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

时间跨度长约300年的“明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阶段。

明代文学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戏剧文学）同时发展，雅俗交融，并行不悖，同时文学人口（作者和读者）大量增加，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往古、带有一定“近代气息”的文学景观；二是各种文学创作突出表现出与时代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同步的态势，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所占份额增大，成为时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地体现出了文学的职能、价值和意义；三是明代出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探讨齐头并进、相互影响的局面，流派纷出，文学创作的地域性也较为明显，从而更多地表现出文学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四是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明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古代文学“终结期”的特色，庞杂却并非无序，陈陈相因却又充满了创造性和指向未来的张力。

正因为明代文学有以上诸般特点，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特殊的阶段，值得重视，也值得研究。在中国，现代意义的“明代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受思想文化流变、社会政治变革等各方面的影响，明代文学研究实际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标举“小说为文学之上乘”。随后有陈独秀、胡适等倡导“文学革命”，明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体文学之粲然可观者”。由于“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胡适明清小说的系列考证文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所引领的中国古代中ffu小说、戏曲研究很快成为学术的热点，被列入“俗文学”的散曲、讲唱文学亦受到重视。而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就判定“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妖魔”。此后当小说、戏曲研究如火如荼之时，明代的诗文则除了“公安三袁”、晚明小品文因被一些人追溯为“新文学”之源而得到关注外，绝大多数为研究者弃之不顾。当时的文学史著作，亦均重小说、戏曲，轻视诗文，不仅评价不高，而且所给篇幅甚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和评价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但明代文学研究基本延续了以往重小说、戏曲，轻诗文研究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史评价上，亦表现在学术成果数量上。据有关统计，“文革”前17年（1950－1966），全国共发表明代文学研究论文546篇，其中小说374篇、戏曲112篇，而有关明代诗文研究仅50篇，可为明证。“文革十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缺席，明代文学研究也没有基本n 正面的建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研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初的十几年，蓬勃开展起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主要还是“文革”前17年的回归，故当时的明代小说、戏曲研究，特别是“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有关汤显祖等人的戏曲研究一时成为热点，作为明代文学宗的诗文研究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较之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诗文研究在不少方面仍然有明显滞后的地方。以至直到 2013年还有一位研究明代文学的学者在谈明诗研究的文章中说：“相对于其他朝代的诗歌文献整理，明代可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至今为止不仅没有《全明诗》的出版，也没有明代诗文别集的目录出版，甚至不知明代究竟有多少诗文作家与诗文别集，学界目前能够使用的还是钱谦益《列朝诗集》与朱彝尊《明诗综》所记载的诗人数量。”这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显然是不利的。

偏重小说、戏曲研究，诗文研究开展的不充分，特别是作家考察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差强人意，这是明代文学研究由来己久的问题，不仅反映在20世纪有关文学史著作中，在《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有关工具书，甚至在专门的“文学家辞典”和“文学辞典”的编写中亦有反映。所以，1996年8月,当我收到中华书局的约稿信，接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编撰任务时，实际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七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是中华书局中h 1984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文化积累、文化建设工程。按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编纂要求，这部工具书编纂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两大原则，首先，在取材上要求“搜罗十分完备，每一分卷都力求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前人编写的文学家辞典，主要依据正史《文苑传》、《艺文志》立目，所收资料亦以史传为限。本辞典则不同，条目的设置与编纂，除参照史传外，还博采总集、别集、笔记、方志、金石等书，要求所收作者覆盖面广，所收资料言必有据”。其次，“《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 ‘求全’、‘求实’为宗旨”，“要求对每一个作家的生平、著述等作出扎实可信的考辨和判断，力避游谈无根的介绍和主观片面的评论”。按照这些要求，《明代卷》的编纂首先在诗文作家的择选上，即选择哪些作家入编的问题上就遇到了难题。因为根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规划，宋代以前的作家收录从宽，“凡有作品存世并有事迹可考者概予收录”，宋代以后收录标准趋严，明、清两代各自限收作家3000人左右。那么，怎样选择这3000人呢？按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博采总集、别集、笔记、方志、金石等书”的要求，对各种有关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应该是工作的步。只是这步就很难走，因为有关明代诗文作家的历史文献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搜寻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也是明代诗文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

