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语文——张必锟语文教育论集

张必锟先生的《我教语文》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也是语文圈同仁期盼已久的，他早该出版这样一部专著了。必锟先生命我作序，开始我还有些为难，继而想到他生于1927年，属兔，今年是他的“米寿”。我以此文作为给他的寿礼，岂不更好？这么一想，我也就乐于从命了。

我1994年7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工作，很快就赶上*修订高中教学大纲，人教社启动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在报到后不久的一次教材统稿会上，我就认识了必锟先生。据张定远先生说，1981年他主持编写人教版初中语文实验课本《阅读》时，邀请几位有经验的语文名师参加，必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此算来，他为人教社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我们讨论教材、商量编务时，不管大会小会，社内社外，北京外地，总少不了他，可以说是他“不领工资的编辑”。因为那时他刚退休，时间有保证，而且身体朗健，几乎是招之即来，有求必应。有时就在编辑室和我们一起吃盒饭。那时写稿子，年轻人已用上电脑，他还是手写在人教社特制的大稿纸上，一笔一画，工整规范。凡有所引用，都剪下贴好，真正能做到“齐、清、定”。有一次临走时，他从土色布袋中掏出一个空胶水瓶，要倒一些胶水，说回去贴稿子用。我对他的勤俭敬业表示敬意，常常给他多装些稿纸胶水。在当年参与人教社语文教材编写的几位社外前辈中，他跟我交往*多。

必锟先生是湖南辰溪人，他的名片上印着“五溪布衣张必锟”，低调而典雅，想来源于李白“闻道龙标过五溪”或杜甫“五溪衣服共云山”的诗句吧？他有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他本人和大妹必琴都是语文教师，母亲虽毕业于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但因受累于家务，未能当上教师。他中学六年上的是教会学校。1946年他同时考上中大（今南京大学）外语系、复旦新闻系、北大教育系。先在复旦读了两个月，但当教师的愿望终于使他离沪北上，在北京大学，前三年读教育系，后三年转读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中南海业余中学（兼职）、女五中、北京一四〇中学、北京一三三中学（现已并入六十六中）等校。在人教社，他工作勤奋，所编教材、教参累计二百余万字，所以公认他是人教社“不领工资”的编辑、中语室的“功臣”。周正逵先生曾说，那些年“人教社中语室的每一套教材，都流过必锟兄的汗水”。

必锟先生个头不高，面庞清癯，眼睛不大，却十分有神。说话语速较慢，时或期期艾艾，属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一类，但一板一眼，不烦辞废。接触既久，方知他在私塾读过《论语》《孟子》《诗经》。说起课文中的篇目，《论语》多少字，《师说》多少字，《过秦论》多少字，他总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自谦没有多大本事，就是从小注意背诵。大约强记了一千多首诗词和近百篇文章，比如李白的诗歌近千首，他只记住了一百来首；杜甫的诗歌一千四百多首，也只会背诵二百来首；苏、辛词各记得二十余首。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所以他讲古诗文基本上不用看书；凡要求学生背诵的，他都背给他们听，把背诵视为引导学生进入古诗文境界的一个重要手段。

记得1997年冬，我们借高中教材在南昌统稿之机，召开高中新教材研讨会，请必锟先生在南昌铁一中借班上课，讲《五柳先生传》。课前他先唱了一首江西民歌，让学生感到亲切，课堂气氛也显得轻松。接着便吟诵课文，然后让学生模仿他的声调朗读，边读边看注释，不懂的字句可以相互研讨，解决不了的，他再加以点拨。不到40分钟，学生不仅理解了课文内容，而且都能当堂背诵。这堂课，教师举重若轻，别开生面，给与会教师留下深刻印象。课将毕，他想到滕王阁就在铁一中附近，于是又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背诵起王勃的《滕王阁序》，居然一字不落。背诵结束，下课铃响，教室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必锟先生英语底子较好，后来又自学过俄语。他认为外语对语文教学很有用，讲语法修辞，可以拿来作比较；讲外国作品，读读原文，体会就会更深些。他曾试译过苏联中学的《文学教学大纲》，还把巴甫雷什中学（苏霍姆林斯基任校长兼语文教师）学生的练笔习作译成中文读给学生听；能用俄语背诵高尔基的《海燕》，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晚年常读英文小说以自娱。喜诗词，每有兴会，即以诗词纪游写意。

有一次，我陪齐冲天先生（原郑州大学教授，语言学界有“王力四大金刚之一”的说法）到位于万明路的张府拜望。齐先生是必锟先生北大中文系老同学，曾接替必锟先生当过中文系常务（即系会主席）。寒暄过后，必锟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美酒共饮。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饮酒中间，他忽然站起来说：“古人钟鸣鼎食，我不会击钟，就弹一曲钢琴吧！”于是坐到钢琴边，先弹奏贝多芬的《献给爱丽思》，又弹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为这次见面增添了欢乐色彩，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必锟先生酷爱音乐，不仅经常“独乐乐”，而且更爱“与人乐乐”。我听说有这么两件趣事：*件，人教社初中实验教材编写小组统稿时，住在松公府（原北大理学院旧址）西小院。晚饭后，他们常开“音乐会”。张建华先生（郑州教育学院）拉手风琴，必锟先生拉小提琴，章熊先生（北大附中）引吭高歌，有时会引来一群孩子围观，不时拍手叫好。第二件，1984年8月人教社在兰州召开新教材培训会，他和章熊、张建华都去了。会后参观刘家峡水电站，那是个阴天，他们几个爱音乐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加上辽宁鞍山特级教师欧阳代娜（著名作家欧阳山之女）也是个“音乐迷”，便“老夫聊发少年狂”，一路唱着他们青春时代的歌曲，如《大路歌》《热血歌》《毕业歌》等，一曲接一曲，唱个没完，同车的年轻人都静静地听着。车快到刘家峡时，太阳突然从云中冒出，这时全车不分老少一同唱起《白毛女》里的“太阳——出来了——”。人们在愉快的歌声中下了车。

必锟先生又热爱写作，除了给报刊写文章外，还以写作的方式为公众服务。1984年北京广外滨河公园建成，他起草建园记，经市政府领导略作修改，刻了石碑，被誉为现代版的《岳阳楼记》。北京大观园落成，他应邀撰《北京大观园记》，已故张厚感先生曾作《有赠》纪其事：“燕园却忆柳如丝，酒醉万明话旧时。赫赫观园碑有记，二爷再见食胭脂。”

必锟先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勤勉治学，脚踏实地，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教师。收在这部《我教语文》里的，就是他大半生心血智慧的结晶。书中大多是有关古诗文教学方面的，也有作文和现代文教学方面的。他的许多观点都深得同行推重，比如，学文言非诵读不可，只有诵读才是培养语感的正确途径；语文教师不但应成为本行当的专家，还应当成为博学多识的杂家，等等。至于书中其他内容，如教学设计、古代文化常识、文章评改以及诗词作品等，相信读者自能体会，借鉴吸收，就不需要我在这儿饶舌了。

冯友兰88岁那年曾给同龄好友金岳霖写过两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作为晚辈，我也衷心期待着必锟先生的“白寿”乃至“茶寿”，愿以此文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