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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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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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燕、[德] 克劳斯？昆兹曼（Klaus R. Kunzmann）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450597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8元
货号24167245
上书时间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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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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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言
创意城市导向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城市更新
唐燕，克劳斯·昆兹曼（Klaus R. Kunzmann）.著
作为全球运动的创意城市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截至2015年中已有41座城市批准加入，包括我国的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哈尔滨和杭州（图0-1）。创意城市不仅成为城市发展竞相追捧的新范式，也开始成为调动全球不同地区城市发展激情的新运动。虽然“创意”一词听起来前沿、时尚而又前景光明，但进入创意的门槛似乎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高不可攀——贫穷的地区可以因为原生态的文化或手工工艺而获得创意；富足的地区可以从日常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中挖掘和宣扬创意；发达地区则会因为时尚消费和高科技技术应用等而激发创意，基于文化和创意理念之上的“创意城市”为此成为受不同等级城市和地区热烈欢迎的新战略和新标签。看起来，似乎任何一种旨在解决问题或改善现状的开创性行动都是“创意”的体现。英国学者兰德利强调创意城市构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城市在发展中会有无数问题需要用创造力去处理和解决，如传统经济产业衰退、集体归属感缺乏、生活品质恶化、全球化挑战等（Landry，2000），因此创意城市是一个不断以创新方式应对城市问题，努力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建设质量，吸聚文化、投资、商业、劳动力、游客、会议及活动举办方等的城市。广义的“创意城市”是指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为适应不同发展需求，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实现综合发展的城市（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意城市”是指以创意经济为主导开展城市更新改造和拓展开发的城市，涉及产业发展、设施支撑、文化资本和地域营销等（徐玉红，唐勇，2007）。创意城市与城市创新（urban innovation）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性，两者都强调通过前所未有的开创性途径或模式来推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通常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即一座城市会因为饱含创意而实现了创新，反之，一座创新之城也总是深具创意。如果一定要对它们加以区别，创意城市重在体现“创造力（creativity）”，它更多地与文化和艺术领域紧密相关；城市创新则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动态概念，可以是任何领域、技术、制度和人员等的重大变革所促发的城市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意城市是城市创新的一种动力和范式。创意阶层、创意环境与创意场在将创意城市研究逐步推向理论高点的过程中，三个重要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即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创意环境（creative milieu）和创意场（creative field）。整体而言，这三者共同诠释了城市之所以具有创意的核心要素——人、环境和制度，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支撑和互动孕育出了旨在推动城市的经济、文化、技术、空间等高品质发展的城市创意：（1）创意阶层。首次提出创意阶层的佛罗里达，开创了创意城市研究的“佛罗里达学派”（Floridian School），他这样定义道：“对于创意的经济需求由一个全新阶层的兴起显示出来，我叫它创意阶层。美国人大约3800万，也就是30%的就业人口属于这一阶层。我把创意阶层的核心界定为以下领域的人员：科学与工程、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与娱乐……创意阶层还包括了围绕核心的更广泛的创意专业人士群体，分布在商业与金融、法律、医疗保健等相关领域……此外，创意阶层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工程师，音乐家还是计算机专家，作家还是企业家，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创意特质，就是重视创新、个性、差异和价值”（Florida，2002）。这一定义涵盖了所有在任意领域取得大学文凭的人，但是却将许多人拒之门外——尤其是那些没有学术证书的工匠，尽管他们通常比银行家、律师或医生更有创意。