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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兹全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30775
出版时间2018-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25256100
上书时间2024-11-01
自 序 去年(1995年)12月,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约我去台参加纪念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受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为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讲中国思想文化问题。我写了这本《中国文化六讲》。 在这短短的六讲里,我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其中有几点关涉到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想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一、对中庸之道的理解 我现在深深地理解: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中处处贯注着中庸之道的思想和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讲恕、讲礼、讲仁政,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都贯注着一个中庸之道的精神。一切都不要“过激”,又不要“不及”;适可而止,和为贵。儒家是讲“礼”的,但孔子就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礼是好的,礼过了,人就会说是“谄”了。儒家是讲“爱”的,但讲得宽了,就会是“无父”,是“禽兽”。《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礼、爱,都不能过,过了就出毛病。可知中庸之道是核心。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道之“行”与“明”,都靠中庸,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把中庸之道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来观察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的。 二、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专制制度在社会中有“根”,这根就是家族。家族有长,君权、专制制度就是从家长、族长、酋长权发展出来的,是家长、族长、酋长权的继承和扩大。但中国专制制度不是从古就有的,它有个发展过程。我把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化,分为五个阶段:①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的时代。②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权、平民权渐衰仍力图挣扎的时代。③魏晋南北朝时代:平民身份地位衰落,平民权也跟着衰落,君权、贵族权大体保持平衡、君权稍强的时代。④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⑤明清时代:专制制度时代。 这种认识和解释,不同于认为专制制度是组织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而产生;也不同于认为古代公社的继续存在是数千年来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的基础说。中国没有数千年不变的专制制度。 三、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在唐朝时代 欧洲文艺复兴,意为欧洲古代文明的恢复和兴旺。古代希腊、罗马有过灿烂的文化,中世衰落,到了14—15世纪,欧洲又开始走出中世纪,恢复古代文明。城市交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城市产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城市文明,文艺复兴也是城市文明。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是反对宗教观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的思想,从来世回到现世,从宗教回到人文。 隋、唐初至末,中国城市经济在逐步恢复和兴起,中唐到宋一路发展下去。金属货币,又在市场上驱逐实物布帛成为的交换媒介。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生活繁荣起来。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和“文起八代之衰”可以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宋明理学,市民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反映着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迟迟不来,中国的文艺复兴便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四、东西文化的撞击和民族出路的求索 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撞击,撞击的结果,中国败,西方胜。东西方文化撞击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国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求索自救的道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摸索着走了几条道路,都以失败告终。 仁人志士为国牺牲,是可歌可泣、可感可敬的。可悲的是:理想超越了现实,道路脱离了基础,代价大而成功少,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大悲剧! 五、中国文化的未来 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一步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中国文化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和需要合拍。中国文化会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辉的。 感谢永堂教授的热情和厚意,使这本《中国文化六讲》得以出版面世。出版事务多由研究所许守泯同学任其劳,也谨此致谢。 何兹全 1996年11月20日 |
本书是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所作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座,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探讨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作者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对将来的预期联系起来,前后一贯,自成一说,使读者可以从大文化的角度,全面考察中国的发展前景。 |
何兹全(1911—2011),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发表学术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
自序 前言 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第二讲 国家形态——走向专制 第三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 第四讲 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 第五讲 近代中国的新思潮——为国家寻找出路 第六讲 中国文化的未来 |
本书是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所作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座,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探讨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作者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对将来的预期联系起来,前后一贯,自成一说,使读者可以从大文化的角度,全面考察中国的发展前景。 |
何兹全(1911—2011),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发表学术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
农耕文化与家族本位,是决定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的根本性因素——兹全师的这一见解,揭示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与核心特质的底蕴与奥秘。中国特有的群体本位文化,归根结底即来源于此。 ——王和 何师兹全先生的历史研究,始终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善于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此,研究思想文化史莫不如此。 ——宁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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