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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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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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罗兰·巴特 著，屠友祥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9060
出版时间2016-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4049009
上书时间2024-11-0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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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Z》、《恩底弥翁的永睡》及倾听
倘若可以想象一种文之悦的美学的话，则其该包括：大音写作(lécriture à haute voix)。此具声音之写作〔它根本不是个体语言(parole，言说)〕，是无法实践的，但它无疑是阿尔托(Antonin Artaud)所建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所要求的。现就此讨论一下，仿佛它存在着一般。
在古代，修辞学包括已被经典诠注者遗忘并删却了的那一部分：表演(actio)，一套宜于促进话语之肉体展裸出来的程式：它涉及表达的场所，演员似的雄辩家“表现”其愤怒、同情之类的场所。大音写作则不具表现力；其将表达之务交给了已然存在之文(phénotexte)，交给了通讯之规则符码；其属于生成之文(génotexte)，属于意指过程；其并非由戏剧式的抑扬顿挫、微妙的语势、交感的音调运载着，而是含孕于声音的结晶体(le grain de voix)内，此结晶体乃音质与语言具性欲意味的交合，其因此而与语调一道也可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实体：左右自身身体的艺术(在远东戏剧内，由此而有其重要地位)。自总体语言结构的音声来考虑，则大音写作不属音位学，而属语音学；其标的不在于信息的明晰，情感的戏剧效果；其以醉的眼光所寻索者，乃为令人怦然心动的偶然物事，雪肌玉肤的语言，某类文。自此文处，我们可听见嗓子的纹理，辅音的水亮，元音的妖媚，整个儿是幽趣荡漾之肉体的立体声：身体之交合(articulation)，总体语言结构(langue)之交合，而非意义之交接，群体语言(langage)之交接。某种歌唱艺术(引案：巴特似指意大利歌剧)可赋予此具声音之写作一个观念；可因为旋律死了，如今我们在电影上更易于发现此。电影其实只需密集地录下了个体语言(parole)的音声(密集是对写作之“结晶”、“纹理”的通解，至为简括)，以其形体性、感官性，使我们听见喘息，喉声，唇肉的柔软，人类口吻的全部风姿(那声音，那写作，鲜嫩，柔活，湿润，微细的肉蕾，颤振有声，一如动物唇吻)，就足可将所指成功地逐至边荒，把演员的无以命名的身体顺当地插入我的耳朵：它呈肉蕾状，它硬起来，它抚摩，它抽动，它悸然停住：它醉了⑧。
倾听者的静默与讲话者的言说将是一样的举动：“倾听言说着(lécoute parle)，或可说：正是在这个(历史或结构的)场域，精神分析的倾听出现了。”⑨献辞所称的“学生、听众及朋友的倾听”，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将整个身体收纳于声音内，或者说，声音处于结晶状态，具体可见的物质状态，这是指言说具有的身体性。如此，声音便处于身体和话语的融接处。静默的倾听能够言说着，就是因为倾听者凝缩为耳朵，成为身体，与话语交融，则产生它的声音。照此看来，《S／Z》得以写定，形成声音的结晶体、具体的书写物，就是因为学生、听众及朋友的身体和话语交接的过程，因为他们的言说过程，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的倾听。
萨拉辛初闻意大利音乐，初见赞比内拉，竟达到谵妄的状态，狂喜的境地，其生命力的实现，也是由于他的倾听，由于他将整个身体化作了耳朵。萨拉辛生命的终毁灭，同样是由于声音和身体的缘故，赞比内拉是阉歌手，使萨拉辛狂喜的声音出自一个不能使他狂喜的身体，赞比内拉的声音终不能成为有形的物质性，无法处于结晶状态，失去了身体性，终使得萨拉辛无法倾听。这是倾听和凝视不能交融的结果。
