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资本论（增补版）

　　机器人能替代中医看病吗？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部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卷，第493页。
　　2015年3月18日新华网发表了一则新闻：“中医大白”将成现实：人工智能机器人明年问世。复旦大学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复旦大学团队正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中医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仅将原本依赖于医生主观判断的中医把脉诊断技术精准化，还利用其深度学习能力来分析名中医积累的经验信息，使中医在高科技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
　　这则新闻，引出了一个话题：这个“中医大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像老中医那样为病人搭脉，还能为病人看舌苔、脸色，“望闻问切”，样样在行，能替代中医看病吗？
　　这个话题，也引出了《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关系问题：机器与人的关系，在今天又哪些新进展？
　　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同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意见：“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的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在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开篇，就强调指出：“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论》卷（上），第408页）
　　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由此开始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劳动生产率便大大提高，手工织布自然而然地推退出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引用了培恩斯先生的数据：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每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斯棉纱，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6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在变成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就要吸收2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000个劳动小时。
　　再举一个例子：在1793年伊莱.维特尼发明軋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劳动日。由于有了维特尼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軋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軋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只要花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偿劳动更多了。原来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的成本，现在只要三、五分钱，利润提高了数十倍。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一次专门的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查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25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佣94119人。而到了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佣88913人。可见，五年之后，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5.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
　　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届世界博览会上，一台用蒸汽机带动的自动织布机受瞩目的展品。当时的报纸都说它是“不列颠的财富之源”，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盛誉它“漂亮”。然而，“漂亮”的蒸汽织布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架“发了疯的机器”。蒸汽纺织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同时也抢走了许多手摇纺织工人的饭碗，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力。马克思举例说，英国手工织布工人被机器应用的缓慢过程毁灭了，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5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他引用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的话描述道：“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资本论》卷，第472页。）于是，英国一度出现过工人砸纺织机的现象。
　　比较著名的就是1811——1817年在北、中部工业区爆发的卢德运动。主要是手工工人反对新出现的机器生产和工作程序的改进，因为这些本来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而在他们看来是使他们的手工技术变的无用了，从而影响到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1830年英格兰南部出现了农业工人的“斯文大尉”运动，参加者攻击地主庄园，焚烧草垛牲棚，甚至伤害人身，目的是要禁止使用打谷机，是因为他们认为由于打谷机的使用剥夺了他们在冬天也能工作的机会。日本人阪本胜把《资本论》次写成一部戏——《戏剧资本论》，其中有一场戏，专门描写纺织工人砸纺织机的情景。他们高举锤子大斧，愤怒地猛烈地向那些轰鸣中纺织机砸去，并发出大声的呼叫。
　　这不过是一种暂时出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指出：“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部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资本论》卷，第493页。）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在东印度。