事实上，创意群体的跨度很大，既包括相对贫穷的艺术团体、低收入音乐家或演员等所谓“无产阶级”，也包括相对富裕的设计师和软件、游戏等行业中的创意个体。城市中，这些创意群体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极化现象相当明显，但他们之间的网络是高度内部联系和链接着的（唐燕，克劳斯·昆兹曼，2013）。（2）创意环境。“创意城市”概念之父兰德利在其明星著作中提出了“创意环境”理论：“创意环境是一个场所在‘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方面（creative infrastructure）催生构思和发明所要拥有的必要先决条件。它可以是一个建筑组团、城市的一部分，一整座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它是这样的物质环境：为大量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艺术家、管理者、政治掮客或学生提供一个思想开放的、世界性的环境；在那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创造出新的构思、艺术品、产品、服务和机构，并因此带来经济效益”（Landry，2000）。在兰德利看来，美国硅谷和巴尔的摩港口区的艺术和创意产业集聚区提供了典型的“创意环境”，既包括丰富的建筑空间、道路设施、科研和教育机构、艺术机构、文化设施等硬件，也涵盖了创新人才、管理者、开放的交流平台、独特的城市气质、创新的文化氛围等软件。（3）创意场。斯科特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探索了培育创意的系统性组织需求，并称之为“创意场”（图0-2）。“创意场”是产业综合体系内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或一组促进和引导个人进行创造性表达的社会关系（Scott，2006）。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关系”，或者更加简单地说这种“制度”，既反映为不同决策和行为单位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反映为基础设施和社会间接资本（如学校、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的服务能力，是社会文化、惯例和制度在生产和工作的集聚结构中的一种表达（Scott，2006）。创意场是一种空间与制度在地理上呈现的网络系统，包含了创意培育与创意产出之间的交互过程，其系统的完整性将影响到城市的创新能力。“创意场”有三个圈层：圈层是城市文化经济的网络，又细分为文化经济部门、文化经济补充性活动、地方劳动力市场结构三个层次；第二圈层是更加广阔的城市环境，包括传统、习俗传承的记忆空间（如博物馆），视觉景观（都市意向），文化与休闲设施，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教育与培训机会，社交网络等六个组成部分；第三圈层是城市管理制度和群众参与的支撑，经济部门、景观环境与管理制度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城市的“创意”表现。文化与创意的关系创意城市的基础是“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2001年英国作家Howkins在探讨“创造力”和“经济学”的关系时，早使用了这个术语，并认为它涵盖了从艺术到科技的15种产业（Howkins，2001）。“文化”与“创意”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带来“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一词的流行，“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也经常在各种场合中被混用。普拉特认为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的子集，创意产业中广告、设计等组分的文化属性并不强（Pratt，2010）；斯科特则将创意产业定位为那些与文化的象征意义高度相关的产业（Scott，2010）。联合国UNESCO和UNDP联合发布的《2013创意经济报告》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呈圈层式：文学、音乐、表演和视觉艺术等产业具有的文化属性，是为核心的组成；对文化创作有直接支撑作用的影视、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摄影等组成了次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圈；此外是内容更加广泛的遗产、出版、录音、电视、广播、电子游戏等文化性产业；以及广告、建筑、设计和时尚等相关产业（图0-3）。可以想见，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成组分尚存争议，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界定。按照英美的定义，创意产业涉及所有生产创意产品的经济参与者，如设计、建筑时尚、音乐或电影，以及为这些产品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参与者，如培训、事件管理或艺术画廊等。这些产业通常由大型企业和独立、单个、自我经营的艺术家和设计者构成。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设计，手工艺与家具设计，时装，电影、视频及其他音像制品，平面设计，教育和休闲软件，现场和录制音乐，表演艺术和娱乐节目，电视、电台和互联网传播节目，视觉艺术和古董，写作与出版。在法国，高级烹饪包括在创意经济中，丹麦包括了体育，德国则涵盖了游戏和软件产业。《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2006）将文创产业设定为文化艺术，新闻出版，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等九大类。有一些国家将公共部门设施包括在创意产业概念中（例如博物馆、乐团或剧院），其他一些国家则有意将创意产业仅仅定位在需要纳税的行业范围内，它们认为公共设施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环境（唐燕，克劳斯·昆兹曼，2013）。