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笔记 第七编4 精装

《全宋筆記第七編四》包括： 《愧郯録》《桯史》。

《愧郯録》十五卷，岳珂撰。是書題曰‘愧郯’，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官，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岳珂以爲士大夫作爲朝官員，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有愧於古人。故是書所記，多涉宋代之典章制度，參攷價值甚高。

《桯史》十五卷，岳珂撰。是書記兩宋軼史、雜事，共一百四十條，關乎北宋者不足四十條，餘皆爲南宋時期的時事，不少係親歷親聞，如開禧北伐、泗州塔院、二將失律、慶元公議、淮陰廟等條，有可補史書之詳者。雖記事偶有失誤，如宣和御畫條誤以康與之爲詩作者，已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正，然總體言之，不失爲宋代史料筆記的上乘之作。

朱易安，女，1955年生，上海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化典
籍系主任；女子文化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早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
作，历任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副教授等。

曾去日本昭和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社会学术团体的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韩
愈研究会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理事等。在国内外有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的影响。多年来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
学》、《版本学》、《中国诗学史料学》、《唐诗与中国文化》、《唐代文学文献学》、《唐诗学史》等课程。独立承担的《唐诗学发展史研究》课题曾获国家社科
项目基金的资助；《唐诗与音乐》等数项课题曾获*全国高校古委会以及市*的科研基金资助。

傅璇琮，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运动遭受错误批
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月23日
15时14分，傅璇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戴建国，男，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全宋筆記第七編四》包括： 《愧郯録》《桯史》。

《愧郯録》十五卷，岳珂撰。是書題曰‘愧郯’，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官，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岳珂以爲士大夫作爲朝官員，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有愧於古人。故是書所記，多涉宋代之典章制度，參攷價值甚高。

《桯史》十五卷，岳珂撰。是書記兩宋軼史、雜事，共一百四十條，關乎北宋者不足四十條，餘皆爲南宋時期的時事，不少係親歷親聞，如開禧北伐、泗州塔
院、二將失律、慶元公議、淮陰廟等條，有可補史書之詳者。雖記事偶有失誤，如宣和御畫條誤以康與之爲詩作者，已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正，然總體言之，不
失爲宋代史料筆記的上乘之作。

朱易安，女，1955年生，上海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化典籍系主任；女子文化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早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副教授等。

曾去日本昭和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社会学术团体的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韩愈研究会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理事等。在国内外有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的影响。多年来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中国诗学史料学》、《唐诗与中国文化》、《唐代文学文献学》、《唐诗学史》等课程。独立承担的《唐诗学发展史研究》课题曾获国家社科项目基金的资助；《唐诗与音乐》等数项课题曾获*全国高校古委会以及市*的科研基金资助。

傅璇琮，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运动遭受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月23日15时14分，傅璇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戴建国，男，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卷 

祖宗徽稱

國初，親廟謚皆二字。藝祖上賓，李文正昉上初謚以六字，而後列聖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貺洊臻，登封降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謚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謁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爲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聖祖降延恩殿，告以長發之祥，閏月乙亥，復加二字，親廟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謚，仁皇以澶淵之功不著，詔益以‘武定’，爲八字始用。天聖二年，初郊奉册，因郊增謚，蓋昉于此。慶曆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爲不刊，弗復可增益矣。然仁宗、英宗之謚，增於元豐六年屢郊之後；神宗之謚，增於紹聖二年大饗之餘；哲宗之謚，增於崇寧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制宜，而初郊舉典禮猶未爲永制也。徽祖以紹興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諱問始至，龍輴未還，緜蕞廟祔。至十二年，既安禹穴之棲，其冬，詔加謚。明年正月戊戌，奉册，己亥，上親饗太廟。蓋清祏甫寧，因山適畢，遂躬款謁，追用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報者，從變禮也。孝宗以後，始定用升祔後遇郊，即前詔議徽號。詔書若曰：‘某廟宜加上十字爲十六字，如祖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册告本室，而後行躬祼，率以爲常，至于今不廢。乃若僖祖以熙寧王安石之議，正東嚮。大觀之元，遂有‘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獻武’、‘睿和至孝’之號，嫓之親廟，增者十二焉，蓋一時之制也。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間有不盡然者，不多見也。國朝初定，藝祖謚止曰‘英武聖文神德’，太宗謚止曰‘神功聖德文武，皆未以孝爲號，祥符始增之。自後列聖稱天之誄，必以百行之首薦於鴻名。蓋嘗攷之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而五。自初謚中即備其三，曰‘文’、曰‘武’、曰‘孝’。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欽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蓋張忠獻浚、陳文正康伯當國，上議初非有他，蓋用太平、淳化、乾興故事，先摭聖德之盛者而表之。如近歲光考謚曰‘憲仁聖哲慈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則無不備者，故藝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真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仁宗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欽既止仍六惠，不復議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猶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徽宗紹興十二年之增謚，以權臣擅命，輒於徽稱有所抑揚，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攷之藝祖、真宗之謚，初亦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敢以是而寓意於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户部尚書張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自以議上，而議文則檜之兄直學士院梓實爲之。戊寅，詔檜撰册文，則册文又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揆情訂迹，何以慰在天之靈乎！神宗初增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哲宗曰‘顯德定功’。崇寧三年，詔定神宗今謚。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爲二十字；而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蓋蔡京當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崇，雖非故事，猶愈於檜之無君云。

崇政改謚

宗廟改謚册告，於禮爲重。祥符五年，以聖祖諱，因增謚而易藝祖‘睿文’、‘聖功’二字，實不得已耳。崇寧、政和間，始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章聖謚有濮園諱，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濮安懿王諱，其在真宗皇帝謚號内者不避，應奏者，以黄紙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宗廟，於體不得不然邪？若慶曆以來，后謚或更，蓋從夫之義，與此異也。

P11-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