　　工业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工人猛砸纺织机而停止，人类寻找新工具和高效率的步伐也没有停止。机器是一种生产力，用锤子和大斧是砍不掉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明了更多的机器，从机器到机器人，更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指出：“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7—128页。）马克思还指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资本论》卷，第494页）所以，马克思对机器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2014年4月20日人民网报道：“世界工厂”东莞正在掀起“机器换人”投资热潮。2014年，东莞经信局对441家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66%的企业已经在近5年开始实施“机器换人”，并有92%的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两年继续加大投入或准备开展相关工作。通过“机器换人”，淘汰了落后产能，不少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都得到了提高，是企业控制成本的一项重要举措，相应提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以入世丰针织厂为例，以前工人都是用手拉机，在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机器换人”，由原来的一人一机到现在的一人控制8台全自动电脑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几倍。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兆。
　　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分别是：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各自对应着机械革命、电器革命和信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人工智能的解放。有“科学天才”之称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软件工程师沃尔弗拉姆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自然延伸，核心很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它可以极大地延伸人脑的功能，对人类的各种科学发明和进步做几何级加速。”比如，人们可以之制造出一种很小的纳米机器人，利用它们来制药。这是一种智能的要，吃下去会自动帮助你检测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并帮助人们自动修复。
　　现在，再回到本文开头的议题上来：这个“中医大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替代中医看病吗？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诊”，就是观察病人的面目、口鼻、齿、舌苔、四肢、皮肤及精神状态，了解病人的“神”。“闻诊”，一是用鼻子闻，患者的体味、口气、痰涕等是否有腥、臭等带有疾病信息的气味；二是用耳朵听，患者的声音、呼吸、咳嗽、呃逆等是否含有异常的响动。“问诊”，则是询问病人起病和转变的情形，寒热、汗、头身感、大小便、饮食、胸腹、耳、口等各种状况。至于“切诊”，除了人们印象中的切脉掌握脉象外，还包括“触诊”，以手触按病人的体表病颁部分，如对腹部的按压等，都属于“切”的范畴。中医依据自身经验，因人、因时、因地地对患者进行问诊分析。
　　“中医大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是一台机器，是一台高精密度的机器。智能，指感觉和感知，包括记忆、运算、比较、鉴别、判断、决策、学习和逻辑推理等；“中医大白”的发明，是现代科技的又一大成果。它参与中医看病，就象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也要运用B超、DT和验血来帮助诊断疾病一样。“中医大白”为中西医结合治病，增添了一位好帮手。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望、闻、问、切”，采集到的表型数据，如脉搏、肤色等会更加全面，也更加精确，能克服过去中医医生主观判断的不足。机器人在诊断特定病人时，将不再仅仅依据一位医生的经验，而是很多中医在诊断同类病症时的经验，机器人具有深度学习能力，能够学习并借鉴这些经验。
　　“中医大白”给病人治病，我以为，“望”、“闻”、“切”三者，都能胜任。如它有人脸识别能力、病人的气色如何，精神状态如何，嘴巴里有没有难闻的气味，脉搏的跳动次数多少、强弱如何，等等，都可以提供精确的数据。但也有不能胜任的局限，如以手触按病人的体表病颁部分，如对腹部的按压等，“中医大白”则未必能替代有经验的中医；而“问”也者，也未必能对答如流。因为它毕竟是一台机器，虽有人工智能，但与病人交流，自然不及有经验的医生。但它所提供的数据，对中医诊断的针对性更强、处方更为有效。
　　人们都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即机器人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联合国标准化组织采纳了美国机器人协会给机器人下的定义：“一种可编程和多功能的操作机；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具有可用电脑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在日本还有一款更神奇的机器人，名为Pepper。它内置咖啡机，能够根据顾客的心情来自动调配出一杯恰当合适的雀巢咖啡。所以，如果“中医大白”也有这样的了解顾客心情的功能，那么，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可以作出有效的诊断的。
　　不过，“大白”虽然可以帮助中医治病，但不能完全替代中医的望、闻、问、切。因为“大白”毕竟是一台机器人。机器人本质还是机器，而非一位“有感情”的中医。对话、交流，机器人不能替代中医，而且机器还是要由人操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机器人则按设定的模式论治；中医强调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在治疗疾病时可以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原则，而机器人则顾不到这些。因此，传统中医诊治有较强的灵活性，机器人不可替代中医。正像B超显示图像之后，CT采集到的信息之后，确诊病情，对症下药，还是离不开医生的判断的道理一样。
　　我们期待着更多类似“中医大白”机器人的来到人世。
　　《资本论》出版之后
　　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喏你，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的。”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08页。
