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本书的主题是那个不起眼的前缀“后”（post）。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字。一切都带“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还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后启蒙概念幽暗无光，以至于向来无惧黑夜的猫都会为之逡巡不前。“后”是茫然无措的代号，自陷于流俗时髦。“后”指向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越之物。在内容上，“后”保留了同我们熟悉的事物的联系，既为它命名，同时又加以否定。冠上“后”的“过去”（Vergangenheitpluspost）：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四分五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思维迟钝，言词冗赘。

本书尝试追踪这个“后”字［有时又写作“nach-”（后），“spä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担的任务是努力把握现代性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联邦德国1）赋予这个“后”字的内涵。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行一场艰苦搏斗。后者正是通过冠上“后”字才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这些旧物盘踞。有鉴于此，本书时常敲响战鼓，加大音量，这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去击退自己的异议。因此，书中会有不少地方显得尖锐刺耳，讽刺过头或仓促冒失。毕竟，我们不能用惯常的学术权衡去抵御旧思想的引力。

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并不考虑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代表性。相反，本书遵循另一种要求：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让已经开始成形的“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下内容将采用历史比较法，以一位19世纪初社会场景观察家的立场来书写。这位观察家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在封建农业时代渐趋衰落的外表之下，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工业时代的轮廓正在缓缓浮现。在结构转型的时代，“代表性”同“过去”结成联盟，让我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各个尖峰，而这些尖峰正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现在”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包含了一种以经验为取向的投射性社会理论，它并不拘泥于方法。

这么做是基于一种评估：我们见证了现代性内部的断裂，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这就要求细致平衡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这对矛盾，这种平衡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各自的对立之中。我想要在书中展示的，正是这些在今天的现实中显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差别。至于如何从细节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则有赖于对社会发展迹象的仔细审视。在获得清晰的图像之前，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未来。

同实践上的情况一样，我在理论上也一无所得。其中一些人，面对“时代精神非理性”的冲击，愈发以19世纪的预设投靠启蒙；另外一些人，则意图把整个现代性事业及其积聚的反常现象全都冲入历史的洪流。我将以同等的果断决绝挑战这两个群体。

对于文明自陷于危机的可怕全景，舆论市场的各个部门早已有充分描绘，此处无须再画蛇添足。这同样适用于“新的困扰”的涌现。工业主义世界虽然在其自身的对立中“毫发无损”，却失去了有序的二分法。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并把它提升为说明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以受社会学启发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并把握这些时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对此，如果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加以驳斥，看起来就像是在冷嘲热讽，但如果对其毫无批判地加以屈从，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达成上述目的，相关理论层面的主导观念可以再次用历史类比加以阐明：正如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今天的现代化同样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这个类比的交界之处，恰恰指明了这一视角的特殊性。在19世纪，现代化的发生是以其对立面为背景的：一个传统的风俗世界，一个有待认识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现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如今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一度以前现代性体验为视域的现代化，正在被现代化自我参照的问题情境所取代。19世纪的等级特权和宗教世界观经历了祛魅，同样的情形今天也在发生，无论是经典工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形态，以职业为代表的劳动形态，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样，等等。工业社会轨道上的现代化被工业社会相关预设的现代化取代了。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或政治处方都不曾加以阐释的。

正是这一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包括其各种变异）之间显现的对立，让我们的坐标系愈发模糊。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内来思考现代性。本书的论题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超越了经典工业时代的设想。

以传统为对象的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或者换一种表述，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分会频繁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在穿越当代形形色色的生活领域的旅程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我们尚不清楚，工业社会思维的哪几颗“星辰”会在今天刚刚开启的第二阶段理性化中走向毁灭。不过，我们也大有理由猜测，这一区分甚至适用于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则”，如职能分化，或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

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将带来两个后果。首先，这个视角声称，那些至今仍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工业社会在其实现之时，却踮着常规性之脚，经由副作用的后梯，而向世界历史的舞台作了告别—任何一本社会理论的插画书都不曾预估到这一方式，这些理论通常只用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来作阐释。其次，这一视角进一步指出，此刻搅乱世界的那些“反现代主义”场景，如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批判，以及新社会运动等，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相反，它们体现了现代性具有一贯性的延伸发展，这种发展已经超出工业社会的蓝图。

