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

中文版序

　　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写作的一年里，我时常骑车去燕园一角那局促的温宅拜访温德先生，听他口述人生。当时温德先生已经九十七岁，他几年前曾被一辆自行车撞过，后来就几乎瘫痪在床。不能站立走路是一桩痛苦，但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也如影随形，只偶尔有片刻的清醒。连读书读报都不能，温德先生已徘徊在生死边缘。他问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减轻他的痛苦，我竟无言以对。也许死亡才是他能期待的慰藉。但是，一个念头划过我脑海，也许我可以为他做这件事：把他的人生讲给世人听。我还有一个略微自私的目的：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听温德先生讲他的人生也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 

    在中国，温德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好友包括陈岱孙（经济学家）和吴宓。他与吴宓一起设计的课目为中国各重点大学英文系所效法。温德还与蜚声国际的英国学者瑞恰慈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基本语教学项目，但该项目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日寇入侵而流产。温德交友很广，其中还包括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二人曾一起向美国国务院陈情，要求停止对国民党的支持，虽然失败了。

    如果温德先生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书生，我也许不会对他那样好奇。温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冒险家、画家、阿黛尔·戴维斯（Adelle Davis）营养学的追随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动家。他曾为了保护学生和同事而与国民党官员作对，面对将刺刀刺伤他小腹的日本兵，他以怒目吓退之。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业，也曾努力保护闻一多，可惜后者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的暗杀（温德与闻一多初相识于芝加哥，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与闻一多关系很大）。 

    30年代的北平，用蒲乐道的话说，“是一座历经五个朝代浮沉的灿烂城市”，温德在此有滋有味地生活着，涵育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趣与追求。但随着历史大幕一道道拉开，他发现自己处乱世，身如浮萍，比如沦陷时期的北平，为了护卫清华校产而与日寇起争执，却徒劳无功；后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饱受物价飞涨和每日空袭的摧残。

　　温德的晚年愈加凄惨，他不但是个洋人，还是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欺辱。在北京大学，他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只能编写英语学习材料，以便同事们就教学问题来求教时给予一些指导。但这时的温德已经学到了中国式的隐忍，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边散步成为他的幸福一种。但瘫痪在床之后，他的乐趣也被剥夺，内心的平静终于崩塌。

我静静地聆听温德先生讲述他的人生，也保证会把这一切付诸文字，希望以此给他带来些许慰藉。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而命运选择了我来做这个事情。我无比感谢能有这份幸运。感谢北大校方，感谢我曾访谈过的温德的多位同事与学生。他们让我得以认识温德先生，对温德先生的认识拓宽了也丰盛了我的人生。

先生之于中国，可谓有温度，有大德，是为温德先生。

伯特·斯特恩，1930年生，长期执教于美国Wabash College，现在为Milli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English

中文版序
**章 流亡的印第安人
第二章 抵达
第三章 清华
第四章 瑞恰兹与中国正字学会（1923—1937）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正字学会
第六章 保卫清华
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
第八章 联大之困
第九章 正字学会的终结
第十章 重回美利坚
第十一章 昆明的胜利
第十二章 奋斗
第十三章 回家
第十四章 谁丢失了中国
第十五章 冷战到来
第十六章 闻一多的骨灰
第十七章 中国解放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九章 再见，温德

先生之于中国，可谓有温度，有大德，是为温德先生。

伯特·斯特恩，1930年生，长期执教于美国Wabash College，现在为Milli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English