意大利音乐，在历史、文化、神话诸层面，业经提要钩玄(卢梭，格鲁克派和皮契尼派，司汤达等)，含有“肉欲”艺术、嗓音艺术的义蕴。失去性器官的歌者，(照严格意义上的象征反转说起来)，以否定的方式展现了某种性欲质体(意大利歌喉)：这倒转是合乎逻辑的(“那种天使般的嗓音，那种娇脆的嗓音，除了妳之外，自任何身体发出来，都该是种异常。”在第445，萨拉辛对拉·赞比内拉说道)，经有选择的畸形发展，性器官的密度仿佛只得弃却身体的其余部分而凝留在喉咙内，吸引一切与之相连接的机体潴蓄到声音的通道来。于是，一被阉的身体播撒出汹涌狂乱的情欲，而此情欲又被倒流回那个身体中：阉歌手明星受到歇斯底里观众的喝彩，女人爱上了他们，佩着他们的肖像，“臂膀上各一张，项链上一张，鞋扣上各两张”(司汤达)。此处勾勒出了这种音乐的性欲特质(与其歌唱特性相连)：它是润滑的力量；相连接是嗓音特有的性状；润滑的型式是机体的，“勃勃生命力的”，简言之，是精液(意大利音乐“狂喜地喷涌而出”)；歌唱(其性质在美学中常遭忽略)具有某种一般性的机体感觉，它与身内、肌肉、体液的感觉联系极为紧密，远逾于与“印象”的联系。嗓音是一种扩散，一种慢慢插入，它漾遍身体的整个表面，洸遍皮肤；且延展而为一条通道，界限、类别、名称荡然无存(“他的灵魂化为耳朵。恍若每个毛孔都在倾听。”第215)，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幻觉力量。因此，音乐拥有全然不同于视觉的效果；它能起臻于性高潮的作用，深深撼动了萨拉辛(第243)；当萨拉辛努力适应(为了随意重复)他在沙发上寻求的极度狂喜，欲训练听觉是他的桩事体；况且萨拉辛钟爱的，正是赞比内拉的嗓音(第277)：这嗓音是阉割的直接产物，是缺陷所呈的完满而相连接这一表面形迹。润滑的反义词(已遇到过多次)，是中断，分离，格格声，混合，古怪：被排斥出狂喜的体液充胀之外的一切事物，不能把已分成的短句(乐句)(phrasé)重新接合起来的一切事物，已分成的短句(乐句)含具一种珍异的含混价值，因为它既是语言的，又是音乐的，在意义和性欲两者都具有的充胀之中接合起来⑩。
巴特与他的学生、听众及朋友则倾听萨拉辛的倾听，倾听他的无法倾听。由此，《S／Z》便写定了。——然而也是欲望和恐惧共存着。阉割的无法倾听的恐惧甚至是《S／Z》构成的动力。
倾听包括了无意识的掩藏形式：“隐含，迂回，增补，延迟：倾听接纳了多义、多元确定、重叠的一切形式。”“倾听是能动的，它担当起在欲望的活动内就位的职责，其中所有语言都是一种舞台：必须重复一句，倾听言说着。”在艺术领域内，被倾听的，不是某种所指、某种确认或破解的对象的显现，而是“种种能指的四散、闪烁，不停地重新处于一种倾听的状态，这倾听又不停地产生新的能指，从不阻断或固定意义：这种闪烁的现象，可称之为意指过程(signifiance)〔以与意指结果(signification)相区别〕。”“没有什么法则以某种尺度约束我们的倾听：倾听的自由一如言说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听众及朋友倾听的自由，经由主体际关系，实现了巴特的叙说乃至书写的自由。巴特为什么这样强调倾听以及倾听的自由呢？私意以为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或许有点关系。有关《萨拉辛》的研讨班是从1968年2月开始的，五月风暴起，便中断了。直至1969年1月，方继续下去，到8月结束。9月，巴特至摩洛哥的拉灞忒文学院任教，期间重写了研讨班的内容，成《S／Z》一书。研讨班的课程说明前后有两份，第二份开列的阅读书目中，研究导师发表的文章部分里有一篇《写下事件》，刊于1968年11月《传播》杂志第十二期。六八年五月风暴的言说具有其历史的独特性。那时街上满是表情冷漠的人，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注意，双眼低垂，但耳朵一意倾听着举至脸部高度的半导体收音机，就这样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类形貌标本。巴特觉得这是五月风暴的不寻常处。无线电传声的言说与事件相互紧密黏合，事件随着言说而出现，以气喘吁吁、激动人心的口吻，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了解时事，不再是印刷品的事儿，而是言说的事儿。”历史事件本身和对历史事件的报道完全交融在一起。这历史事件就是人们在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言说。主体际关系的弥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即对象，对象即我。言说着，言说着什么呢？言说着倾听，倾听着什么呢？倾听着言说。所以巴特1976年与罗兰·阿瓦(Roland Havas)合写的《倾听》一文再三说：“倾听言说着。”于此可知其中的消息。身体和话语合为一体，它们直接在场，因为声音直接在场，如此，容我重复一遍，声音便处于身体和话语的融接处。那同样的声音，就在现场发出着，同时也在收音机里面发出着，事件本身的言说和对事件作言说，两者一体，且并现。
