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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精要”丛书：《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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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精要”丛书：《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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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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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林 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376577

出版时间2017-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0元

货号24539140

上书时间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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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丛书简介：

“大家精要”丛书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丛书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内容简介：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要读懂中国今天的变革，必须读懂晚清民国史。要读懂晚晴民国，一定要读懂李鸿章。本书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教授从李鸿章早年奋斗、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后甲午战败与列强斡旋签订不平等条约，用凝练客观的文字为读者展现了李鸿章传奇、悲壮的一生。



作者简介
  
 王林，1966年生，河南正阳县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出版《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大师的风度与风骨》《山东近代灾荒史》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目录

第1章  三千里外欲封侯

以科甲为庐郡望族

翰林变作绿林

第2章  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

一生事业，无不由国藩而玉成

薪尽火传，青出于蓝

第3章  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

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

弃镇守沪，另简贤员

跃马独出，不作生还之想

驾驭洋将，擒纵在手

第4章  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

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

从军十六年，此为下下签

第5章  中国欲自强，莫如学外国利器

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必先富而后能强

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

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用人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

第6章  一生功过在和戎

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

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反复争论，字字较量

不得不隐忍以图息事

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

第7章  以北洋一隅，搏倭人全国

推原祸始，不得不谓外交遗恨

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第8章  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老来失计亲豺虎

臣实是康党

临事方知一死难

第9章  誉之千万，毁之千万

谥公曰忠，公论斯在

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声誉应作向上提高

时势所造之英雄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丛书简介：


“大家精要”丛书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丛书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内容简介：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要读懂中国今天的变革，必须读懂晚清民国史。要读懂晚晴民国，一定要读懂李鸿章。本书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教授从李鸿章早年奋斗、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后甲午战败与列强斡旋签订不平等条约，用凝练客观的文字为读者展现了李鸿章传奇、悲壮的一生。




主编推荐
   王林，1966年生，河南正阳县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出版《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大师的风度与风骨》《山东近代灾荒史》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精彩内容
 李鸿章晚年在检讨自己的一生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从他一生的遭遇来看，他说这话也不全是为自己开脱，他内心确实有难与人言的苦衷。这些苦衷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理解，百年后，我们是否能对他的遭遇和努力更多一些理解呢？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除了要了解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和西强中弱的大背景外，还要弄清李鸿章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他到底应该对中国近代的丧权辱国负多大责任？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第二章专门论述李鸿章之位置，显然是要读者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李鸿章往往被人称为近世中国之权臣，但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权力既无法同汉代的霍光、曹操和明代的张居正这样真正的权臣相比，也不如近世欧美立宪国之大臣。随着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君主的权力不断膨胀，而所谓的权臣则越来越少。作为大臣，不管身居何种要职，而谪迁生死全凭皇帝一道诏书，能得以善终就算是幸运。因此，满朝文武皆守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之主义，唯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

就李鸿章而言，在他的为官生涯中，除了要承受君主专制制度的暴虐外，还要时刻小心满族权贵对汉人的猜忌和防范。他一生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等职，特别是在直隶总督任上长达二十五年，又创建和控制着淮军和北洋水师，还是晚清外交的主要主持者，应该说是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李鸿章说到底还主要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他之上有军机大臣，更有皇上和太后。清朝自雍正以来，军机处逐渐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机要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虽只是皇上的御用工具，完全听命于皇上，但他们毕竟是接近皇帝的官员，他们的意见有时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他们的日常事务就是代皇帝起草上谕、代圣上立言，其权力之大和对皇帝的影响是地方官员无法相比的。可李鸿章终其一生未曾担任过军机大臣。更不幸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军机大臣皆非与他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

1894年9月30日，军机大臣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责勉李鸿章。李鸿章惶恐引咎，承认“缓不济急，寡不敌众”。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如实答复：“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一听这话便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后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辩解道：“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无话可说。翁、李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李鸿章办北洋水师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的无奈和愤恨。

