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文集：纸上的乡愁

反观我自己的创作，得意的文字，也几乎都是源自早年的乡土经验。因为一进入旧时的场景，就温暖，就自在，就身心通泰，下笔流畅，一如神助。相反，那些凭空想象的创作，虽然绞尽脑汁，用尽心力，还是拘涩凝滞，不能自由伸展。因为生地一如母体，它给你血脉和生命基因，决定着创作者的性情和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属于自己的思维领地，生命有“在场”的状态，可以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因而可以准确地表达与描述，就感到特别的有力量。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对准确性的背叛，就是对文学的背叛；现实主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文学的准则，即准确性。

所以，我本能地觉得，能让我在文坛立身的作品，肯定是这一份早年的成长经历和乡土经验。

说到《大地清明，故乡永在》这部散文集的写作，我前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个在时间深处，缓慢积累的过程。之所以“缓慢”，不仅是因为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和经验贵重如金，不容挥霍，更根本地，就是基于对“准确性”的自觉追求。而且我还发现，乡土是个温情厚地，从那里走出的人，容易产生本能的眷念，甚至陶醉其中，处处以为好。这种“催眠”作用，反而遮蔽了发掘“准确性”所应的眼光。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什么品格上整体趋于低，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鲁迅乡土文学，为什么有那么丰沛的理性和那么宏富的内涵，是因为他着眼于“立人”，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幸运的是，我在从事写作之前，就较早地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那时，好像也就是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内心敏感阶段，留下的烙印是深的，便不敢草率书写乡土文字，总想仰望鲁迅的余影，能写出一点高度和深度。于是，即便是学写了一些篇章，也陆续有所发表，但也不敢视为正式作品，而是作为日后“正经”创作的素材准备。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一些世界乡土文学的经典作品，譬如怀特的《人树》，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胡安·鲁尔福的《平原烈火》，埃林·彼林的《土地》《未收的麦田》等，豁然生出一种全新的认识：处理童年经历，绝不能一味缅怀，写乡土物事，也绝不能一味沉醉，要有成人襟怀、现代眼光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关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纬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传统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和现代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到达。所以，我要求自己，即便是写自叙传，也要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写出普世的意义。

虽然屠格涅夫很动人地说，我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那是他在欧法羁居得太久之后的一种文化乡愁。至于我们个人，如果只盘踞在京西这块小小的乡土，而不跳出“三界”之外，站在北京城的制高点上回望京西，肯定是写不好。因为批判、审视和反观眼光的缺失，只会让我们写出起点过低的乡村挽歌。

坦率地说，我的这部散文的写作，融入了我高度的文化自觉，它虽然立足于童年、过去和乡土，面对的却是成人、现在和城市，它试图揭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性生成的路径和文明进化的得失—让不同的文明状态，从对抗走向更有机的相互融合，让不同的生存方式，从隔膜走向更内在的相互涵养。简而言之，它是写给成年人的现代童话，是写给城市文明的乡村寓言。其用意就在于给今人以反拨，呼唤成年人红尘阅尽之后的天真、城市人功利占尽之后的真情—让人性的太阳蓬勃升起，让物化的迷雾终散去。

我心温柔，恳望读者明察。

至于在技术层面，我勠力于文字的“复合”品质—叙事、抒情、论理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一种因果关系，也不是一种被动服务的关系，而是结伴而行，共同到达。具体地说，叙事里有抒情，抒情里有叙事，即便是论理，也不是以传统样式靠叙事与抒情的铺垫，终得出结论，而常常是论理进入叙事和抒情环节，在交互作用中，推动意象、意绪和意义的形成，以期达到浑然天成，无造作痕迹的效果。宁肯说，这种手法，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功能，有开创之功。他之所说，虽不敢承领，但还是窃以为喜。因为不蹈窠臼，免入俗流，或许也是一种成功吧。

后我要说，这部散文集，是我个人写作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