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 简易哲学纲要（精装本）

              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一表现为先秦子学，再表现为宋明理学。此外佛教哲学在魏晋至隋唐有较大的发展，此不具论。总之宋明以后，独立之哲学日趋衰微，哲学思想往往消融到实际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中去，真个是“道混成而难分”了。而清儒重考据、倡言“由宋返汉”的结果，尤使形上之风趋于淡薄。影响之下，清中叶直至晚清以还，包括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虽然不无自己的哲学思想，却不是以哲学的专精而名家的。正如蔡元培所说：“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蔡元培还说：“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所以哲学史是哲学界重要的工具。这50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征候。”因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给予相当的肯定，称其为“部新的哲学史”。但胡适的《大纲》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叙论，还不是作者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蔡元培本人是重视哲学的，早在1901年，他就写了《哲学总论》，提出哲学是“原理之学”“心性之学”和“统合之学”，且将宇宙区分为“物界与心界”，并以理学、哲学、神学之三分括尽世间之学问。这是中国学人次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来陈述现代哲学观，时间比王国维初的哲学美学论文还要早些，其对现代学术的奠基而言，实非常重要。1910年他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伦理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1915年他编写的《哲学大纲》，虽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的《哲学导言》译述而成，其中亦不无他自创的思想。另外他还翻译了德人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和日人井上圆了所著之《妖怪学讲义录》以及《柏格森玄学导言》等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著作。1923年他撰写了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1924年又写《简易哲学纲要》。至于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更是他的终生所好，《康德美学述》《美学的进化》《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育》等，都是他有名的论著。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这得力于他1907至1911年在德国的留学生涯。除刚到德国的年先在柏林学习德文，第二年开始，便正式到来比锡大学哲学系就读。他选修的课程包括：冯德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新哲学之历史及早期之心理学概论”，以及Brahn的“叔本华的哲学”、Bichter的“哲学基本原理”等。特别是哲学家冯德的课，蔡先生每学期必选。他说：“冯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他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此可见蔡先生对冯德的敬仰之情以及冯德哲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冯德在讲哲学史时颇涉及康德美学思想，而且“注重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这给蔡先生以极大的启示，促使他“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说：“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来比锡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德国哲学的思辩精神，对蔡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甚至他的教育思想，也受到冯德一派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摩曼的影响，因为摩氏把心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教育学和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瑞士大学的讲稿”，另还有《实验美学》和《现代美学》两书。蔡先生受其影响，已开始一项美学的实验，后因回国未能全部完成。

           　蔡元培是伟大的。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叫你永远不能忘。他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进学、成为秀才，20岁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受旧式教育，却有新的思想。对康、梁变法，他是同情的，但亦不满于康的妄动。他的思想其实更倾向于革命。他是仕途、学问、人格均成功的人。新旧人物对他只有敬仰，而无异词。民国以后，他次第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建立所作之贡献，前无先路，后无来者。他对教育的贡献，首先在于学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作之贡献，不亚于教育。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针对社会上有人指责北京大学腐败，说入北大求学者都是为了做官发财，蔡先生说：“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北京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这是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这样的话，现在没有人再说得出来。

            然而事修而谤至。攻讦得见学问的是林琴南发表在《公言报》上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蔡的答书除对林所攻讦的“铲伦常”“废古书”两点予以辩明之外，并庄严申明他办大学的两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选摘）

             中国哲学，可以指目的，止有三时期：
             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

             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

             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

             从此以后，学者觉得宋明烦琐哲学，空疏可厌；或又从西方教士，得到数学、名学的新法，转而考证古书，不肯再治烦琐的哲学，乃专治更为烦琐之古语学、古物学等。不直接治哲学，而专为后来研究古代哲学者的预备。就中利用此种预备，而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他曾著《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两书，颇能改正宋明学者的误处。戴震的弟子焦循著《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书，阮元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篇，能演戴震家法，但均不很精深。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人物。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擅长的是数学。他又治论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他译的早、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掸。严氏在案语里面很引了“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在，必其两利”等格言。又也引了斯宾塞尔乐观的学说。大家都不很注意。严氏于《天演论》外，注意的是名学。彼所以译Logic作名学，因周季名家辨坚白异同与这种学理相近。那时候《墨子》的《大取》《小取》《经》《经说》几篇，《荀子》的《正名》篇也是此类。后来从印度输入因明学，也是此类。但自词章盛行，名学就没有人注意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要的关键。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及其他杂文中，常常详说内籀外籀的方法。他译穆勒的《名学》（Johu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可惜止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名学浅说》（ W. S，Jevons：Logic），自序道：“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可以见严氏译穆勒书时，是很审慎的，可惜后来终没有译完。

             严氏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他的自序说：“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盖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的《原富》（A.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C. D. S. Montesquieu；Spirit of Law），以传播法律哲学。彼在《原富》的凡例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可以见他的选定译本，不是随便的。             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 Jenks：History of Politl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             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话，现在更没有人讲得出而且大半也不敢讲了。 1919年5月4日，以傅斯年为领袖的北大学生（亦有他校学生）京城大游行，又烧了赵家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视为“失职”而必须辞职。但他迟至5月8日才提出辞呈，原因无他，盖作为北大校长的他，深知当局逮捕学生是错误举动，如果他不能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同样是失职。故5月8日学生获保释后，他立即提出辞呈。而当大总统不接受他的辞呈，指令他“认真擘理，挽济艰难”，他来个自我放逐，登一则启事，自行离职去天津了。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选摘）

             中国哲学，可以指目的，止有三时期：
             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

             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             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

             从此以后，学者觉得宋明烦琐哲学，空疏可厌；或又从西方教士，得到数学、名学的新法，转而考证古书，不肯再治烦琐的哲学，乃专治更为烦琐之古语学、古物学等。不直接治哲学，而专为后来研究古代哲学者的预备。就中利用此种预备，而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他曾著《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两书，颇能改正宋明学者的误处。戴震的弟子焦循著《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书，阮元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篇，能演戴震家法，但均不很精深。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人物。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擅长的是数学。他又治论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他译的早、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掸。严氏在案语里面很引了“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在，必其两利”等格言。又也引了斯宾塞尔乐观的学说。大家都不很注意。严氏于《天演论》外，注意的是名学。彼所以译Logic作名学，因周季名家辨坚白异同与这种学理相近。那时候《墨子》的《大取》《小取》《经》《经说》几篇，《荀子》的《正名》篇也是此类。后来从印度输入因明学，也是此类。但自词章盛行，名学就没有人注意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要的关键。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及其他杂文中，常常详说内籀外籀的方法。他译穆勒的《名学》（Johu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可惜止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名学浅说》（ W. S，Jevons：Logic），自序道：“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可以见严氏译穆勒书时，是很审慎的，可惜后来终没有译完。             严氏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他的自序说：“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盖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的《原富》（A.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C. D. S. Montesquieu；Spirit of Law），以传播法律哲学。彼在《原富》的凡例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可以见他的选定译本，不是随便的。

             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 Jenks：History of Politl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

             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 他说：“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辞得痛快，走得潇洒。此种出言行事，百年以来可有第二人？因探讨蔡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所作之贡献，而连类其人其学其言其事其行，文不能尽意，到此停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