除了军机大臣外，李鸿章的上面还有皇帝和太后。同治、光绪年幼时，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当皇帝长大亲政后，慈禧太后仍不愿放权，以致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甲午战前，慈禧太后为了筹备六十大寿，极力主和，而光绪此时已经亲政，他在主战派的舆论左右下，倾向于主战。李鸿章身处其中，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慈禧，放手准备一战，又在光绪帝的严厉斥责和主战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兵赴朝，做战争准备。朝廷中的战和不定，使李鸿章和也难和，战更难胜。李鸿章固然对甲午战败难辞其咎，可把全部罪过都算在李鸿章头上也确实不公。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应该说，李鸿章是一个很会做官的人，一生中也基本上是官运亨通。但清朝统治者对李鸿章仍恩威并用，玩李鸿章于股掌之中。1868年2月，西捻军突入直隶，京畿震动，李鸿章因应援不力，被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可此时离他剿灭东捻军，被加骑都尉世职，尚不足一月。朝廷雷霆之怒，无法预料。1894年9月，平壤、黄海之战失败后，李鸿章又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直到1895年2月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时，才得赏还翎顶和黄马褂。1896年10月，刚从欧美回国的李鸿章竟因擅闯圆明园，罚俸一年，不准抵销。原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此时正在主持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必亲往监督视察，圆明园已成禁区。可李鸿章刚从国外回来，不知内情，贸然入园散心，遭此处罚，除自认倒霉之外，又有何话可说。由此可见，李鸿章尽管表面上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但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他的官帽，甚至脑袋，都可以随时被专制统治者轻易摘掉。李鸿章固然缺乏扭转乾坤的勇气和远见，但他更缺乏这样的权力和条件。他只能做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与大清王朝及其君主专制制度一块埋葬。

就李鸿章一生而言，还是梁启超的断语令人玩味：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李鸿章早年志向远大，曾发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狂言。作为科场上的幸运儿，他25岁即考取进士，28岁即为翰林院编修。此后，他奔波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场，历经磨难，终成晚清重臣。他认识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为求强求富，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在对外交涉中，他抱定“总以议和为是”的原则，力避开衅，为此，他外遭列强的威逼，内受舆论的攻击，其内外夹击的苦楚难与人言。战败之后，又是他出面来收拾残局，在谈判中受尽屈辱。当1895年2月清廷遣使赴日议和被拒后，李鸿章不顾年迈，毅然前往，领受这份注定的耻辱。在临行之前，李鸿章曾开玩笑地邀翁同龢一同前往，翁连忙以自己未办过洋务而推辞。李、翁两人一进一退的态度，显示的是对重任的承受或推诿。1898年11月，清廷竟任命76岁的李鸿章为勘河大臣，考察黄河。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李鸿章一开始曾以精力衰颓为由上奏请辞，后还是勉力前行。在四个月的考察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驱驰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标、治本两套治河方案，也算是尽职尽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师被占，太后、皇帝西逃。刚刚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又奉命赴京议和，在人生的暮年再一次充当“替罪羊”。辛丑议和结束后，他又投入与俄国交收东三省的谈判，后，谈判未了，精力耗尽，带着遗恨离开人世。从李鸿章一生的表现来看，“不避劳苦、敢担大任”这八个字，他是受之无愧的。至于不畏谤言，更是李鸿章为同代官僚所不及之处，他内政外交的哪一项活动不是背负骂名、顶着喊杀声前行？

李鸿章终其一生未能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是失败者。李鸿章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他个人而言，正是归咎于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首领，尽管在认识上高出顽固派一筹，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李鸿章眼里，西方的长技仅限于枪炮、船舰、铁路、机器而已，中国的政教风俗仍远在西方之上。而实际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政教风俗，不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其他的一切努力终都难逃失败的厄运。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正是击中他失败的要害。李鸿章也许由于见识不远未看到这一点，也许看到了因顾忌自身利益不敢去做，这就是他的局限所在。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使李鸿章只能做一个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弥缝补苴，苟且偷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为无可救药的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与晚清官场上那些尸位素餐、不撞钟的“和尚”相比，李鸿章无疑是佼佼者，算得上是一位时势所造之英雄，但当时中国更需要掀天揭地、扭转乾坤、转移世运的造时势之英雄，显然这样的英雄李鸿章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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