章流亡的印第安纳人原文为“Hoosier In Exile”，在美国，“Hoosier”指印第安纳州人。——译者注
那个冬天的空袭多发生在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之间，温德据此制订计划，上午工作两三个小时，下午从三点工作到六点。他习惯了随时揣上那些他眼中的重要之物，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打字机、眼镜；一个公文包，内有他所管理的中国正字学会的文件；一件军用隔水大衣，他在壕沟里躲避枪林弹雨时可铺在身下。这成了每日必经的程序，他在家信里说，“和欧洲的情形相比”，只是小儿科。
尽管如此，对他这样一个“新来者”而言——他从北平南下昆明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见到目瞪口呆的女人如看门狗般坐在自家爆炸后的弹坑里”实在愉快不起来。由于没有成过家，温德免去了这种注视。他个人遭受的损失发生在1940年11月他刚来没多久时，小偷劈门而入，用撬杠弄开了他的行李箱。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私人财物（包括赫尔墨斯便携打字机），不久前他搭卡车在滇缅公路上颠簸十四天尚能保住这些东西。在这一段历险记里，有爆炸的桥梁，疟疾，没完没了的官方拖延，司机企图偷他的行李，明明白白看到“五辆卡车在一天之内相继跌入悬崖，或是坠崖后躺在那儿”。见温德1940年11月24日写给Ivor和Dorothea Richards的信。我所拥有的此类材料存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AC）特藏：Herbert Stern藏书（未分类）。
他形同小丑，穿着朋友们给的款式各异的衣服——不过，在昆明，1940年的冬天，一个发色灰白、憔悴、衣着混搭、身高超过1米8的美国人不算是一道奇异的景观，因为此时此地混杂着军人、本地居民，来自山区的少数民族，还有迁徙而来的大学师生——他们很多是步行至此的，从北平到西南地区有两千多公里，他们要在日军攫取了北方的厂房机械之后保存大学的实力。
通常，空袭预警会尽早拉响，以便城内居民取道东门逃入山林，一路上得半个小时。偶尔，飞机也能避开耳目，在道警报响完之前就进到城内。那便是一片混乱。人们逃向狭窄的东门，头顶贵重物品。老妇人背上绑着婴儿，鸦片吸食者带着烟枪。跛子，学生带着整包书，裹脚的主妇怀里揣着钟，或有其他宝贝藏在身上，与富人的汽车、官方的卡车混杂在一起。见温德1940年11月24日写给Ivor和Dorothea Richards的信。我所拥有的此类材料存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特藏：Herbert Stern藏书（未分类）。在温德抵达之前的几周，他亲密的朋友，苏格兰人吴可读（Arthur PollardUrquhart），刚刚死于左膝伤口恶化而致的并发症，他受伤是因为某天刚到门口就被一辆卡车撞倒。见温德1941年1月15日给M.C. Baflour博士的信，RAC Special Collections: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温德则像个喜剧角色，当警报如塞壬歌声响起，他和助手往山上跑，抬着一台沉重的办公打字机，温德从英国领事馆借了它来代替那台丢失的赫尔墨斯。有时他陷入窘迫——有次是在墓地，他置身坟墓之间以躲避流弹，经常或轻或重发烧，因为熟睡时被耗子咬到，染上了当地的斑疹伤寒。正如一位中国朋友对他所说，“在这儿，现在没有时间变老、染病、死亡”。温德1940年11月24日给瑞恰慈夫妇的信。Volume Ⅱ, 1940—1946, RAC Special Collection (Unsorted).
在滇缅公路染上的腰痛，发展成了坐骨神经痛，让他几乎筋疲力尽。有天，值他甫抵昆明一周，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门蜂拥的人群后面，而他从来没有去到山林那么远。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十二月，每当飞机袭来，他坐在潮湿的稻田里，一动不动，而飞机的枪膛正在射击，不时往人群扔下手榴弹。两个学生死了，但温德，像往常一样幸运，看着飞行员两次对准他，却与他擦肩而过。因此他安然无恙，只是六个小时里警报解除的铃声都未响起，之后他又冷又湿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动困难，好在他的朋友、英国领事好心借给他一个热水瓶。在昆明，谁的愁苦要是能有热水瓶的慰藉，那是相当不错的。
遭受种种的温德仍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慰藉，虽然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无法遵循传统敬畏死者。此时已经没有葬礼。遗体的处理“尽量安静而迅速”，温德得知皮雷先生——“一位在昆明办了多年英语学校的法国老绅士”的死讯，还是因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学生，肩扛着一副棺材跑向城门。一支竹棍上插着小布旗，上有中文写着皮雷的名字，表示他们正要将他的遗体带出去行葬礼。