总体上，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十分宽泛，这一经济部门包含了来自美术、音乐、设计，以及日益发展的创意IT技术等领域的企业与企业家。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同定义背后反应的常常是该产业是否应当得到公共支持的潜台词。因此，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内在潜力，不同城市可以修正创意产业的定义以制定出符合本地特点的策略来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创意与城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世界范围内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一曾长期遭到忽视的经济组分的重新发现，已经激发来自地方经济发展、城市旅游、娱乐和文化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与他们的智囊团纷纷去探求文化创意产业对促进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创新、支持并实行不同的项目与计划来提升城市的文化与创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总量在2011年达到6420亿美元，自2002年来以年平均8.8%的增速翻了两倍，同期发达国家的年出口增幅更是高达12.1%（UNESCO，UNDP，2013：9）。文化创意产业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同社会群体针对创意文化产业开展实践与探索的原因则不相同：艺术家、音乐家、设计师和演员希望以此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更好的治理支持，以及更多针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城市规划者将创意产业当作旧工业设施的创新利用途径及城市中心的更新驱动力；地方经济发展部门认为创意产业是新城市经济的先锋力量；传统产业意识到旧产品的创新不得不依赖于文化创意的贡献，创意产业在联系产业上下游和本地劳动力市场体系中至关重要；新生IT产业从新兴的文化氛围和不断优化的城市环境中获益；各种工艺品行业协会得益于他们的独有技艺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旅游部门喜于看到文化创意产业对旅游者和访客的吸引作用；城市市场管理者们看重本地创意氛围在提升城市特色和国际形象上的潜力，这可以引发访客、会议以及媒体的关注；地方知识产业认为创意潜力可以吸引学生和研究者并得到新领域的研究经费资助；媒体发现那些在创意与文化领域实现的个人成就有着极好的公众形象，可以呈现给读者、听众和观察者；市长们意识到对于创意产业和创意氛围的宣传可以美化城市的公众形象，以此吸引投资者和高水平劳动力上述专业群体、决策领袖和游说者们通过文化创意探索来满足他们不同的既定利益。文化创意影响下的城市更新与发展本书的各个章节研究了很多案例，以解释文化创意行动是如何在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及城市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这些案例为激发中国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灵感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这些案例研究并不能为中国城市的创意转型提供路线或是范本，但是它们无疑可以启发那些希望改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城市规划者，为地方政府、规划技术人员和政策建议者提供不同的应对发展挑战的思考视角。全书由3部分组成——“文化、艺术与城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发展”和“创意与城市更新”，每部分包含了5-6个城市与地区的创意城市案例，其中少部分案例已在规划期刊上先期发表。总体上，三部分内容呈现出步步递进的关系：部分作为铺垫阐述了文化、艺术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互动规律，打开话题；第二部分聚焦于城市发展关键的经济动力，从产业视角探讨文化创意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第三部分结合创意城市建设的大趋势，重点探讨文化创意在城市更新中扮演的多元角色。文化、艺术与城市建设部分涵盖卡塞尔、格拉茨、成都、釜山、圣丽塔-杜萨普卡伊5个城市案例。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德国城市卡塞尔，因作为汽车设备和军工制造基地在二战中几乎毁于战火，但文化和艺术却推动着这座城市在近期实现了令人吃惊的重振，5年一次的文献展、封建领地遗产、特色化的艺术品收藏、创意导向的城市再开发等，均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卡塞尔的案例研究展现了城市在20世纪经历特征丧失、物质结构重创、经济实力下滑之后，如何用城市政策解决再定位困境、依托历史遗产和文化遗存克服去工业化时期各种危机的具体途径。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Graz），是“欧洲文化之都”和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设计之都”，在申请和运作这两大文化创意项目的进程中，城市走出了一条新老并置、传统与创新结合、旧工艺与高科技交融的发展道路。在成都，开放与包容的历史文化特征、闲适与自由的市井文化吸引诸多优秀艺术家定居于此，他们聚集的市郊艺术文化区成为文创产业的萌芽，商业资本敏锐捕捉到文创产业的蓬勃前景，并积极介入，使得文化创意更自然与快速的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推动更高端与完善的产业链发展。釜山的甘川洞文化村，展示了通过公共艺术和公共设计改善居住环境、激发公众参与、带动地方综合发展的巨大潜力，也是韩国推行“村落艺术”项目的示范样板。圣丽塔-杜萨普卡伊是巴西一座曾经以咖啡种植和畜牧业为主的小镇，现在通过“创意城市、幸福城市”建设成为拉丁美洲文化欢庆活动、电子信息技术学校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集聚地，这意味文化、创意、革新和合作可以成为小城镇和其他地方重要的发展驱动力。