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看明清小说

序

明清小说需要重新评介

中国的传统小说，一般认为发端于唐人传奇，其特点是简练的文言文；故事简单，叙述直白，缺点是文字深奥，初识文字的人，大都看不懂。兴起于宋人话本，其特点是供说书人演说，因此文字接近于口语，可由说书人临场发挥，变视觉文学为听觉文学，扩大了受众。故事虽然 逐渐复杂起来，但是仍以“一场”能讲完为度，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要分十场说完的本子，还比较少见。到了明清时代，除了演说市井奇闻之外，开始出现了“讲史”，也就是说书人向市民讲解历朝的兴衰故事，于是形成了长篇说部，也就是“历史演 义”。不过这些“演义”的“底本”，却不是说书人自己写的，而是由当时的“才人”写的。所谓“才人”，虽然和“才子”只相差一个字，可是“档次”却相差很远。大多数“才人”，都是曾经上过学读过书，却 时乖运蹇，仕途不佳，有的甚至连个秀才、举人的初级功名也没有，尽管抬头纹多了，两鬓也斑白了，却还是个“童生”的身份。他们是“没跳过龙门的鲤鱼”，变不成龙，做不成官，又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也不善于买进卖出，不会干农工商之类的营生，仗着读过几本书，知道 一些历史掌故，加上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知道不少市井传闻，也还善于表达，于是就专门给说书人写说书的底稿。这就是当时的“职业主流作家”。其作品的特点，是供说书人“说”的，不是供读者“读”的。其文字风格，虽然接近口语，但不是纯口语，除了经常穿插一些诗词歌赋之外，其中还包含一些说书人的“套语”，如“话说”“且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

据说，《水浒传》是部印出来供读者“看”的话本，所以不叫“话本”，而称之为“小说”。不过也不排斥作者动笔之初，就是打算写出来后供说书人演说之用的。据考证，施耐庵、罗贯中等人，他们生前 的身份就是“才人”。只不过《水浒传》的主题是歌颂土匪强盗，鼓吹 杀人放火，提倡动武造反，为当时的政府所不许，也没人敢于在书场演出，直到作者死后将近二百年，才阴差阳错地由地方武官以“提倡强悍、鼓励士气”为由，刊印出来供士兵阅读。于是，中国这才有了部“供阅读”的长篇小说。

有了《水浒传》这一滥觞，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中后叶，方才大量出现“供阅读”的小说，终于形成了中华传统小说的“鼎盛时期”。

根据以上叙述，中华传统小说，应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小说的主流。但是今天人们一提“主流小说”，指的却是五四以后参考西洋小说的形式、技巧、风格所形成的“新文学”。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学，从唐宋元明清一路“流”下来，到了民国年间，主流忽然枯竭了，而另外一条支流却逐渐充盈起来，终竟然取代了传统的小说，演变发展为新的主流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为传统文学争论、正名，已经没有必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既有其内部规律，也有其外部影响：溯本正源，传统小说当然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但是由于中华传统小说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五四以后当代文坛已经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因为中国文学有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两者之间不是“传承发展”的关系，而是“重起炉灶”，而且是从外国引进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一个“断层”甚至“断代”问题：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年 人，由于社会潮流和兴趣爱好的转变，对中国传统小说越来越隔膜，严重的甚至“绝缘”了。——这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

此外，中国传统文学本身，也存在“雅”与“俗”两个体系。大家都知道，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反映的是社会众生百态。社会是由许多阶层构成的，各个阶层的人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学识不同、见闻不同，因此反映某个阶层的镜子——文学，其样式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诗词歌赋、华丽骈文，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书斋文学”，也就是“雅文学”；山歌俚曲、说书弹唱，属于广大平民阶层的大众文 学，也就是“俗文学”，不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会哼唱几句， 就是不识字的农家姑娘、白发婆婆也都能够听懂，甚至能够“出口成章”，即兴发挥，随意创作。