有太多需要适应的，但“令人惊诧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国人，很快就适应了。可能是严酷的环境让情感没有容身之地。我在经受恐怖的一天后无法入睡，但我尚未发现学生们也有相同的反应。我有这种情况，高海拔大概是一个原因”Robert Winter,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 from March to May, 1941”, Rockefeller Archives, 601R, RG1, Series 601, Box48, Folder405.。
他十七年前以某种文化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可以讲莎士比亚和但丁，米开朗琪罗和蒙田，贝多芬和莫扎特，有着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是来讲课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在中国发现了一种西方所匮乏的日常文化和礼节。但现在一切文化念头都要抛之脑后了。重要的是得活下来。即便一个人身体可以适应，情感的适应却需要更高的代价。要么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么持续向恐惧敞开，不给想象力留下一席之地。
空袭过后，从山上回到城里，你会遇到：一个女子的半身，沾满泥土，空洞地笑着，倚靠在树根处。路边有一个尘土翻飞、吐着黑水的池塘，乱蝇无数，水面上泛着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只鲜红的小手，手指向天。盖上她的脸……薄棺为何太么窄？没有关系，多的是残肢断片，但这个赤身裸体的胖男子，肩膀还是齐全的，所以只能用铁锹用力压下去。……在我家门口，一个人跪着，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祷中的阿拉伯人。他的头不见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木匠……一个女人爬上被炸毁家宅的废墟顶上，一直在挖刨着，她涨红了脸，脸上闪耀着落日后一道余晖，悲极不成泣。后一句来自Gerard Manley Hopkins的“Terrible Sonnet”, “No Worst, There Is None.” 双眼中有深不见底的痛苦，讽刺的是，她的唇上却尽是木然。
今夜还有时间，“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此句来自 T. S. Eliot的“Preludes”。 ，当你在锁孔里旋转钥匙，吹熄蜡烛，子弹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头，掬一把热泪，直到你再度站起来。床铺杂乱，“在如呻吟的吱呀声中，思绪烦乱”。 From G. M. Hopkinss “Spelt from Sibyls Leaves.” 温德经受着这些，也一直在观察与记录，在悲惨的中心地区继续目击，而大多数旅居中国的西方人早就弃之而去了。到了1940年，中国很明显不再像战前那样是外来唯美主义者眼中的天堂。但温德留了下来，还教书，尽管他认识到他的态度让许多人想起纪德笔下“普瓦捷的被囚者”，当她被解救出来时，已在那个黑暗肮脏的屋子里关了二十年，她坚决不让护士们剪掉她脏乱的头发，给她洗个澡，她有生之年不断在乞求，想回到她“亲爱的小窝”。温德1941年11月11日给瑞恰慈的信。Vol. II,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他为什么留下来？温德与朋友瑞恰慈思忖着这个问题，瑞恰慈已开始暗示他，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这仅仅是一种条件反射吗，像那位隔绝者？是那种叫做“戏剧性的本能”使他害怕“有序世界的沉闷”吗？他留下来是因为他“在物质条件恶劣的这张粗糙帆布上”“挥散嘴角眼角的多愁善感”吗？仅仅是虚荣吗？他在联大这所流亡昆明的学校里每周讲授诗歌课，他的课不得不一再搬到更大的讲堂以容纳更多的人群。