先说诗文总集（选集）。前面提到的刊行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列朝诗集》和刊行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明诗综》无疑是两部重要的明诗总集（选集）－－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一直称这类选录众多作家作品的集子为“总集”，但我总觉得，这类集子实际上还是“选集”，也可以相对那些规模较小的选集称为“大型选集”，与《全唐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典型的“总集”还是有区别的。《列朝诗集》和《明诗综》的编选，主体上俱为以史为纲、以人立目，诗系于人，且各有详略不一的诗人小传和评论文字。据我的粗略统计，《列朝诗集》八十一卷共收诗人1743家、诗24060首，去掉标为无名氏、神鬼、外国者，实收明诗人1685家；《明诗综》一百卷共收诗人3334家、诗10178首，去掉标为属国、无名子、神鬼者，实收明诗人3155家。这两部总集（选集）之编选均有以诗存人、以人存史之动机，又皆以收罗弘富著称。朱彝尊更是宣称其编《明诗综》“意在补《列朝诗（集）》选本之阙漏”（《曝书亭集》卷三三《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故收录诗家更多，虽然所撰小传简略，每个人收诗相对较少，但补充了不少《列朝诗集》弃而不选之作家，尤其是增录了不少明末作家和“遗民”作家。不过，即使如此，我总觉得《列朝诗集》、《明诗综》加起来仍然不能作为这本《明代卷》选录诗文作家的蓝本，因为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两个总集（选集）所收录的明代有一定成就的诗文作家仍然是有局限的。

明、清时所编以全国为范围的明人诗文总集（选集）目前存世者有数十种。如在《列朝诗集》、《明诗综》之前有明嘉靖四年（1525）刊徐泰编选的《皇明风雅》、嘉靖末至隆庆年间刊俞宪编选的《盛明百家诗》、万历十九年（1591）刊李腾鹏编选的《皇明诗统》以及崇祯年间曹学佺编选的《石仓十二代诗选·明诗选》等。这些总集（选集）虽然较之《列朝诗集》和《明诗综》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所选也有不少《列朝诗集》和《明诗综》未曾收录的作家。如李腾鹏《皇明诗统》四十二卷收明初至万历初诗人1871家、诗12317首，所收诗人中就有528家未被《列朝诗集》、《明诗综》收录。不仅如此，《列朝诗集》、《明诗综》以后仍有一些清人编选的明诗总集（选集）问世。如光绪年间陈田编选之《明诗纪事》，原编十签，已刊出八签一百八十七卷收明诗人3054家、诗9789首，其中亦有数百家为《明诗综》所未收。明清人所编各种明文总集（选集）亦不少，大型的明文总集（选集）就有明正德五年（1510）刻程敏政辑编的《皇明文衡》一百卷、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张时彻辑编的《皇明文苑》九十六卷以及黄宗羲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编成之《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与明诗总集（选集）以人系诗不同，明文总集（选集）多采用按文体编排方式，然收录作家亦甚夥。如规模的《明文海》收作家700余人、各体文4700余篇。

另外，不能忽视的是，明、清时代还有400余种收录范围有地域限制的诗文总集（选集），即所谓“地方诗文总集（选集）”。这类总集（选集）编刊较早者可举明弘治十八年（1505）莫息、潘继芳辑刻的《锡山遗响》十卷（内卷四至卷一〇收明初至成化间无锡县诗人96人、诗400首），嘉靖三十八年（1559）陈有守等人辑刻的《徽郡诗》（内收明初至嘉靖时徽州府诗人146人、诗754首），万历五年（1577）李时渐辑刻的《三台文献录》二十三卷（收唐至明嘉靖台州府作家316人，文351篇、诗1091首，内明代137人），万历间宋弘之辑刻的《皇朝四明风雅》四卷（内收明初至嘉靖时宁波府诗人152人、诗1155首），崇祯五年（1632）刊贾鸿洙编选《周雅续》十六卷（内收明陕西诗人81人、诗2712首）。清代辑编地方诗文集更蔚为风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宋弼编选《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内收明山东诗人460人、诗4696首），嘉庆九年（1804） 刊曾燠编选《江西诗征》九十六卷（内收明江西诗人908人，诗4134首），同治十年（1871）刊罗汝怀编选《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内收湖南明作家176人，文1100篇），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郭柏苍编选《全闽明诗传》五十五卷（内收明福建诗人945人、诗5529首）等。至于以府、州、县为范围的地方诗文总集（选集）更多，如清康熙十五年（1676）刊胡文学编选《甬上耆旧诗》三十卷（内收明宁波府鄞县诗人342人、诗3142首），乾隆八年（1743）刊姚弘绪编选《松风余韵》五十一卷（内卷五至卷五〇及末卷收明松江府诗人559人、诗3040首），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琰等编选《金华诗录》六十卷（内卷二〇至卷四四收明金华府诗人282人、诗1426首），嘉庆元年（1796）刊顾光旭编选《梁溪诗钞》五十八卷（内收明无锡县诗人342人、诗1685首），道光十二年 （1832） 刊王宝仁等编选《娄水文征》八十卷（内卷二至卷五二收明太仓州作家153人、文493篇），等等。

