太守家又去说亲。一个弃妇而竟为县令、太守之家如此倾慕，事实上不大可能，只是突出兰芝品貌的超卓、兰芝本人又如何不为虚荣所诱动。至于具体细节，确是不很了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焦母究竟为什么这样厌恶兰芝？诗里说是“自专由”，当然是一个原因，却并非的原因。    1929年，女作家袁昌英曾在《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剧本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兰芝自然是一种心理作用。由我个人的阅历及日常见闻所及，我猜度一班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吃醋’二字。我并不是说母亲与儿子有什么暧昧行为才对媳妇吃醋的。我是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也使我想起陆游前妻唐琬被她婆婆逼走的故事。唐琬在“三从四德”上又有什么过错呢？    焦母和陆母都只生一子，自然巴不得早日替儿子成婚。媳妇来了，也就是一个陌生人进入她的家里。由于年龄悬殊，总有些超过婆婆地方。任何一个孝顺的儿子，结婚之后，总要分出一点时间和妻子在一起。于是母亲的心理平衡渐渐在动摇了，人的嫉妒心理（即袁文的“吃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儿子和亲友在一起喝酒吟诗，母亲也许会热情对待，如果换了和媳妇到园林游赏，心理上的反应就不一样，尽管做母亲的希望小夫妻恩爱。儿子一点小小疏忽，在没有结婚时，母亲会不计较或原谅，有了妻子，就会引起母亲莫名其妙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