他仍留在中国，纯粹是出自“他畏惧被时光抛下了十八年，还得扫清脑中的蜘蛛网吗？或者他暗暗害怕成为自己在广播里听到的那种美国人？或者害怕文学在更优越的环境里发挥的意义不会那么大？”或纯粹是因为他不可能遗弃那些人们，他们坚持活下来捍卫国家，咬牙“饮下死难同胞的骨血”。他再也没法转身而去，“在这出戏演完之前，不管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是狡诈冷酷”。温德1941年11月11日给瑞恰慈的信。Vol. II,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他留下来，因为以上的理由，而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理由是，他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在北平，他属于一所大学，它器重他，它以中国式的迂回使他有脸面地免于饥饿。“这是肯定的”，他告诉瑞恰慈，中国是世界上他能指望获得那些东西的国家，这一点算是弥补了在这儿生活的弊端。
因此，五十七岁这年，他决然地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居民，远离那并非遥不可及的出生地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兹维尔（Crawfordsville），从此疏离他的国家和同胞。
***
温德出生的1890年，是他家的毁灭之年。先是大儿子约翰，一位以父亲之名命名的铁路工人，死于西部的一起火车事故，出事地点临近科罗拉多州的弗洛伦斯，之后他被埋在此地。快到11月底，小的孩子麦克斯，才八个月大，死于肺炎。而打击他们的是父亲约翰之死，也是肺炎，在麦克斯死后九周就跟着进入了坟墓。罗伯特·温德，才三岁就记得，他母亲的歇斯底里症始于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并且“一直持续到她去世”。罗伯特·温德《恐怖》（打印稿，1977？）。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温德儿时或许多少得到过某种母爱，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父爱。约翰对他来说从未存在过。这个男孩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或者只有一次，某个下午他由一个姐姐引入客厅，“有一具棺材，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她抱起我去看那个死者的脸，告诉我这是父亲。因此我从不知道他，除了那一刻我被举起来看死去的他”。访谈，1984年12月12日。
这凄凉的时刻让他开始成为一个陷入深深孤独的失怙男孩。温德这一生，为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可以做一切他能做的，他这一生也还是孤独的。他这一生都会向人伸出援手，而这种已形成定式的人生经验可能出自一系列非凡的男性友谊。但孩童时，他生活在女性的陪伴之中。
尽管家里损失惨重，约翰（做木匠活）为家人建造的那幢普通的两层楼，就在沃巴什学院西边的沃巴什大道上，仍在升值——虽然不幸的是不及工薪阶层的收入涨幅。约翰撒手而去，遗孀凯瑟琳已经40岁，家里有八个孩子，其中六个是女儿。只有22岁的凯瑟琳，和比她小5岁的玛格丽特（或叫玛吉）在D.W.朗特里的商店有份工作。母亲凯瑟琳待在家里照顾其他女儿——安娜、约瑟芬、玛丽，还有伊丽莎白，大至15岁，小到5岁——以及两个活下来的男孩。
弗兰克，7岁的大儿子，尽量照料好自己，避开一大家女人。这让4岁的罗伯特（第九个孩子），家里小也受宠的男性，过着一种“大佬倌”的生活，由此发展出了这种生活强加给他的性格缺陷。温德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他有次发完脾气之后说：“我是这样一头野兽，因为我童年时代完全被宠坏了。我被养成一个暴君。只要我举起一个指头，她们就会服侍我。”与赵林克悌的访谈，1985年1月19日。温德就这样长大，无需与一个限制他的男性权威作斗争。有极少的几次他在被违逆时，无奈地跑出屋子，平躺在路中间，等着路过的二轮运货马车或四轮车来碾，以胁迫家里那些一时怠慢他的女人赶紧遂他的愿。他轻而易举获得的权力，应归功于他对这家人近乎蔑视的冷漠。但使他在成长中被宠坏，缺乏家庭感的，不仅是父亲的缺席。虽然他这一生对园艺的嗜好习自母亲，也兼有母亲对小道消息的品味，他却很小就开始讨厌她。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
很难想象，像凯瑟琳·温德那样一个负担沉重的女人怎么向这个无父的男孩提供他所需的情感教育。但她确实有某些特质是温德可以责怪的。凯瑟琳会找寻自己生存自立所需的一切，她确信自己出自异邦的阿尔萨斯家族，她喜欢摆谱。实际上（就像温德成年后这样确信）她家是“普通人家，……社会地位一点也不显赫。但她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们只是普通工人，所以假装我们家族在德国地位显赫——还有其他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就为了让我们在美国地位更高”同上。。
