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史（修订版）

绪论

中国文化史这条绵延悠长的大江河，晚清70余年是它从崇山峻岭、内陆原野冲向蔚蓝大海的路途中关键性的阶段。比起前此的数千年路程，它虽时间较短，却是曲曲弯弯，波澜迭起，水流湍急，壮观而又多变。

说它关键，是因为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史上，晚清时期——1840年以后——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转折历史阶段，即文化从传统跃入现代的转折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政治动力的驱动下，传统文化在人们充满怨恨的声讨声中加速没落，而来自西方的近代文化则因了中国人满怀期盼的人工“移植”努力，而加快在中国出现并成长。但无论是否是人工的作用，近代文化——从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表现，正是在晚清时期在中国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从量的角度看，只要我们略作回顾便可以看到，那些被我们称作是“现代性”（或曰“近代性”）的新事物、新观念，除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的以外，还有什么没有在晚清中国登台亮相呢？从质的角度看，近代文化（从有形的到无形的）正是在晚清时期积累、构建，并初步成型、初具规模和形态，打造成“麻雀虽‘嫩’，五脏俱全”的体系的。当今中国恢宏的现代文化大厦，正是在此基础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或已在晚清显现雏形，或已在晚清萌芽破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当然更不会有现代。而所谓壮观、多变，是指晚清中国的近代文化确实是领域宽广，丰富多彩，变动剧烈，气象万千。短短70余年时间的晚清文化运动，几乎浓缩了数百年西方文化史的内容，席卷了各个文化领域，多色彩、多声音、多变幻，已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甲未唱罢，乙甚至丙、丁都争着登场，热闹喧嚣，奔跑跳跃，浮光掠影般地走过了西方数百年文化史历程，着实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无论是浓缩，或是浮光掠影，它总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从而使整个历史进程呈现出阶段性：    阶段（19世纪初至19世纪50年代末），是近代文化的萌发阶段。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资本主义萌芽说，可以确定的是，至嘉、道年间（19世纪初），传统社会的内在动力已经把中国文化推进到了近代社会的大门。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集中表现的传统学术，其内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裂变，经学已被其中的异己分子撕开了一道裂口，那些对现实社会危机焦虑不安的士大夫急急忙忙地探寻着学术“致用”（救世）之路，探寻着能致国家富强的新“义理”，亦即探寻学术告别“昨天”走向“明天”的路径，从而使中国文化步步向近代逼近。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也没有找到终突破中世纪壁垒的门径。然而历史已不能再等待。就在中国人以慢吞吞的速度徘徊于中世纪与近代之间时，已不耐烦了的英国人驾着战舰打上门来，不仅给清帝国的君臣们狠狠的一击，给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之刺痛感，同时也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人由此发现了“天朝”以外不同于“天下”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更是具有划分文化时代的“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意义上打破“天下”、华夏中心主义锢蔽的“世界”，是代表着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世界”。因此，发现世界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找到了终突破中世纪而走向近代文化的门径。尽管这一路径的发现和方向的调整并非自觉的，尽管这是一条走出中世纪的“旁门斜径”，但是其结果的确是使中国人由此提前迈向近代文化。