“热腾腾的”历史，处于正在发生过程中的历史，是一种听的历史，听觉再次成为它在中世纪所处的情景：不仅是诸感官之首(处于触觉和视觉之前)，而且是确立认知的感官(如对路德来说，听觉确立了基督教的信仰)。这还不是全部。(记者的)报道言说与事件混合得这么紧密，和眼前之事毫无间距(想想某些街垒之夜，就足够了)，竟具有了其自身的直接而同体的意义，拥有了进入当下即刻可理解的径途；这意味着，报道的言说就是事件本身。(用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来说，若不赋予意义，就什么也理解不了)。行为和话语，事件和证词，其间渺渺无涯的距离，变得细薄了：自此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维度，与其话语直接接合，尽管所有历史“科学”与之相反，都负有确认这种距离的任务，以便对其进行核对。无线电传声的言说提供给运动参与者的消息就是在他们的行为所及的范围内(离他们没几米远)，因而收音机成为身体的延伸物，成为人造耳朵，成为新科幻小说的某些示威游行者的器官，不惟如此，因时态的强制，行为的直接回响，它甚至转变、更改了事件，简截地说，它写下了事件：符号和对符号的倾听两者的混融，宣读(lecture)和书写(écriture)的可转换性，这在别处是求之不得的。经由那番书写中的革命，现代性试图达到的正是这种境地。
言说(包括倾听)和书写的相互混融及转换，消弭了书写是记录言说的符号这层后与先的关系。对符号作倾听，则符号言说着，书写之物开口说话。手举收音机倾听着，这是一种身体动作，一种象示(象形书写)，而收音机言说的恰是这一身体动作、这一象形书写，两者互为含纳，无主次，无前后。身体从收音机中听到的，也就是身体的耳朵从所处的现场听到的，因而收音机等于耳朵，成为身体的器官。书写之物开口说话，这是身体和话语相融而发出的声音。言说和书写为什么能达到这般交融和转换的境地呢？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在场”。
德里达对书写观念的追回，以及柏拉图以来的言说至上的看法，在1967年德里达的《论书写语言学》出版后，形成两大准则。巴特借五月风暴事件，对此作了颇为耐人寻味的说明。
言说(parole)不仅仅是实际所说的，而且是自口头表达转录(说得更确切些，翻译)而成的，它们很可能是被印刷(或油印)下来的；与身体、个人、想望听到之类相关联的，正是一切“请愿”的声音，而不一定是革命的声音。书写整个儿是“发明之物”，和旧的象征体系作了令人晕眩的决裂，是语言的所有方面的突变。这就是说，书写一方面完全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行为(这个阶级制作的，实际上是一种印刷下来的言说)，另一方面，实际的事件只能提供书写的微不足道的断片，一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并不一定是印刷下来的；对书写的种种追回，对言说的成体系的居于首位，我们都看作是不可信的，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革命的借口，两者都是倾向于保存旧的象征体系，拒绝将其本身的革命与社会的革命结合起来。
五月学生运动之初，高等研究学院的研究导师葛德曼(Lucien Goldmann)建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comité d action)。巴特则称预备开设研讨班，是关于“语言和学生运动或语言和革命的关系”。学生们轰然大笑。巴特和格雷马斯的研讨班的学生合并成一个语言行动委员会，这两位研究导师轮流来参加革命。适值格雷马斯当班，女学生卡特琳·芭楷珂磊莽(Catherine BackèClément)来宣布：“我刚参加了哲学系的全体会议，我们表决通过了一项提案，它的结语是这样的：‘显然，结构不上街。’”次日，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巴特说：‘结构不上街。’我们说：‘巴特不上街。’”对不上街游行，巴特没有直接的辩解，但说到别的事情，或许可以从中探得消息。譬如这样的说法：“我的身体不强健，不能取歇斯底里的方式。”巴特感兴趣的，是经框架确定了的姿势，抑制住了的歇斯底里。“偏嗜波德莱尔的句子，曾数次引用(特别是关于兰开夏式摔跤)：‘在生命的重要时刻，姿势的夸张的真实。’他把这种过分的姿势叫做内在指导力量(numen)(这是神宣判人类命运的静默的姿势)。内在指导力量是凝固的、永存的、抑制的歇斯底里，因为它终保持着静止，受着长久的凝视的羁束。于是我的兴趣在姿势(只要它们业经框定)，庄重的绘画，哀婉动人的场面，抬眼凝望天空，等等。”巴特著作中谈及五月风暴，除那篇《写下事件》之外，多是用暗示的笔墨，粗读不大看得出来，而在《萨德，傅立叶，罗耀拉》书内，则有一段明确的说明。