凯瑟琳自抬身价的手段使全家在困难年代也能设法支撑下去，就靠两个售货员的工资。这甚至也可能潜移默化了温德天生贵族的心态，即便他履行自己深切的民主原则时也会展示出这一点。但在他的童年时代，母亲这种骄傲的明显的结果是，它使温德隔阂于当地其他男孩，她说他们比他低贱。后来他会以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回忆起她的势利。
但让温德不快的，是凯瑟琳对她兄长的崇拜，他与卡斯特卡斯特（Custer，1839—1876），美国著名的骑兵军官，内战时联邦军将领。——译者注死在一起。他不知厌烦地复述这个故事。“我的母亲生于1834年”，他85岁时回忆说。她——16岁（1850年）结婚，从此隔年就生一个孩子，那时美国正在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1890年12月，我三岁生日的前两周，他们杀了塔坦卡·约塔克（坐牛）塔坦卡·约塔克（Tatanka Yotanka，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拉克塔胡克帕哈部落领袖，人称“坐牛”（Sitting Bull）。——译者注。那个月，我的父亲，我的哥哥，还有个小弟弟，都死了。我还记得（比昨天发生的事记得更生动）我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由此发作，直到她死。她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哥哥跑去了蒙大拿，帮卡斯特屠杀印第安人。我三岁时，就开始听她吹嘘，他腰带里装着他杀掉的印第安人的头皮，直到1876年他和一小队白人被抓住。他们的马被杀掉之后，他们站着，印第安人围着他们飞驰，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巨大的圈，然后用箭一个一个地射杀他们。接着把他关起来，剥了他的头皮报仇。尽管温德在叙述他家1890年遭受的一系列死亡时，因其营造戏剧性的禀赋而有些许不实，但大多数都是对的。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当次听这个老人讲故事时，很难摆脱他投射过来的魅力。当他讲的故事快要结尾时，他躺在那张再也不会离开的床上，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看着我，“我尚未梳理的我人生的疑团是，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怎么知道杀印第安人是错的。没有人告诉我。似乎没人告诉，我就知道了。……我的母亲和舅舅认为，他们都该被杀掉——所有所谓的印第安人，美国的土著。为什么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觉得应该去了解他们呢？莫非我生来如此？”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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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我生来如此？”这个问题并非修辞学上的夸张。温德的死正在逼近。他直视着我。他想知道。但谁能说我们生来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学会了讨厌势利、虚荣，以及常常戴着文明面具的野蛮。儿时，他还发现了什么会成为塑造他人生的主题：在印第安人和其屠杀者之间选择前者，鄙视道貌岸然，不情愿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事实上，他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会同情被压迫的和被遗弃的，还要亲身体验被压迫和被遗弃的生活。
“关于我自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小孩，我就这么了解社会。我知道母亲在伪装我们所不具有的社会身份。后来我舅舅跑去俄勒冈，在那儿屠杀印第安人……”温德开始早早地通过亲历者的眼睛来体验伤痛、感受愉悦。
于是他成长为一个孤独者。“当我是个小男孩时，我玩耍”，他告诉我，“但我母亲不想让我和其他男孩一起玩”。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她相信自己社会地位优越，相信他也如此。晚年，温德去掉了他中间的名字“卡尔”（Carl），算是对其母亲小市民气的终忤逆。
因此，温德较少留恋往昔，作为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对故土的依恋是薄弱的，他于是可以开始实践那奇怪的使命。
克劳福兹维尔，这座位于印第安纳州中心偏西的小镇是温德的生长地，人口有六千多一点儿，对男孩们来说好比天堂——某个年龄段的男孩。从他家沿着沃巴什大道步行不到五分钟，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