正因为人们的学识感受深浅不同，各阶层之间的兼容性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书斋文学只能在阶层内部的小范围中交流，很难走出书斋向下兼容；而大众文学则因为它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人人喜闻乐见的普及性，也能够被部分士大夫阶层的“雅人”所接受。特别是部分从书斋中走出来的文人雅士，吸取了大众文学中的精华，经过融会贯通之后，采用其形式，提高其内涵，美化其文字，创作出为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的共同文学，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全民文学。在小说方面，可以用中国古典文学的里程碑《红楼梦》作为典型代表。

小说，包括其原始形式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其初功效就是为了传播、听取某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小说就是“故事”，就是“传奇”。娱乐性，是小说的位。至于教育性，则是第二位，甚至是“副作 用”。——坐在书场人群中听说书的贩夫走卒，挤在戏台前面看戏的男 女老少，都是冲着“听故事”“看戏文”去的，没有一个主观上是为了“受教育”而去的。

小说中必定有人物。人，不但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多面性。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也必然有好人、坏人、中间人的分别。

人的好坏美丑，本来是具有客观标准的。但是什么叫“客观”，却往往很难定出一个的标准来。因此，你自以为在很“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其实却往往非常主观片面，甚至偏激。

这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由不同阶层组成，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同一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学派主张。于是，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小说中的人物，会有两种甚至多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这种反复臧否就会特别突出。

中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前的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就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了。

不过，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并没有“传承”关系，基本上是“各领风骚”。但“读者群”中却不一定有明确的分界线：爱看传统小说的，不一定就不看新小说；反过来，许多爱好新文学的青年，由于不想割断历史，往往很愿意或者不得不去阅读传统小说。这一部分读者，属于新旧文学两者的重影。——这是客观现实的另一个方面，而且还因此产生了困惑和迷惘。

问题主要发生在1949年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思想认识的剧变，导致中国文学界对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的评价，产生了严重的 分歧。因为封建统治的旧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立场出发，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好人和坏人的观念彻底改变了，分界线也大幅度偏移了。许多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师泰斗，被批得晕头转向，几乎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得不在“转变立场”的名义下宣布投降。直到“全民评《水浒》”的闹剧出现，好坏美丑的标准简单化到只按阶级成分划分就可以。这等于宣布文学评论从此灭绝，仿佛天下除了只看阶级出身之外，已经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义”可行了。更有甚者，居然提出“封建时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封建主义烙印”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错），主张把传统小说一笔抹杀（这个主张，却大错而特错）。

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学，除了新文学的兴起而“断代”之外，又加上“醉雷公”——“无产阶级革命派评论家”——的胡批，误导了许多人，为今天鼓励继承中华传统文学增加了许多困难。

当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封建主义固然有其不合理的、落后的一面，但是相对奴隶制社会而言，也有其相对合理的、先进的一面。对人的看法是如此，对小说的看法也一样。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人文科学，不可能割断历史。新制度源于旧制度，新社会源于旧社会，新文学也源于旧文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是传承，一方面是创新。这个道理，就好像尽管你不是基督徒，但是要研究西洋文学，就不得不去读《圣经》是一个道理。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国的小说家，应该在中华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所无法否定、不能割弃传统文学的共同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文化人，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小说，还是不能抛弃、不能割断的。尽管传统文化中有宣扬封建迷信、天命宿命之类落后的一面，但也有忠孝仁爱、信义气节这些进步的固有道德，而我们不能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但是中国传统小说数量巨大，而今天的青年学生要学的科目太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第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误导，把本来很清楚明白的好坏美丑的标准，生生地给搅浑了，还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被他们所误导的常识纠正过来。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办法也许很多。我个人以为，方案莫过于把著名的传统小说，从语言到内容，来一次认真整理，保留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对于无法删除或改动的，必须加上详细的注解和简明的评论：好是每部书的前面，都有一篇概论性的详细导读，每一回书的后面，都有一篇简短的评介，以此消除作品本身的错误和缺点，以及来自官方的或民间的出于恶意或善意的误读、误解和误导。