要求(Besoin)所处的区域是政治，欲望(Désir)所处的区域是傅立叶所称的家庭。傅立叶选择家庭来对付政治，他创立了一种家庭乌托邦［但乌托邦可能是种另外的东西吗？乌托邦从来就不可能是政治的吗？政治(所有语言内起码的一种)就不会处于欲望的区域吗？在1968年5月，有人(on，或可译为“我”)向索邦大学自发组成的一个小组提议，研究家庭乌托邦——此人毫无疑问想到了傅立叶；得到的答复是，这措辞太“考究”(造作)，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的)；政治是排逐欲望之物，除非在神经症(政治神经症，或更确切地说，政治化的神经症)的形式下欲望才能重新回到政治中来］。
巴特对政治的看法的关键，乃是认为政治的要求是冷感的，因而提出家庭乌托邦来召回被政治驱逐了的欲望，使之在要求中实现，也就是使政治处于欲望的区域。然而乌托邦是“不可能之事”，专意于这类乌托邦，这类欲望的乌托邦，就是一种神经症。乌托邦也可以是一种政治，则这种神经症是政治化的神经症。但学生们没有理解(或者是非常理解，因而有太“考究”的断语)，引得巴特数年之后还是情绪涌动，连用了三个反问句。巴特自己对神经症有明确的界定：
神经症是种权宜之计：不是在“健康”方面，而是在巴塔耶(Bataille)所谈及的“不可能之事”方面(“神经症是对某一终极的不可能之事的过分认真而畏惧的理解”云云)；然而这权宜之计是使写作(和阅读)成为可能的。因而我们便来到了这悖论面前：文，譬如巴塔耶或其他人所作者，写了出来，以抵御神经症，自癫狂的中心，于文自身内，将其遏制住，不过，倘若文欲被读的话，则少许一点神经症对勾引它们的读者是必要的：这些骇人之文同样是媚人之文。
故，每一作者的箴言，如下：癫狂我不会，正常我不屑，神经症我是。
巴特的“欲望”、“要求”、“不可能之事”之类，应该说都是有所指的。当时学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将你的欲望当作现实！”“作一个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物！”把截然分离的两重并提。(“将你的欲望当作现实！”可以与巴特的反问比照：“乌托邦可能是种另外的东西吗？乌托邦从来就不可能是政治的吗？政治就不会处于欲望的区域吗？”)“作一个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物！”这里面没有对不可能之事作过分认真而畏惧的理解，因而没能形成神经症。神经症没能在要求中形成，则此要求在巴特看来是冷感的。
革命期间，巴特和格雷马斯那个合起来的研讨班(语言行动委员会)内，学生们不停地讨论着一切，说着空话。而教师则没有置喙的余地，惟在答复质问时，方有说话的权利。这与巴特心目中的研讨班的理想状态大相径庭，在此没有倾听，无法形成声音的结晶体，不产生书写(写作)。瓦尔(Franois wahl，他在1974年曾和巴特等人到过中国。巴特去世后，他将其文章先后编成《明显与暗钝》等五部书出版)回忆道：“罗兰实际上完全不喜欢六八年，不喜欢六八年，正是因为这是种发言……。因为在近景，譬如索邦大学梯形教室里，那儿发生的事情，是言说，不是书写，他似乎觉得照文字方面看来，言说是种颓败，据文(texte)方面看来，言说更低等了。”
不同小组和派别之间投身于运动的力量的共同之处，基本上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整个五月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共同之处的策略和辩证上的移易，都是通过(à travers)和出于(par)(这标志了语言的途径和原因的混融)传达、记者招待会、声明、空谈。不仅仅是运动有它的语言，而且实际上运动就是语言(……)：正是言说以某种方式塑造了历史。
学生的言说四处泛溢，也涂写遍了教学楼及其他地方，“可以在表面上——或许也在本质上——把大学的造反界定为攻克言说(Prise de la Parole)(一如我们说攻克巴士底狱)。”五月风暴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纲领，如果有的话，也就是反对一切现存秩序，为何要反对，以及将来建立什么，皆付诸阙如。反复阅读巴特《文之悦》“三、絮咿”这个断片，觉得似乎就是针对着五月风暴来说的，除了上面所引的关于神经症的一段，还讲及“一种乳儿的语言”，“急不可待，不假思索，发乎天真，啧啧嗒嗒的幽微的奔泄”，“毫无目的的吮吸的姿态”，“口欲的激动”，分明是运动里学生们盲无目的地不停地言说的状貌。而“你针对我而说以便我可读你，然而我只是你倾卸此说的人物而已；……就你来说，我不是一个身体，甚至不是一个对象”，则活脱脱是革命时研讨班上研究导师没有说话权利的境况。