　　根据对明清人辑编的各种诗文总集（选集）和一些方志的调查，我们发现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我们这本《明代卷》完成后共收明代作家3046人，其中以小说、戏曲创作为主的作家205人，以诗文创作为主的作家2841人。诗文作家中有882人见于《皇明诗统》，960人见于《列朝诗集》，1654人见于《明诗综》，1623人见于《明诗纪事》，证明了这些诗文总集（选集）对《明代卷》选录诗文作家的重要。特别是有不少诗文作家别集散佚，作品主要靠这些诗文总集（选集）、包括地方诗文总集才得以保留。

　　但仅仅依赖这些诗文总集（选集）来编纂《明代卷》显然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编纂强调“手资料”的要求。而大量有关明代诗文作家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大量明人诗文别集的存世，更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

　　明代有多少诗文别集，或者说明代有多少人有诗文别集？当然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文献中有几个数字可供我们参考。首先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张廷玉《明史》之《艺文志》有“别集”一类，注明：“右别集类，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卷。”－－古代公私书目，多以人为目，不管一个人有多少诗文集子，统称为一部，故这里的“一千一百八十八部”，实谓《明史·艺文志》著录了1188人的诗文别集。其次，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四百十六卷本《明史》抄本之《艺文志》著录了2985位明人的诗文别集。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的由徐元文监修、万斯同负责审核订正的四百十六卷本《明史》可视为后来张廷玉《明史》的初稿，因为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乾隆四年（1739）刊行的三百三十二卷本张本《明史》是以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主持完成的三百十卷本《明史稿》（有刊本题为《横云山人明史稿》）为底本修订成书的（两者《艺文志》几乎全同，王本《明史稿·艺文志》著录之明人别集亦为1188部），而王鸿绪《明史稿》就是在这部初稿基础上增损更动编写而成。乾隆间全祖望在谈到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时说：“考《明史》艺文原志出自黄征君俞邰（黄虞稷）。”（《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二《移〈明史稿〉帖子一》）曾与黄虞稷同在明史馆共事的朱彝尊在此之前亦说过：“晋江黄虞稷俞邵在明史馆分撰《艺文志》，摭采特详。”（《经义考》卷二九五）据载，黄虞稷康熙二十年（1681）入明史馆，继尤侗之后负责《艺文志》之编纂，完成《艺文志稿》后于二十九年（1690）离去。故国图藏四百十六卷抄本《明史》之《艺文志》应该就是黄虞稷所编之《艺文志稿》。再次，必须提及的是清乾隆时开始流传、署为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千顷堂书目》著录之明人诗文别集较之被收入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的《艺文志稿》数量还要多。我查了一下，经过杭世骏、卢文弨、吴骞等人作少量增补的现通行本《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著录的明人诗文别集达5252部，去其外国23部、重复22部，尚有5207部，亦就是说，《千顷堂书目》著录了5207位明人的诗文别集。

　　以上几份资料所记明人诗文别集数量虽然有较大差异，但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张廷玉《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别集不多，因其底本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本来就是在四百十六卷抄本《明史》之《艺文志》（即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基础上删削而成，不仅删落了一些按当时的情况，在政治上或资格上不适合入选《明史》之人的著述，同时遵循 “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王本《明史稿·艺文志序》）的原则，将“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亦一概去掉，故所著录的别集数量较之黄虞稷《艺文志稿》大大减少。其实，不仅黄虞稷《艺文志稿》中有不少“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千顷堂书目》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旧说《千顷堂书目》乃黄虞稷家藏书目，《明史·艺文志稿》即据此修撰，显然有误。从各方面看，传世《千顷堂书目》实较《艺文志稿》为后出，是据《艺文志稿》增饰而成者。而且，不管是《艺文志稿》，还是《千顷堂书目》，所记都不可能仅是黄氏的家藏书，甚至不全是现实成书，有不少书目可能是从地方志乘、他人著述中抄撮而来的，也不排除一些口传记录。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经过审核的张廷玉《明史·艺文志》中也没有排除。