文化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发展这部分首先通过美国的例子，说明了文化产业企业家对于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孕育途径。文化产业企业家的自我雇佣比例极高，其创新性质与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有很大不同，往往既不属于传统劳动力，也不符合一般小企业的发展范畴。因此，美国城市探索出了支持艺术家发展的新方法，包括空间支持、面向艺术家的网站和销售项目、把艺术工作整合到城市企业中、针对艺术和设计的职业现状设定创业培训项目等。对比美国的“音乐之城”西雅图、“艺术家中心”明尼苏达双城、“双年展/车库展”城市圣何塞三地的创意产业政策，可以发现其成功之处均在于充分发挥所在区域的独特优势，强化网络构建以促进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的传播，艺术家、大企业内的小团体等创业者在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扩大化、专业化的艺术设计劳动力，建立新的企业并获得回报，提升了地方创意产业的口碑。在英国，伦敦的创意产业主要表现在广告业、电视和广播业、电影业等门类上，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执政理念导致创意经济的关联政策与程序不断变化，目前的创意产业和文化政策回归为福利文化政策，试图以此振兴出口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企业数据与空间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在空间布局上表现出一些典型特征，例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构成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总体上对集中性的城市空间需求不显著，并呈现出与城市其它功能混合发展的空间特性；大量中小企业对成本敏感，因此低租金地区、税收优惠地区在文创产业承接方面具有优势等。“陶都”宜兴的案例研究全面展示了这座城市基于“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意产业链及相关活动的演进和发展。除了传统文化和艺术氛围传承，宜兴城市政府与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学校、企业、手工艺人共同构建的多方合作协同机制，是创造自由、包容、诚信的城市氛围和促成宜兴历久弥新的真正原因。后，澳大利亚的珀斯（Perth）案例非常特别，是对一个3-5年音乐节计划执行2年后停办的调查，它从财政运作角度揭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创意与城市更新现阶段的城市更新与文化创意联系紧密。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鲁尔区一直是城市复兴的实验室，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老工业区在保护工业遗址和利用文化创造积极的社会政治环境方面做出了如此多的努力。随着埃姆舍IBA公园的项目开展，鲁尔区的文化事件和不寻常的文化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旅游者和媒体关注。英国作为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城市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纽卡斯尔便是如此。然而，这些旧工业用地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而空置，又因为当地房地产市场疲软和需求低迷而开发缓慢。纽卡斯尔的案例探究了工业遗产保护改造的变化，以及这种保护是如何与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联系起来，并更新和转型当地经济基础的。在文化资源丰富的维也纳，城市生产和城市空间之间的新型关系正在重塑，经过几十年的职能分化，生产、贸易、产地和文化的相互促进关系正在复兴。维也纳除了在高雅文化和古典音乐方面的历史优势，新生代的创意工作者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关于创新艺术、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想法以及项目和产品，他们需要并将创建出了遍布整个城市的创意空间。像布达佩斯这样位于欧洲中东部的城市，它们所处的情况和那些西欧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的犹太社区，受当地人和游客喜爱的废墟酒馆得到推行，防火墙绘画、餐馆数目的增多以及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都表明了在以社区为中心的文化规划理念之下，地区的创业、创意和旅游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在北美，加拿大的多伦多正在借助文化创意将“俱乐部岛”休闲娱乐区更新开发为有名的国际旅游地，创意城市概念被用作融合经济复兴、社区参与和场所塑造等多种元素的灵活框架，以保障行动的合法化，促进和提升地区的居住、工作和游憩功能。瑞典的第三大城市和南部商业中心马尔默（Malm.），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不断取代陈旧、传统的产业结构，其成功基于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包括：富有远见的领导者、创新综合的城市和文化战略、稳定获得独特筹资的机会、教育方案，以及可以保证并执行对当地社区的承诺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未来展望放眼世界，各个城市为打造创意城市所采用的实践方式是极其综合、复杂和多元的，既有通过旗舰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重塑都市形象的；也有积极发掘和培育城市创意空间与创意片区的；抑或借助综合的资金和政策措施支持和刺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还有举办或发起文化事件和文化活动扩大创意影响和参与程度的；以及推进文化创意集聚区开发、开展创意城市的研究和咨询、强化创意人才培养等。显然，创意已经成为一个饱受赞誉的词汇，未来它将决定全球众多城市的话语权。城市必须更具创意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无论在欧洲、亚洲还是北美等地均是如此。地方经济依赖于创意与创新才能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生存下去，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本地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路上扮演着前沿角色。更重要的，如今创意被看作是“城市更新”的关键动力——这是一次成功的认知转变，标志着城市更新正在从单单建设舒适宜居的环境以实现城市结构转型向着目标更加综合的下一个时代发展。