　　马克思在汉诺威时，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矿业工程师齐格弗李特.迈耶尔的回信中说：“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回信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徘徊在坟墓的边缘。”（《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97页。）迈耶尔原来住在柏林，不久前移居美国。马克思在回信中还写道：“您的那些来信充满了对我个人的亲密的友情。而您会了解，我这同整个世界（官方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人，对这一点是决不会估计不足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97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官方世界”是有所指的。在不久之前，德国首相俾斯麦曾通过一位马克思所不认识的律师——瓦尔涅波尔德转达给他一个信息：俾斯麦想利用马克思的卓越才能和影响为德国政府效力，待遇优厚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马克思并不为之所动。他和恩格斯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家伙的思想方式和眼光的特点是：用自己的尺寸来衡量一切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9页。）尽管马克思当时病贫交迫，缺医少药，为避免思维不受影响而不愿服用砒剂药物，但马克思还是对俾斯麦挥动的橄榄枝不予置理。他继续回到伦敦完成《资本论》一卷的校对工作。
　　不过，马克思在会伦敦的途中，却意外地结识了俾斯麦的一位内侄女。在轮船上，有一位有军人气派的德国小姐，向马克思询问伦敦车站的一些情况。马克思热情地回答了她的提问，告诉她要等待几小时才能上车，并建议同她一起游览海德公园来消磨这段时间。这位小姐告诉马克思，自己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侄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过几个星期。她是一个性格开朗而有教养的姑娘，但在骨子里浸透了贵族气质和普鲁士精神。当她知道她所面对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红色人物马克思时，虽然吃惊不小，但她并未失去和她交往的兴趣。她回到家后，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亲切的短信，以“孩子般的尊敬”向马克思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对“一个未经世故的女孩子”做了种种的照顾，她的父母亲也为她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好人而表示高兴。当然，这段偶遇并没有勾起马克思想和俾斯麦联络的兴趣，马克思只是把这段巧遇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库格曼，然后一笑置之。
　　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用“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资本论》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
　　那么，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出版后遭遇如何呢？这是一个读者迫切关注的问题。
　　《资本论》卷出版后，马克思曾期望他的著作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受到热爱科学的人们的巨大反响。所以，《资本论》卷出版后，他送了一本给达尔文。他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这部他花费了巨大心思的作品的反映，但德国和整个西方社会开始时几乎是一片沉默。2个多月后，在德国的反响并不是意料之中的那样热烈。既没有轰动效应，也没有人提出批评。德国的经济学术界基本上对这本书的出版保持缄默。德国经济界许多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马克思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
　　这不是偶然的。英国、法国经济学术界从马尔萨斯、西尼尔、萨伊和巴师夏以来，正以其自由、平等、和谐的经济学理论来安慰工人阶级，以平息劳动者贫困化带来的怒火。所以，马克思的著作不受英、法经济学术界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对《资本论》既无能力开展学术上的批评，但又不愿意做宣传，所以就采取了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的态度。
　　马克思心中很焦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写道：“对于我的书的缄默使我焦躁不安。我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德国人是好样的。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仆从，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利不理睬我的著作。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外交和成功的秘诀。但是，像我们这些只能活一次的喏你，也许会等不及就死去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08页。）
　　马克思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因为他当时的健康情况的确很差。他的生活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恩格斯和库格曼为扩大《资本论》的影响，做了许多工作。他们争取到许多报纸上刊登《资本论》出版的消息或转载序言。他们甚至迎合时尚，准备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广告，预告要在德国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上刊登关于马克思的传纪文章和马克思的肖像。但是，马克思请求他们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因为这样做有弊无利。
　　等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恩格斯也很着急。他自己动手，自1867年10月至1868年6月，一连写了八篇评介《资本论》卷的文章。其中在1868年3月21日和3月28日的《民主周刊》上发表的书评影响。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成就：“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象一个观察者站在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就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9页）这个德国人就是马克思。这本书就是《资本论》。如此高度而准确的评价，唯有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方能写得出。
　　1869年7月恩格斯又对马克思的传纪的原稿又作了加工，发表于1869年8月2日《未来报》第185号。李卜克内西把这篇传纪转载在1869年8月21日的《民主周刊》第34号附刊上，但删去了一个重要观点：恩格斯批评拉萨尔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马克思哪里抄袭来的，并把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
　　另有两篇书评，恩格斯写成后，分别送给《莱茵报》和《双周评论》，但这两家报纸有眼无珠，居然以“文字枯燥”为由，不予发表。有幸的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学博士施韦泽在他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约瑟夫.狄慈根在《民主周刊》上都发表了评论。马克思承认施韦泽虽然有个别错误，但确是钻研了这部书，并且能理解《资本