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是近代文化的初兴阶段。    所谓“旁门斜径”，亦即中国文化向近代发展，主要的并不是主体自觉的结果，而是外在的刺激和推动。因而中国人首先发现并进入的并不是近代文化的正门——文化主体的近代自觉和文化本体的发展，而是它的边缘。这一特征在6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强力震撼之下，一些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政治上的）朝廷、以（伦理上的）“求仁”，而是以国家及国家富强作为的目标追求。相应地，他们提出了以国家富强为视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探寻富强之术的过程中，中国人先后从西方文明体系中发现了超乎中国人想象的“力”——包括“无坚不摧”的“兵势”、“事半功倍”的“制器之器”等，发现了能救国家于贫弱、有利“民生”的“富”——即近代意义的“末富”“富商”“富民”，发现了内涵博厚深邃的“学”——向客观世界“求物事之理”的知识体系，并努力引进和传播这一知识体系。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人以引进的方式启动了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开始了不自觉的近代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甲午战后至1900年），是近代文化的发展阶段，自觉的文化运动时期。    所谓不自觉的文化运动，主要是指甲午前的文化运动之主体是封建士大夫营垒中的洋务派，其根本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自觉、主动地去进行近代文化运动，他们只是在文明规律的牵引下，以类似于剥笋的由外而内的程序，不经意地启动了近代文化运动。至甲午战后，从文化运动的主体说，那些已达到近代文化初步觉悟的青年士子取代了洋务派的地位，充任近代文化启蒙的承担者，自觉、主动、积极地开展了以“中西会通”为方针的“兴西学”活动，并着手构建中国的近代文化——“新学”，从而将中国近代文化推进到发展阶段；从运动的内容说，这一时期随着文化运动的深入，启蒙主义者外受西方榜样、内受同光年间社会观念及关系变化趋势的推导，发现了“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开始自觉地将文化运动指向个体。可以说，所谓发现“民”、肯定“民”的地位，是戊戌启蒙主义者们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肯定人的价值，而“民权论”则只是肯定人的价值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呼唤人的价值的篇章；所谓发现“智”，则是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肯定和呼唤；而“开民智”口号及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人文主义指导下的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推进，实质上是对人的理性自觉的期盼，对人的解放问题的初步探索。而作为这一时期发现和张扬“民”与“智”、文化启蒙运动深入开展的外显成果，则是新知识体系的初步形成和近代文化体制雏形的架构。

第四阶段（1901年至1911年），是近代文化进一步发展和民族新文化建设时期。

庚子事变以后，试图阻扼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顽固势力基本丧失了话语权，而戊戌维新运动以来所积聚的近代文化势能则迸发出空前的活力，不仅将近代文化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更是完全确立了中国文化的近代方向。所谓文化的近代方向，即在前阶段“民权论”的基础上，启蒙主义者进一步发现了“国民”，并且将国民主义推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观念。这个核心观念的政治诉求为祖国主义（建设民族的国家），而以民族主义为思想武器。这一组观念既适应当时中国国情，也主导了近代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文化运动的主体，是那些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想全新的新型知识分子；文化运动的方式，则是比戊戌时期更为深化和成熟的“中西会通”，它继续前此的文化运动的方向，即学习和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同时也致力于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粹部分，以构筑民族新文化；文化运动的内容，则是本着“国民主义”这一核心观念，致力于国民的文化启蒙（打造新观念和普及新知识）活动，以及知识和观念的传播机制、创造机制（学术体制）的建设，世俗化文化事业（包括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传播媒介等）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新文化体系。这一过程，不自觉地把近代文化运动导向关注“人”、解放“人”的目标。可以说，20世纪初真正可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时代。没有它，就不会有中华民国的问世，也不会有数年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开启的现代文化运动。

如前所述，晚清70余年几乎浓缩了西方数百年文化历史过程，因而内容相当丰富，可以说丰富得有些“拥挤”。但纵观整个“拥挤”的晚清文化运动，仍能够看出有四条主线贯穿整个过程。

这里需要说明，我之所以说是以下四条主线贯穿整个文化运动的过程，是基于我对文化的认识：文化是由外显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行为活动和思维活动），居于中间层起着基础或曰支持作用的知识系统，作为核心发挥了指导、驱动或限制作用的价值观念这样三个层次构成的人的能力体系。文化史作为人作用于自然物的方式、状态及其不断递进的人的能力演进过程，是一个从价值观念经由知识体系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生生不息地做由内向外推移、又由外向内反馈的同时性运动的体系。同时，作为后发外生型的晚清中国近代文化，又有其不同于早发内生文化类型及文化史的特点，即它主要是在外部危机胁迫下强行启动，并引进西方已有成果而向前推进的。因此，晚清近代文化运动便由这四条主线所构成：   