导语摘要
本书基于实证，探索了文化、创意、城市发展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与实践推进举措，涵盖的案例遍及北美、欧、亚三洲，从而将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到跨地域的全球层面之上。每个案例都由熟知其始末的本土学者或规划师撰写，以确保探索的深度和准确性。案例整合在统一的结构框架之中，用以对比和呈现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城市文化创意发展途径及其经验启示。著作旨在分享和传播文化、创意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关联的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策略，以推进我国城市规划的文化思考和创新实践。？ 对于城市规划师、政策决策者和城市开发管理者以及创意人士而言，它是一本糅合各方前沿视角的深度读本；对于有意一睹欧美亚创意都市风尚的旅行者来说，它又是一本有趣的解码书。
作者简介
唐燕? 博士，副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00年、200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先后获工学学士与工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2007-2008年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TU Dortmund）空间规划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为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访问学者；2008年底留校执教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并担任《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杂志编委委员和责任编辑；2015年访学麻省理工学院。现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中心建筑学学科评议组秘书。?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城市更新、区域治理等，已参加国家及省市级重点科研课题十余项，在国内外期刊、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过德国洪堡基金、国家自然基金、“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子项）、*人文社科基金等资助课题，曾获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求是论坛”论文竞赛奖、第五届全国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佳作奖，出版有《德国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治理与协作》、《城市设计运作的制度与制度环境》、《创意城市实践：欧洲与亚洲的视角》等著作。
克劳斯•昆兹曼（Klaus R. Kunzmann）? 博士，教授（退休），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1967年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建筑学院，1971年于维也纳工业大学（TU Wien）获博士学位，1994年获纽卡索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upon-Tyne）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被多特蒙德工业大学聘任为教授，并主管空间规划研究所至1993年。1993年至2006年（退休），担任欧洲空间规划学院的让•莫奈讲席教授；1987年至1990年，任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首任主席。克劳斯•昆兹曼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巴特莱特规划学院（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和台湾新竹中华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学会（RPTI）的荣誉会员，此外还作为客座教授在多所欧美高校及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中国大学任教。? 1990年代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经济部开展“创意经济对区域发展的潜力研究”以来，克劳斯•昆兹曼始终致力于创意城市的研究，已与他人就文化和创意对城市发展起到的作用合作出版了多本书籍。克劳斯•昆兹曼现居柏林，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欧洲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并仍在坚持撰写关于欧洲国土规划、创意城市开发等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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