现代性的普遍化内涵与其在工业社会方案中的僵化和切分形成了对照。有一个迷思阻碍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这个迷思从未被打破，却鲜有人承认。它让19世纪的社会思想在根本上身陷囹圄，同时也为20世纪这后三分之一时段投下了阴影。这个迷思断言，就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模式、生产部门、立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方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以及民主体制—而言，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顶点，以至于考虑超越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迷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有影响的，当属那个有关社会史终结的疯狂想法。这个想法无论体现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令我们这个时代备受魅惑。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连运转已久的革新系统也要开始修正自己所释放的动力。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性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形态，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已经把现代性的这种历史形态转化成先验范畴。在本质上，这种历史形态扎根于其19世纪的对立面。在那个受康德启发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中，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取决于历史的轮廓、冲突路线和运行原理，竟然也都被夸大成现代性的必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至今日还有人宣称，工业社会里一切要素（家庭、职业、工厂、阶级、雇佣劳动、科学、技术）都在变化，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要素又基本上都没变。这种宣称是如此怪异，只能更加佐证我们的分析。人们一般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变革的社会。但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旧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那么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我们无比迫切地需要一些观念和理论，以便重新思考这一朝我们碾压过来的新生事物，同它打交道、共生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和那些不太高雅的传统遗产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带着误解和离别之痛，投向亘古常新之物。旧的范畴消退，新的范畴浮现。但要追踪这些新范畴却不是一件易事。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像是“系统转换”，落入了宪法保护机构管辖的灰色地带。另一些人则蜷曲在名目繁多的核心信念之下，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量化方法、专业化等。他们盲目地抨击一切离经叛道，这是因为他们被强加了一种可能违背其意愿的忠诚观。

尽管如此，抑或因为如此，世界并未走向终结，至少没有因为19世纪世界的落幕而走向终结。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我们知道，19世纪的社会世界实际上从未稳固过，它已经毁灭过好几次了，这里指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在那个领域，19世纪的社会世界甚至在其尚未诞生之时就被埋葬了。我们熟知，像是某种尼采式观照，或者其间因体现“古典”（代表“古老”）文学现代性而不断上演的家庭婚恋剧，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很久以前就被思索过的事情正在发生。但粗略估计，毕竟延后了半个乃至一个世纪。它出现很久了，极有可能还会延续很久，但又似全然没有发生过。

然而，除了文学上的先见之明，我们还体会到，即便故事结束了，人生还要继续。因此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部易卜生戏剧落幕之后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后布尔乔亚时代的幕后现实。鉴于文明的风险，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但这种批判业

已死气沉沉；因而，即使这种批判不纯粹是劝诫性的悲观主义，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它的诊断。如果整个时代要落入一个超越此前范畴的空间，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这种“超越”的过往身份，进而使之摆脱这种身份—来自“过去”的秩序诉求。这种诉求不断突破自我，向外延伸，但早已被“现在”和“未来”所抛弃。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意图通过探讨社会实践核心领域的发展趋势，重拾社会史的思考线索并加以延伸，使之超出工业社会（及其一切变异）的概念框架。它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有关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观念。首先，围绕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相互交错，本书会以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部分）。从现代化进程的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起初，这些风险尚能以“潜在副作用”的名义获取正当性。但在风险泛化之后，公众的批评、（反）科学的研究，揭下了它借以隐藏的面纱，使它在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占有了新的重要席位。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可用财富分配“逻辑”（时至今日仍是社会理论思考的决定要素）来比照。在此处于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这反映在动植物和人类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转的威胁上。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章和第二章）。

不过，这种“社会危害”及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潜在可能性，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侧面。当我们把工业社会蓝图中有关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就显现出来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一方面，在阶级或阶层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设想成大群体社会，从昨天、今天直到未来，始终如此。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有效的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但在德国战后的福利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阶级恰恰经历了去传统化（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以核心家庭为模板的社会生活已成常态和标准。另一方面，核心家庭有赖于男女性别地位的“等级化”分派，这种分派会因现代化进程（将女性纳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离婚率上升等）的连续性而趋于瓦解。由此一来，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变动，就像与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传统”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物一样，如婚姻、亲子关系、性、爱等（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以（雇佣）劳动社会的范畴构想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措施却将目标直接对准与此相系的秩序图式的根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在微电子学的帮助下，人们可越过生产部门，在科室、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新的网络。不过这样一来，早先就业体系中的法律和社会前提就“消解在现代化之中”：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就业体系，其新名目是“多元化的未充分就业”，由此带来了各种附带的风险和机遇（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就是方法论怀疑主义，在工业社会中实现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主义却（首先）仅限于外部，仅限于研究的对象；反之，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仍豁免于内部激发的怀疑。对职业化目标来说，怀疑主义的这种划分是必要的；但从犯