中国文学，自古就分“雅”和“俗”两大流派。雅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和美文，基本上都是“文人雅士”的作品，不能否认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作品大都经过反复认真的推敲，即便不是无懈可击、滴水不漏，至少都有其风格特色，何况能够流传至今的，都是经过千百年 来的历史淘洗，留下来的都是金子。而俗文学中的山歌俚曲小说，则大都是“市井俗人”的即兴作品，随意发挥，随口演唱，并不打算束之高阁，传之后人，流芳百世。就是给说书人写“底本”的“才人”，他们虽然都“读过书”，却又都是“读书不成”的士子，不但不是“才子”， 有的还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败子” “浪子”，要求他们的作品中没有错误，期望值不免太高了。可以这样理解：唐人传奇，固然是从杜光庭之类的学者发端的（不是学者，也写不出《虬髯客传》这样的名篇来），但是到了宋代，“评话”走向了民间，“底本”是由“老郎”（师傅一辈儿的说书老艺人）传承加工并口口相传，再经徒子徒孙们的临场发挥逐渐定型的，很有一些“集体创作”的味道。小说之所以能够从市井坊间进入文人雅士的书斋，并出现像《红楼梦》这样里程碑式的皇皇巨著，与曹雪芹等才子型作家参与其事密不可分。

因此，尽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而且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一，但是终究其作者是“才人”而不是“才子”，局限于他们的知识面，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不仅仅是小有存在，而是多得不可胜数，有的甚至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比如《三国演义》中，作者出于正统观念，奉汉室正朔，把曹操写成了奸臣。为了突出“智者”形象，不惜把诸葛亮“妖魔化”，让不是道家的诸葛亮穿上八卦衣登坛作法“借东风”。罗贯中没有当过兵打过仗，也没有学过 布阵的兵法，连纸上谈兵也不会，根本就不知道汉代的战争是何场面、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主观地把不同时间、地点的大小战争统统描写成“大战三百回合”的“斗将”。从此谬种流传，在他以后的小说中， 几乎所有的战争场面都写成了 “斗将”的形式。其实，世界上变幻莫测的莫过于战争场面：攻城战、伏击战、保卫战、包围战、遭遇战，不但名目繁多，而且瞬息万变，随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是特殊场合，哪一次战争，是由两员将军在阵前“比武”，杀得难分难解，并以将军“比武”的输赢定胜负？

不管好歹，《三国演义》总算是《三国志》的“演义版”，只有三分是编造的“小说”成分。至于《水浒传》，那可是只有“一分真九分假' 绝大部分故事都是出于编造（民间传说基本上就是编造）的了。许 多人都说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但是这个老师的史地知识比起学生来，可就差得太远了。开宗明义回，就把已经死了六年的范仲淹从坟墓里请出来上朝，给仁宗皇帝奏本。接着武松从沧州回河北老家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居然会越过老家二百多里跑到山东的阳谷县去，就好像今天有人从北京去南京却错跑到了上海去一样不可思议。

同样，史进从华阴出发到北面的延安去找师父，却居然跑到西面的渭州去了。史进从华阴县到延安府去，只要顺着洛河一直往北去就可以，也不过就四五百里路，有四五天就走到了；渭州可是在华阴县的西面，先要沿着渭河上溯，再沿着泾河往西北上溯，将近一千里路呢。而且华阴、渭州、延安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从华阴到延安去，是永远也不可能经过渭州的。何况这是“两条路线”，一条向北，一条向西，根本就不可能“走错”的。要说史进到延安去经过洛川，倒是顺理成章，但是小种经略相公又不可能驻守洛川（洛川不是“边关”，北面的边关延安，是他的父亲在镇守），无法自圆其说。这说明古代的作家缺乏地理知识，手头没有地图，无法考证，只好信笔胡写。诸如此类的地理性错误，书中可不是一处两处，而是比比皆是。还有西岳华山，人人都知道，那是在陕西省的华阴县，作者却会移山倒海把它搬到华州去了。如果说这些史地错误，可能因为作者手头没有参考书而无法考证，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无法原谅的错误，在于施耐庵比罗贯中更加不善于描写战争场面。不说梁山泊在山东，大冬天的会结冰，连环马的铁蹄根本就不可能在冰面上前进一步，就说其余若干次“反抗官兵”的战役，如果除去了根本就不存在的公孙胜“披发 仗剑作法”的妖术描写，他所写的战争场面就如同儿戏，训练有素的几千官兵居然会在二三十个乌合之众面前全军覆没，这在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简直闻所未闻。