其一，引进并融会西方文化的过程。这又主要表现为中国人不断发现近代的历程。

近代中国后发外生型的特点，决定了晚清的文化运动不是像西方国家近代文化发展历史那样主要是内在因素日积月累的过程，而是以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为主要方式开展的近代文化运动，即不断地向外发现—消化—实践、再发现—再消化—再实践的过程。而且就像“发现”这个词一样，与它的近义词“创造”相比较，具有被动的意味。晚清的近代文化发展历史不是像西方国家文化史那样不断地主动向前探索并创新的过程，而是在不间断的危机催促下，在外国“老师”的教导下，悟一步再走一步或跳一步的过程。所以晚清文化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1840年的次鸦片战争，面对不知来路的敌人和难以想象的武器，清朝君臣们几乎是在懵懵然中拒敌鏖战，又在懵懵然中战败求和，“天朝上国”骤然从天上摔到了地上。中国人不得不平心静气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始明白，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对“海外事”的闭塞、蒙昧。于是战后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知夷事”“悉夷情”的热潮。魏源、徐继畬等思想家编写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通过译自西方的新式地图，以及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地理知识的灌输，以及世界观念的启蒙。中国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以“天朝”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发现了“天朝”以外的世界，产生了近代意义的世界和国际观念。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运动自此有了比较之榜样，发现之源头。

1860年，清政府在东南战场和北京城外，几乎同时遭到了洋枪洋炮武装的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毁灭性打击。清朝君臣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已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并且追根寻源，认为“变局”的根源就是西方武器“瞬息千里”“工力百倍”“无坚不摧”的“兵势”之“力”，于是便把购买代表这种“力”的外洋枪炮列为“救时”和“自强”之“要务”。洋务派由此便把自己拴到了近代文明规律的牵引绳上，其后就不能不接受其牵引和教导。首先是，为了自造枪炮而引进了“制器之器”，创办起军事工业企业，从而把魔力无穷的大机器工业引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又看到了“制器之器”所具有的超越“兵势”的工业文明之“力”，即“民生日用”产品的制造和市场意识等。中国人开始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自觉。

近代工业文明的引进，又引导中国人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富”，以及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不仅洋务派们把注意力和活动重点都转向了“求富”，创办那些并不直接为朝廷提供自强“利器”的矿山、电报、纺织厂、轮船局等民生日用企业，而且也引诱了那些高官、富绅、巨贾，或堂堂皇皇、或隐姓埋名、或独资、或合伙地向这些求利事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发展工商业被洋务派作为“有所不能废”的“治天下国家”之策。启蒙理路又合乎逻辑地推出了“富强”论更深的内核：“富民”。这实质上是向人们指示了一个与强化封建统治相反的资本家阶级的文化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热心洋务的人士不再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称为“艺”或“技”，而是称为“学”，认识到这个西来的“学”是火器、机器等的知识基础，进而又认识到它是一个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学问体系。说明中国人已经发现，除了传统的专言人伦之“道”的经学外，还有一个对于中国更为“有用”、应该“急为讲求”的“求物事之理”的学问体系。于是，引进西方学术成为当时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冯桂芬代表这一趋势，将这个学问体系称之为“西学”，并提出了“采西学”的主张。“采西学”活动在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兴盛，洋务派开展了设立译书机构、创办洋务学堂等越来越开放、积极的引进西学的活动。这些活动给包括洋务派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的近代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甲午战败的教训，西方经验的启示，以及对同光以来社会变化的感悟，使中国人发现了“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从而推动文化运动由外在的文化客体（“力”“富”“学”等）指向内在的文化主体（“人”）。启蒙主义者提出了“兴民权”主张，旨在提高“民”的政治地位，也可以说是以曲折的方式肯定人的价值；提出了“开民智”主张，旨在使“民”摆脱蒙昧，达到理性的自觉。启蒙主义者在力图搭建君与民共主国政的政治架构之同时，也搭建一个近代知识体系和近代文化体系。

庚子以后，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使20世纪初的近代文化运动以不可逆的汹涌气势向前奔突。危机下的中国人在进一步的向西方探寻中，发现了国族观念、国家观念是应对危机的思想武器，而国民观念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于是，启蒙主义者提出了“祖国主义”以强化国人的国家意识，提出“民族主义”以构建国人的国族意识，提出了以“国民主义”作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在这组观念的指导下，文化启蒙围绕着“主权在民”的中心开展；政治文化向着构建民族的、民权的国家奔跑；文化建设向着民族的、融会中西的、世俗化的文化体系进行。