　　根据以上几份资料，我们虽然不能得出清初时明人诗文别集总数到底有多少的结论，但《千顷堂书目》所载应是当时学人个人所能见到和所知的明人诗文别集数量之上限，只是限于条件，包括钱谦益、黄虞稷、朱彝尊等人，各人所见、所知肯定有所不同。朱彝尊在谈到其编选《明诗综》时曾说：“予近录明三百年诗，阅集不下四千部。”（《曝书亭集》卷三九《成周卜诗集序》）如果情况属实，他所见过的明人诗文别集确实是够多的，这“四千部”中可能包括一些诗文总集（选集），但无疑主要应为别集，这比纪昀等《四库》馆臣所见还要多－－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库》馆臣可能仅对1200多位明人的诗文别集进行过审读和处置。

　　那么，钱谦益、黄虞稷、朱彝尊以后，又经过数百年的沧桑变化，包括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以后，我们还能找到多少明人的诗文别集呢？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重要的问题。我在接手《明代卷》的编纂任务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现存明人著述，特别是诗文别集的调查、核实和检阅工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初步核定现在至少还有3300余位明代作家有诗文别集收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中－－在这些人中，有的仅有一种别集，有的可能有多种别集。不过，这里列入统计的仅为有独立诗文别集存世的作家，不管其所存是刊本，还是钞本，也不论其传本时间的先后。至于像《盛明百家诗》等总集（选集）以及各地“家集”汇编所收之作家诗文选本则不作别集计算－－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黎延祖刻本《番禺黎氏存诗汇选》二十二卷共辑录了明末清初黎氏22人的诗，人各一卷，各有集名，但其中仅黎民表、黎贞、黎密、黎遂球等4人因有独立的别集传世被列入这一名单，其他人还不能算有别集存世。现存3300家明人诗文别集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大约有1734家，张廷玉《明史·艺文志》所记1188家明人诗文别集现存大约715家。

　　现在完成的这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所收诗文作家，便是以以上所列各种明人别集、诗文总集（选集）为基础文献，同时又借助其他各种文献资料编撰而成。也就是说，这部《明代卷》入选的作家，不管是以小说、戏曲创作为主的作家，还是以诗文创作为主的作家，都是在尽可能全面考察各种历史文献基础上，通过对作家的文学成就，包括创作和影响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后确定的－－也可以说是从20000多位有作品传世的明代作家中遴选出来的。关于《明代卷》收录的范围、条目撰写的规范，详见本书《凡例》，此不赘述。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开始于1984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为该辞典*后出版的一卷。所收诗文作家，以各种明人诗文总集（选集）、地方诗文总集（选集）、别集、明代正史、地方志、书目为基础文献，同时又借助其他各种文献资料编撰而成。在尽可能全面考察各种历史文献基础上，通过对作家的文学成就，包括创作和影响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后，在明代跨越300多年的2万多位有传世作品的作家中遴选出3 046位诗文、小说、戏曲作家，予以立目，针对其生平、仕履、创作及影响予以提纲挈领的介绍。

      本书取材完备，力求全面反映明代的文学风貌。以“求实”的原则，对每一个作家的生平、著述等作出扎实可信的考辨和判断，力避空洞的介绍和主观片面的评论，详细的仕履、生平介绍，对于研究传主创作生涯与背景、更好理解其作品内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线索和资料；各条目以历史文献中的评论和研究资料介绍结尾，有利于今人以更客观和审慎的态度挖掘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扩大明代文学史研究范畴，推进明代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至此，历经34年编纂出版历程的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七卷本*终完成。之后，列入“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规划“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一卷本”项目将进入后期编辑出版阶段。

李时人（1949－2018）：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至2017年业已指导硕士生74人次、博士生44人次。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小说和明清文学，治学讲求“求实、创新、循序渐进”原则，学术研究始于文献考据而长于理论思维和论辩。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出版总署项目、省部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等十余项，生前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首席专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出版各类学术著述二十余部，主要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5月）、《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６月）、《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中华书局，2013年10月）、《全唐五代小说》（编校，中华书局，2014年10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中华书局，2018年１月）等。主编的八卷本《全唐五代小说》，皇皇巨著，嘉惠学林，被誉为与《全唐诗》《全唐文》鼎足而立的唐代三大总集之一，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