而《水浒传》的缺点，还是在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上。

必须说明的是：《水浒传》虽然出版于明朝嘉靖年间，但是作者的写作时代却在元朝末年。作者不是不知道杀人越货的都是土匪强盗，但是他也知道：要想造反，靠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们摇唇鼓舌摇笔杆子是不行的，只有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强盗们，才能够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为了鼓动这些痞子流氓们起来造反，他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正面话反着说，把一帮土匪强盗当作英雄好汉来歌颂，目的就是为了提倡强悍，鼓励造反。于是，不但善恶不分，只要给他喝酒吃肉就帮着地头蛇施恩去打黑恶势力蒋门神并且滥杀无辜的武松是英雄，杀了镇关西却不敢承担责任居然拍拍屁股逃走的鲁达是英雄，就连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拣那人多处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浑人李逵也成了英雄。所以，《水浒传》的英雄观，是扭曲了的英雄观。这个道理，历代的有识之士不是不知道；朝廷也曾经多次以《水浒传》 诲淫诲盗为由下令禁止此书出版。《水浒传》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 是作者揭露了官民矛盾，在民间引起了共鸣；一方面是造反派领袖都拿《水浒传》当作“造反教科书”，借此书来激励、鼓动人民造反。因此可以说，《水浒传》是一部出于特种需要，在畸形、变态的前提下发 生、发展起来的书。

此外，由于明清时代“小说家”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已经出仕、具有较高地位的读书人，是不屑、也不敢当“作家”的。因此，除了少数有志、有兴趣的文人偶尔参与其事之外，绝大多数小说作家，就是“读书不成”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些“才人”们。一般说来，他们功底不太深，学问不很高，史地知识也欠缺，信口开河的结果是经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典型例子如《济公传》，单就其文学水平来说，在明清小说中只能算是下乘之作。虽然名列“四大神话小说”之一，但是不论文字还是故事，都不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更不如《西游记》。不但结构松散，行文冗赘，缺乏剪裁提炼，前后矛盾重复，而且错误百出。除了举不胜举的错别字之外，错误突出之处，由于评书流传于北方，说书艺人或底本执笔者都是北方人，更主要的是这些人似乎都没有到过南方，因此作者笔下所描绘的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几乎全是北方风貌：写到房子，大都是四合院，正房一明两暗，靠南窗有火炕，炕上还有炕桌。

人物方面，书中的“秦相”，前文说是秦桧，后面忽然又变成了秦桧的儿子秦喜。特别是对浙江的地理环境，根本就一无所知，除了把“衢州”写成“曲州”，并生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县城之外，居然还会移山倒海：济公回老家，居然能够从曹娥江坐船溯流而上直达家乡天台县，不知道曹娥江的源头是一座很高的天台山，从那里发源的是两条小小的山涧，不但不能通船，而且一南一北，和曹娥江更是不同流向的两条水系，根本就无法相通的。好汉们从玉山县到杭州去，不就近到常山县上船走钱塘江，却要老远地跑到九江去绕一个大圈子走长江、南运河！总之，演说济公故事的艺人，历史、地理知识都很贫乏，他们只顾信口开河地编造离奇的故事，而听众又大都是下层社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只要“听着有趣”就行，当时当地不可能也不会有人去跟他们“较真儿”，去为他们订正谬误。于是，据此而写成文字、形成“定 本”以后，就以讹传讹了。

一部历史小说，不管人物和故事如何编造，历史背景是绝不能错的。这不是苛求，而是底线。

因此，今天我们出版明清小说，不论是名著还是非名著，简单的“交代”“说明”还是不能简省的，能够有更清晰明白的注解、导读当然 更好。就是由“才子”曹雪芹写成的《红楼梦》，由于“红学家”们愣拿一部小说当历史，经过他们挖空心思的“考据”“考证”，人为地故布迷雾，已经把《红楼梦》变成了一个大谜团，也到了拨开迷雾见青天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