在这样的冲突、融会、发现、消化和实践的螺旋式过程中，中国文化一步一步地向现代方向前行。

其二，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    

价值观念是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文化的演进在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价值观念在社会要求的推动下不断地更新，并不断地推动着整个文化体系变革活动的历史。

数千年来，在儒家文化框架内，中国人一直是以“仁”“善”等伦理准则作为价值追求。但嘉、道以来的中国社会内部危机，尤其是1840年以后的外来威胁，迫使中国人从关注人的道德善恶移向关乎国家存亡盛衰的政治问题，并把国家“富强”确立为价值准则。自此，“富强”成为整个近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但有关如何使国家富强的具体价值目标，则屡有革新。两次鸦片战争中军事上的惨败，使中国人看到了“兵势”之“强”的重要，于是“兵势”之“强”（“自强”“求强”）成为当时有识之士追求的价值目标，开展了学习外国“坚船利炮”、引进欧美的“制器之器”，以及译介西方声光化电之学的活动。随着“求强”活动的深入开展，“制器”业内在的“富”被有识之士发现并置于“强”的前端，成为价值目标，有识之士开始把“求利”“商富”“民富”等观念视为天经地义，从为“浚饷源”而设厂制造，到为“殖财养民”“富在民生”而“重商”，孜孜“求富”的活动依次开展。当“民生”“商”被作为“本”而进入中国人的价值视野时，价值指向也就进一步往文化的根本问题伸展。尤其是甲午战败，促使许多志在救国的中国人形成这一共识：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根本在于民是否有权，于是趋新志士将“民权”确立为文化运动的价值目标，开展了建立以“民权”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改革活动和旨在“智民”的“开民智”活动。当然，这一时期趋新志士追求的“民权”，离“人权”范畴尚有较大的差距，它实质上只是国家富强目标落实于政治领域的一种表述；但也要看到，从追求国家的“强”与“富”到追求“民”的“富”与“权”，毕竟是文化运动在向肯定个体价值的方向前进。而且，当“民”的政治权利问题被悬为文化运动之的时，作为“权利”之基础的“平等”便很快显山露水，成为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尽管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重心并无多大变化，但非常明显的是，当“平等”被确立为价值取向后，文化运动的触角便进一步指向更深处，即在政治问题上，体现一国之民人人平等的“国民”“国民政治”“国民主义”等概念成为权威性的话语，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成为当时几乎是举国上下共同认可的原则，因而体现这一原则、即为保障国民平等的议会、宪法、三权分立等制度设置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文化建设活动也以“平等”为准则。教育以及各项文化事业都在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渐渐地从以群体为本位向个体为本位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解放口号，正是20世纪初提出的“平等”原则的逻辑发展。从追求国家“富强”，到以“人”的解放为指向的价值观念变迁过程，正是文化革新由表层深入至本质的过程。

其三，知识系统更新的过程。

人类知识积累与创造的历史，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在社会实际的召唤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在对旧有知识做扬弃或承继的同时，也进行着新知识的创造、传播或引进的活动，并且使知识转化、落实为社会实践活动，不断产生出有形、无形的人类文化成果。

传统的知识系统基本上是在以儒学为主干的经、史、子、集四部类之内。到清代中期，中国人不仅不认为这个知识系统落后于世界，反而常常以此傲视群“夷”。当两次鸦片战争“华夏”为“夷”所败后，知识落后的事实才被士大夫中的有识者所承认、所正视；但对于西方知识的认识和引进，则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19世纪40到50年代，一些士大夫震于“夷人”船之坚炮之利，开始重视并探究附着于夷人船、炮之上的“技”。“技”只能说是知识系统中的表层部分，但中国人一旦将“夷人”之“技”作为自己知识系统中应有的内容，原本的一元知识体系也就变为多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格言失效了。而且，中国人由此打开了进入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一扇门户。所以19世纪60年代后，在新的战败耻辱的刺激下，中国人进一步放宽视野，看到西方人的知识并不限于船炮之“技”，在“技”的后面存在着一个绝不浅陋的学问体系——“西学”，于是开始了“采西学”的过程。尽管出于政治和伦理上的敏感与警惕，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对“西学”——西方近代知识的学习和引进被限制在“用”或“末”的范围，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从制造技术到基础理论）也正是通过“用”或“末”的途径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