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棠文集?学诗堂经解

李宗棠（一八七〇-一九二三）学诗堂经解是一部纂辑诗经释义的专书。是书取录较广，从其材料来源看，漠唐注疏大家，宋、元、明、清学者的诗说都有所择取，而取材较多者为清人胡承珙所撰毛诗后笺。这是由于后者本身即是一部取材异常广泛的诗学着述，李氏从中获益良多。
　　但学诗堂经解绝不是简单地照抄搬录，该书做得*多的是简化前人论述。例如对毛诗后笺。后笺的特点是就某个解释对象而“漠学”、“宋学”，经史子集，着者同意的、不同意的，俱旁徵博引，各种材料蒐集弥伙，因此更像是学术史论着。李氏则通常只是从中辑录对词义解释有用的材料，一般不涉及学术争论，因此学诗堂经解的内容大多为解释词义，更像单纯的训诂着述，而各条正文也显示出内容单纯化的特色。仅从两书的题目来看，就体现出这种不同。毛诗后笺是以诗经篇名为目，每篇之下各条开头都是诗句，论说物件也以诗句为单位，因为胡氏着眼于经义。学诗堂经解的题目则反映出以词为主要解释对象的特点，例如“关雎”、“窈窕”、“逑亦作仇”之类。因此李氏的简化实际上反映出他更重视词义训诂，两书主旨是不同的。客观上，李氏此书的内容也更清晰，具有简明的风格。
　　李氏与前人的这种差异和时代变迁、传统经学式微有关。学诗堂经解撰于辛女革命前夕，是时“新学大起”（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李氏本人也多次赴日考察学校，拜在南京兴办国内*早的师范学校，这些无疑说明李氏对时局变化的了解和适应。但当时经学还处于可以利用的状态，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革新经学，做法虽然各异，但皆体现出利用旧学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希冀。李氏也对传统经学心怀挂牵，因传统经学式微而“有殷忧”，常感于“国学之日湮”（见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故其“简化”做法有使后学快速掌握旧学精华的目的。
　　学诗堂经解在引述前贤的同时，也发有自己的肇音，所以有时材料虽然取自前人，但解读却有不同。茅谦学诗堂经解叙说是书『治诗之旧说而断以己意』，是比较公允的。由于此时“漠”、“宋”之争已是尾声，在诗学上，学人多能避免门户之见，李氏也多能从诗文出发，在吸取前人训诂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诗学见解，而不专主某家，因此解释内容较为客观。相较而言，他更看重毛传，故每条几乎都首列传说。但他也拜不惟毛是从，毛传之外，也复述他说，*后择优而取之。

校点说明
学诗堂经解叙
卷
国风
周南一之
序云“后妃之德”，“后妃”不指太姒言
关雎非刺诗
关雎为后妃自作
雎鸠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
淑女
逑，亦作“仇”
“荇菜”非兴
左右流之
寤寐思服
辗转反侧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左右茗之
葛覃
黄鸟
维叶莫莫
是刈是濩
私燕服，衣礼服
师氏
卷耳求贤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卷耳“我”字
周行
崔嵬、砠，毛传雅义本自可通
我姑酌彼金晷，“姑”乃“励”字假借
金彝
兕觥
南有穋木
葛藟
景之、荒之、萦之
乐只君子
福履绥之
螽斯兴体
螽斯
诛诜、薨薨、揖揖
绳绳
垫螫
桃夭
宜其室家
有黄其实，“黄”字
兔置
兔置非刺诗
肃肃兔置二
公侯干城
中逵
芣苜
采采芣苜，“采采”二字义
采之、有之
掇之、捋之
桔之、撷之

李宗棠（一八七〇-一九二三）学诗堂经解是一部纂辑诗经释义的专书。是书取录较广，从其材料来源看，漠唐注疏大家，宋、元、明、清学者的诗说都有所择取，而取材较多者为清人胡承珙所撰毛诗后笺。这是由于后者本身即是一部取材异常广泛的诗学着述，李氏从中获益良多。
　　但学诗堂经解绝不是简单地照抄搬录，该书做得*多的是简化前人论述。例如对毛诗后笺。后笺的特点是就某个解释对象而“漠学”、“宋学”，经史子集，着者同意的、不同意的，俱旁徵博引，各种材料蒐集弥伙，因此更像是学术史论着。李氏则通常只是从中辑录对词义解释有用的材料，一般不涉及学术争论，因此学诗堂经解的内容大多为解释词义，更像单纯的训诂着述，而各条正文也显示出内容单纯化的特色。仅从两书的题目来看，就体现出这种不同。毛诗后笺是以诗经篇名为目，每篇之下各条开头都是诗句，论说物件也以诗句为单位，因为胡氏着眼于经义。学诗堂经解的题目则反映出以词为主要解释对象的特点，例如“关雎”、“窈窕”、“逑亦作仇”之类。因此李氏的简化实际上反映出他更重视词义训诂，两书主旨是不同的。客观上，李氏此书的内容也更清晰，具有简明的风格。
　　李氏与前人的这种差异和时代变迁、传统经学式微有关。学诗堂经解撰于辛女革命前夕，是时“新学大起”（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李氏本人也多次赴日考察学校，拜在南京兴办国内*早的师范学校，这些无疑说明李氏对时局变化的了解和适应。但当时经学还处于可以利用的状态，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革新经学，做法虽然各异，但皆体现出利用旧学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希冀。李氏也对传统经学心怀挂牵，因传统经学式微而“有殷忧”，常感于“国学之日湮”（见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故其“简化”做法有使后学快速掌握旧学精华的目的。
　　学诗堂经解在引述前贤的同时，也发有自己的肇音，所以有时材料虽然取自前人，但解读却有不同。茅谦学诗堂经解叙说是书『治诗之旧说而断以己意』，是比较公允的。由于此时“漠”、“宋”之争已是尾声，在诗学上，学人多能避免门户之见，李氏也多能从诗文出发，在吸取前人训诂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诗学见解，而不专主某家，因此解释内容较为客观。相较而言，他更看重毛传，故每条几乎都首列传说。但他也拜不惟毛是从，毛传之外，也复述他说，*后择优而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