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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 中国文化六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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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兹全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30775

出版时间2018-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25256100

上书时间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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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自  序

去年(1995年)12月,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约我去台参加纪念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受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为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讲中国思想文化问题。我写了这本《中国文化六讲》。
在这短短的六讲里,我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其中有几点关涉到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想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一、对中庸之道的理解

我现在深深地理解: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中处处贯注着中庸之道的思想和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讲恕、讲礼、讲仁政,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都贯注着一个中庸之道的精神。一切都不要“过激”,又不要“不及”;适可而止,和为贵。儒家是讲“礼”的,但孔子就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礼是好的,礼过了,人就会说是“谄”了。儒家是讲“爱”的,但讲得宽了,就会是“无父”,是“禽兽”。《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礼、爱,都不能过,过了就出毛病。可知中庸之道是核心。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道之“行”与“明”,都靠中庸,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把中庸之道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来观察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的。

二、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专制制度在社会中有“根”,这根就是家族。家族有长,君权、专制制度就是从家长、族长、酋长权发展出来的,是家长、族长、酋长权的继承和扩大。但中国专制制度不是从古就有的,它有个发展过程。我把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化,分为五个阶段:①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的时代。②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权、平民权渐衰仍力图挣扎的时代。③魏晋南北朝时代:平民身份地位衰落,平民权也跟着衰落,君权、贵族权大体保持平衡、君权稍强的时代。④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⑤明清时代:专制制度时代。
这种认识和解释,不同于认为专制制度是组织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而产生;也不同于认为古代公社的继续存在是数千年来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的基础说。中国没有数千年不变的专制制度。

三、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在唐朝时代

欧洲文艺复兴,意为欧洲古代文明的恢复和兴旺。古代希腊、罗马有过灿烂的文化,中世衰落,到了14—15世纪,欧洲又开始走出中世纪,恢复古代文明。城市交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城市产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城市文明,文艺复兴也是城市文明。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是反对宗教观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的思想,从来世回到现世,从宗教回到人文。
隋、唐初至末,中国城市经济在逐步恢复和兴起,中唐到宋一路发展下去。金属货币,又在市场上驱逐实物布帛成为的交换媒介。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生活繁荣起来。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和“文起八代之衰”可以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宋明理学,市民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反映着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迟迟不来,中国的文艺复兴便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四、东西文化的撞击和民族出路的求索

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撞击,撞击的结果,中国败,西方胜。东西方文化撞击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国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求索自救的道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摸索着走了几条道路,都以失败告终。
仁人志士为国牺牲,是可歌可泣、可感可敬的。可悲的是:理想超越了现实,道路脱离了基础,代价大而成功少,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大悲剧!

五、中国文化的未来

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一步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中国文化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和需要合拍。中国文化会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辉的。
感谢永堂教授的热情和厚意,使这本《中国文化六讲》得以出版面世。出版事务多由研究所许守泯同学任其劳,也谨此致谢。

何兹全
1996年11月20日

导语摘要
本书是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所作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座,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探讨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作者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对将来的预期联系起来,前后一贯,自成一说,使读者可以从大文化的角度,全面考察中国的发展前景。

作者简介














何兹全(1911—2011),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发表学术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目录














自序
前言
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第二讲 国家形态——走向专制
第三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
第四讲 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
第五讲 近代中国的新思潮——为国家寻找出路
第六讲 中国文化的未来




内容摘要














本书是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所作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座,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探讨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作者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对将来的预期联系起来,前后一贯,自成一说,使读者可以从大文化的角度,全面考察中国的发展前景。




主编推荐
何兹全(1911—2011),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发表学术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精彩内容
 第一讲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中国文化的素质。在我看来,使中国文化有这些特点和素质的,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农耕生活,一个是家族本位;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素质,都受有这两个根源的影响。
一、农耕生活钱穆先生研究人类文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生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地中海的商业文化,发展出古希腊、罗马文化,再发展出近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农耕型文化,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国文化一线,又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而且逐步扩大,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由黄河流域
而长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不像埃及、两河流域乃至印度,中间几换主人,文化未能一线发展下来,而且除印度外,局面都不大。因为局面不大,就常常被外来势力征服。游牧型文化,古代欧洲有日耳曼,亚洲有匈奴、鲜卑、突厥等,其文化发展水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能和商业文化、农耕文化相比。在民族大迁
徙后,日耳曼人即接受罗马文化,日渐脱离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尽管日耳曼族是伟大的,日后对近代欧洲文化有很大贡献,但那是它改革后的事,与游牧文化关系甚小。亚洲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和日耳曼人走的是同一路线,由游牧生活改变为接受汉人农耕生活。游牧地区、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时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我们通常总说,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意思是说,黄河平原可以有水利灌溉,这话自然是对的。但应该看到的是,中下游的黄河本身并不宜于灌溉,可以灌溉的是一些黄河支流。钱穆先生有一段论述很好,他说: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据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
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做如下的推测。
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

媒体评论
农耕文化与家族本位,是决定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的根本性因素——兹全师的这一见解,揭示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与核心特质的底蕴与奥秘。中国特有的群体本位文化,归根结底即来源于此。
——王和
何师兹全先生的历史研究,始终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善于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此,研究思想文化史莫不如此。
     ——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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