我得到一文。此文烦扰我。可称之为絮咿。文的絮咿仅是语言的泡沫而已，受写作之纯粹需要的影响而形成。我们在此不是对付反常，而是与要求打交道。作者结撰他的文，使用一种乳儿的语言：急不可待，不假思索，发乎天真，啧啧嗒嗒的幽微的奔泄(这些含乳的音声，卓绝的耶稣会士凡吉纳康将之设想为介于写作和语言之间)：这是毫无目的的吮吸的姿态，一种尚未分化的口欲的激动，将产生口福之悦与语言之悦这两种口欲搀合了。你针对我而说以便我可读你，然而我只是你倾卸此说的人物而已；在你眼中，我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象无形(依稀有点儿母亲的样子)；就你来说，我不是一个身体(corps)，甚至不是一个对象(我可不在乎：我并不是生命需要确认的人)，而仅仅是一个宜于吐露的场地，接纳物。或可说，此文讲到底是你全然不醉之际写成的；这类絮咿之文便是一种冷感之文，犹如一切要求皆是冷感的，直至欲望、神经症在要求中形成了为止。
1975年出版的《罗兰·巴特自撰学记》，述及布莱希特为什么必须介入政治的看法，“譬如我想和少量的政治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不想成为一个政治主体。但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大量政治的客体。那么，必须或是政治的客体，或是主体；别无选择；什么都是或什么都不是，是不可能的；如此，我将介入政治，似乎是推卸不了的；我将这样做，确定其中的分寸，我实在做不了主。事已如此，我的整个生命必须致力于政治，甚至为政治而牺牲，都是完全可能的。”介入了政治，在其中就成为政治的客体还是政治的主体，要想有所平衡，是做不到的。巴特觉得布莱希特这席话仿佛是特别为他写的，因为他总是想给政治划定界限。但他不能划分政治现实和普泛而重复的政治话语，便无法介入需要划定界限的政治，故“不上街”。普泛而重复的政治话语是他要摒弃的，这种摒弃纯粹是基于语言的立场、写作的立场作出的，语言是他的生存之地，是生命的外化。为什么要放弃重复的政治话语？原因在它是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每一种语言一旦被重复了，即顷刻成为旧语言。如此，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巴特称很愿意成为政治的主体，意在以语言(生命)来书写，而不是言说。经由书写，自身的身体的书写：“矛盾的历史旁观者：敏感的、渴望的和沉默的政治主体。”以此介入政治，实现政治意义。“他的居地(环境)是语言：在那儿，他接受或拒绝，在那儿，他的身体可为或不可为。将他的作语言用的生命献给政治话语吗？他很愿意成为政治的主体，却不想作政治的言说者(parleur)(言说者：滔滔不绝地讲述话语者，乱讲瞎扯者，同时是公布者，以手势表示者)。这是因为他无法把政治现实和普泛的、重复的政治话语分离开来，他不得政治之门而入。然而由于这种阻碍，他至少能够实现他所写之物的政治意义：他仿佛成为某种矛盾的历史旁观者(目击者)：敏感的、渴望的和沉默的(这些形容词不必区分开来)政治主体。”1975年11月，福柯在纽约参加“反文化”研讨会，他在会上就抉择何种方式进行斗争作的声明，可以看作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说：“我认为，1960年以来，既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意识、法西斯主义描述的种种新形式，也出现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新形势。6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验、能力、个人选择、意愿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在如下情况下的位置：在既能使法西斯主义形式出现——可能很遗憾，这些形式未被发现，或者被人们过于轻易地接纳——又描述这些法西斯主义形式，试图使之遭到唾弃，并确定什么是可以采取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特殊形式的地方。”“我认为‘您是在写作还是在战斗’这个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今天它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近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特殊性，不包括理论或历史分析与具体斗争相脱节的问题。”福柯的意思很显豁，认为写作就是战斗。
五月风暴时的研讨班，或者说学生辩论会，“都缩减为事实的残渣”，巴特认为这是言说的结果，是用来“将死”对方的语言的劣力量的结果。“政治弄得变成了絮咿，也重新进入语言的位置，如何能没有悲哀地宽容这一事实？”语言成为冷感的要求，无欲望，无书写，这是拿生命作语言用的巴特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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