错嫌疑本身的一致性来看，它就显得很不可靠了。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其连续性当中经历了内外关系上的断裂。由于怀疑主义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风险之中，对科学的求助在日益普及的同时，也失去了神秘性（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诉求和形态随工业社会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该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却遭到了切分。经济、科学和技术依旧在亚政治领域主宰了“进步”的革新过程，这些领域不受民主制的自明之理的影响。从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来看，这是颇成问题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有鉴于潜力无限而甘于冒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会夺走政治塑造社会的领导角色（第八章）。

换句话说，工业内生的传统构件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嵌入了工业社会的设计蓝图，例如，体现为“阶级”、“核心家庭”和“职业劳动”的图式，或者体现为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理解。只不过，这种传统的基础在现代化的自反性中开始趋于崩溃，面临瓦解。说来奇怪，由此而起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恼怒全都是现代化的成功带来的结果。如今，这种成功不再沿着工业社会的轨道和范畴行进，它开始与之对抗。即便就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更多而非更少的现代性。对照经典工业化设定中的轨道和范畴，这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我们遭遇的是变迁基础的转变。这种想法若要成立，须以下述条件为前提，即工业社会的图景要加以修订。就其蓝图来看，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内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古旧传统之物，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构想和产物。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建立在一对矛盾之上，其中一方是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如公民权、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主义，另一方则是现代性制度的运作结构—上述原则只能在此得到选择性实现。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因自己的实现而动摇了自身的基础。连续性成了非连续性的“肇因”。就像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在教会的权威下获得“释放”进入社会一样，人们也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不假思索中获得了解放。由此触发的震撼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工业现代性的生活和思考所依托的坐标系开始摇晃。这一坐标系以家庭和职业为轴，坚信科学和进步。与此同时，机遇和风险的新曙光正在浮现—这正是风险社会的轮廓。机遇？在这里，现代性原则会因其在工业社会中遭受的切分而提起诉讼。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的时候知道得更多。我被强烈诱惑，要从结论开始重新书写和思考。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缺少时间。要是我这么做了，一个新的、写完之前的过渡阶段又会重新出现。这再一次突显了本书论证的过程性特征，但绝不应该理解为是在随意化解异议。对读者来说，这也有好处。他们可以单独阅读若干章节，或以不同的顺序阅读。他们可作通盘思考，自觉接受邀请去参与本书的论证，提出反对或补充。

我身边的每个人大概都已在某个时间点阅读过本书的无数手稿，并应我的要求而予以评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总是乐意看到不断冒出的更改。所有意见都被吸纳了。我研究工作的同事圈多由年轻人构成，对于这种合作关系，我在正文和此处的“前言”中所作的感激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体验极其鼓舞人心。本书的许多内容可算是对私人谈话和共同生活的剽窃。虽然难免挂一漏万，我还是要对很多人表达谢意：感谢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非同寻常的日常生活，为了我们共同交流的想法，为了我们之间从不缺乏的敬意；感谢玛丽·雷里希的许多观点和对谈，她还承担了繁重的材料准备工作；感谢雷娜特·许茨极具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富有启发的洞见；感谢沃尔夫冈·邦斯，他和我探讨了几乎全部书稿内容，极富成效；感谢彼得·贝格尔，他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反对意见；感谢克里斯托弗·劳，他同我一道思考，令错综复杂的论证转危为安；感谢赫尔曼·施通普夫和彼得·佐普的许多指点，他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资料；感谢安格莉卡·沙赫特和格林德·穆勒帮助输入文稿，她们热情而可靠。

此外，我也感受到了同事们的热情勉励，他们是卡尔·马丁·博尔特、海因茨·哈特曼和利奥泼德·罗森迈尔。要是这里还留有什么重复，或者错误印象，我只好把它们解释为有意留下的不完美迹象。要是有人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闪耀的湖光，这不完全是错觉。本书不少内容都是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户外山间写成的，这里时常天清气爽。来自阳光、清风和水波的大量评注，一并收在书中。鲁道多费尔女士及其家人的殷勤照料，成就了这一理想的工作场所。为此，鲁道多费尔女士还特意叮嘱孩子们去别处玩耍，让畜群在远处享用鲜草。

“大众基金”的学术资助，为我创造了闲暇的前提，否则我可能永远不会涉足这一冒险活动。我在班贝格的同事彼得·格罗斯和拉斯洛·瓦什科维奇，还为此推迟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假期。我真挚地感谢以上所有人，虽然他们无须为我的疏忽出错或夸大其词而负责。其中特别包括了那样一些人：他们不搅扰我的宁静，却容忍我的沉默。

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乌尔里希•贝克（1944—20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FMSH）任教。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专业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世界主义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义的观点》（2004）《世界风险社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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